周密字号考

周密是宋元之交著名的文学家及文献学家.他博学多识,著作等身,在史学理论、史学撰述、文学批评、诗词创作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建树,在中国文学及史学史上均占有一定的地位.周密一生,所用字号甚多,但因种种原因,导致现今学术界对其字号的使用并不能取得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混乱的状态,亟需作一细致梳理.本文就周密的全部字号依次展开梳理考订,补阙拾遗,以期正本清源,还原其历史的真实原貌.     

萨都刺籍贯新考

萨都剌是元代著名诗人,目前学界多认同他籍贯雁门的说法,但由于这一说法的主要文献依据是《雁门集》所录干文传作的萨都刺小序,而这个序因文献来源不明,错讹连篇,真假遭到学者的质疑。以这个小序之外的五种文献为依据,考证萨都刺籍贯燕山,即大都,而非雁门。     

中唐诗人戎昱籍贯考

戎昱是中唐大历时期有一定影响力的诗人.其籍贯,有“荆南”和“扶风”两种说法,当今学者普遍认同戎昱为荆南人,几乎成为定论.然而,通过充分挖掘戎昱自己的诗歌作为内证,以现存的史料典籍、当今学者对戎昱的研究资料为旁证,戎昱的籍贯应为长安附近的扶风.     

蔡伦籍贯考

公元6世纪初北魏郦道元撰著的《水经注》是祖国历史上不朽之名著。《水经注》不仅记叙了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古代河流,而且兼及当时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因此这是一部经世致用的著作。在河流与水环境状况早已发生巨大变迁的现代社会,进一步挖掘《水经注》中的环境价值和时代价值,理清祖国境内以河流为中心的水环境变迁的原因、特点、历程和演变规律,并从中汲取生存智慧,应是我们当代学人研究这部不朽名著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此,本刊编辑部组织有关专家围绕《水经注》版本校勘、错简订正、研究方法和实践、海外郦学研究和实用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笔谈。以期通过此次笔谈,不仅能够总结《水经注》研究的经验和成果,深化《水经注》研究实践,而且能够为未来《水经注》研究的发展尽绵薄之力。此次笔谈在历史地理学界、水利史界和郦学研究史上尚属首次。     

元曲家孔文卿的籍贯辨析

元代黄溍<溧阳孔君墓志铭>所记载的孔文卿与<录鬼簿>所著录的元曲家孔文卿不是同一个人;平阳在元代一指北方的平阳路,一指南方隶属于温州路的平阳州.<元曲家考略>认为<录鬼簿>关于孔文卿的籍贯记载有误,这一说法有失公允.孔文卿的籍贯在元代平阳路这一地域之内,但具体在何地尚俟确证.     

冯子振籍贯考——兼与易小斌先生商榷

元代著名词曲家冯子振的籍贯共有五种说法,即东海说、攸县说、湘乡说、宁乡说、双峰说,而以"攸县说"最为盛行。然据传世文献及冯子振故居、墓地、后裔等佐证材料,可证冯子振籍贯是湘乡县。     

北宋“三孔”籍贯新考

北宋“三孔”(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兄弟),《宋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编纂的《新喻县志》等称之为“临江新喻人”。但明清的《临江府志》却说他们是临江峡江人,清代《江西通志》和《民国江西通志稿》又称其为临江军新淦人。为此,今天出版的辞书、诗词选本等对他们的籍贯介绍,三说并存,莫衷一是。文献梳理和实地考察的大量证据证明,“三孔”的籍贯是宋时的临江军新淦县,明代嘉靖五年析新淦地置峡江县至今,“三孔”的故乡属峡江县。     

冯子振籍贯考?--兼与易小斌先生商榷

元代著名词曲家冯子振的籍贯共有五种说法,即东海说、攸县说、湘乡说、宁乡说、双峰说,而以“攸县说”最为盛行.然据传世文献及冯子振故居、墓地、后裔等佐证材料,可证冯子振籍贯是湘乡县.     

詹天佑籍贯、出生地之我见

本文针对近年广东在舆论宣传方面关于詹天佑籍贯与出生地的几种不同说法,依据作者所在单位几年来从詹天佑后人及在广州、香港等地图书馆、档案馆获得的大量历史资料,进行客观的考证分析,从而得出“詹天佑是广东南海人(也即广州西关人),生于广东省城广州”的结论。     

字号、商号、商业名称之辨析

字号、商号与商业名称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商事立法与理论上均有不同的看法与见解,且直接影响到相关的企业名称纠纷案的处理结果。通过对各种看法进行分析,提出商业名称是指商事主体在从事商行为时所使用的完整名称,字号与商号涵义等同,均是商业名称的结构性组成部分的观点,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三国演义》作者籍贯研究述评——《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

由于传世材料的匮乏与抵牾舛错，罗贯中的籍贯至今聚讼纷纭，尚无定论。明清以来，主要有五种说法“太原”说；“东原”说；“钱塘”说；“慈溪”说；“庐陵”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争鸣逐渐集中到前两种意见。作为基础研究，探讨籍贯问题的价值与意义不仅在于决此悬案，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推动和深化《三国演义》的整体研究。站在世纪之交，对该课题的学术进程作一番认真的清理总结，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园冶》作者计成的籍贯、后人、家族及镇江住址研究

