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菊之眷·遂初之求·舞雩之风——简析张杖辞赋的哲理内涵

张拭《后杞菊赋》以“杞菊”意象呈现中和之性,表现物我相得的自适心态,其思想深度远远超过了陆龟蒙、苏轼、张未的赋作。此赋中的哲理思致是伴随着作者的审美体验升腾出来的,客体的直观性使其义理内涵具有充足的生成性。《遂初堂赋》视“厥初”为恻隐之心,竭力发明《周易·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之义,指示返求本心的体验践行之道。《风雩亭词》则指出曾点不忠天理之中庸,时时刻刻都下着操存省察的日用工夫。     

《周易·蹇卦》卦名、卦爻辞及卦义的演变——兼论屈原与易学的关系

比较今本、帛书本、楚简本与《楚辞》所及《周易.蹇卦》的"经文",可以发现诸本中该卦卦名、卦爻辞及卦义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应该说明了以上诸本作者在该卦命名、拟辞及卦义理解上的某种不同。屈原《离骚》所及该卦卦名及卦爻辞,既与《离骚》的主题密切相关,也反映出屈原既熟悉易学,但却不拘泥于《周易》,而是根据自己的现实境况对之创造性地加以运用的特点。     

三《易》首卦的宗教内涵

“易”有《连山》、《归藏》、《周易》三种 ,《周礼》云 :“太卜掌三《易》之法 ,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 ,其别则六十有四。”郑玄在《易赞·易论》中说得更加具体 :“