作者计成的个人资料缺乏,是《园冶》难于理解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有关计成的更多信息。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调查得出：计侨是计成的儿子,计成的籍贯是吴江的盛泽镇,计成与计东、计元勋是族人,计成在镇江的住所在戴公园附近。     

沈惟敬的籍贯家世、生卒年日及其早年经历

万历朝鲜战争期间的册封日本使者沈惟敬在中日外交史上地位突出。近年关于沈惟敬的研究多注重于他的外交活动,对其本人的相关信息鲜有涉及。文章梳理了沈惟敬的相关信息,考证其籍贯为“嘉兴府嘉兴县”,其家世可能为平湖名家“清溪沈氏”;考证其生年为嘉靖十六年（1537）,后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被批准处决;考证其早年曾参加过御倭战事,后来寓居北京。沈惟敬的早年经历与其后来跻身东亚历史舞台有着一定的关系。     

元代散曲家刘时中生平仕历新考

刘时中是元代著名的散曲家,但其生平仕历极为复杂,难有统一定论。元代可供考证的刘时中共有五位,但从年龄、姓名、阅历、籍贯等方面考察,作为散曲家的刘时中应为山西石州宁乡刘时中。古洪刘时中之所以与山西石州宁乡刘时中产生混淆,皆因杨朝英在编著《阳春白雪》时随意标注作家姓名所致,且山西石州宁乡刘时中确实有在古洪生活的经历。考究山西石州宁乡刘时中的诗、文、曲,以及与之交好的姚燧、卢挚、赵孟頫、杨载、张可久等人的经历,可知作为元代散曲家的刘时中生于1270年左右,曾为湖南宪府吏、河南行省缘;1311年入大都,被举荐为翰林待制,其间兼任太常仪礼院博士,后受排挤被贬为浙省都事,晚年辞官归隐,1352年左右卒。     

民营企业对内部非正式组织的籍贯规避——基于珠三角制造业个案的研究

民营企业的非正式组织是由有着相同地域文化背景的生产工人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诉求自发形成的.如果企业中的非正式组织越多时,企业面临非正式组织罢工的风险越低.因此,企业在招聘工人的时候要特别甄别工人的籍贯,并力保工人的籍贯的多样性,从而规避非正式组织发动恶性事件的风险.     

明末流亡日本二遗民朱舜水、戴笠生平考二则

明清之际流亡日本的反清志士朱舜水、戴笠,是学术界研究甚多的两个人物,但其生平事迹仍有疑点。在古文献中朱舜水除号、斋号各有一种记载外,名有三种记载,字有四种记载,令人眼花缭乱,实则名之瑜,字鲁璵,号舜水,斋号溶霜。将其名记为"之璵"、"之璵"者,及将其字记为"鲁屿"、"楚獊"、"楚璵"者,皆属讹误。戴笠赴日时间,在清代的中国文献中,多记于崇祯年间,而日本人东条耕《先哲丛谈续编》将之记为顺治十年(1653)。其后者是可信的。崇祯年间之说,当出于忠于清朝人士的有意假造。     

文化视角下《红楼梦》中人物字号群及其 杨、霍英译研究

中国古人有名有姓有字甚至有的还有号,并且名、字和号意义相互联系。《红楼梦》中有字的人物共14个,其字和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且联系密切;人物的号,在《红楼梦》中包括人物的雅号、绰号和封号,这些号自成群体,文化意义非常深远。对于《红楼梦》中的人物字号群,杨、霍英译有较大差异,但二者译文中人物字号群的文化含义均未得到应有的体现,这给姓名文化的传递造成了一定损失,也给西方读者理解故事情节造成了一定困扰。中国文学著作中的人物尤其古代历史文化名人字和号的翻译需依据文化翻译理论,尽量使其文化含义得以有效传递。     

元代铜权上的回鹘式蒙古文铭文■考

为了对元代铜权上的回鹘式蒙古文铭文进行重新识读,通过利用中、日、俄、德等国突厥语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元史》、吐鲁番出土文书,考证出该词的拉丁字母转写应为“batman(batma)”或“patman(patma)”,汉译作“巴特满”或“帕特曼”,原意为“秤”,后演变为重量单位,主要在宋元时代中亚和吐鲁番地区、蒙元时期的京畿地区以及清前期塔里木盆地边缘各城镇中流行。     

元代铜权上的回鹘式蒙古文铭文()考

为了对元代铜权上的回鹘式蒙古文铭文进行重新识读,通过利用中、日、俄、德等国突厥语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元史》、吐鲁番出土文书,考证出该词的拉丁字母转写应为"batman(batma)"或"patman(patma)",汉译作"巴特满"或"帕特曼",原意为"秤",后演变为重量单位,主要在宋元时代中亚和吐鲁番地区、蒙元时期的京畿地区以及清前期塔里木盆地边缘各城镇中流行.     

从“太原罗贯中”到“两个太原”、“两个罗贯中”——元末罗贯中籍贯近三十年争议论评

元人《录鬼簿续编》一书的发现,《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籍贯才有了明确定论。但自20世纪代八九十年代起,关于罗氏籍贯的争议再起,先是罗贯中太原人误写说的提出,然后是山东学者两个太原的论定,再到近年两个罗贯中的提出。这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很有必要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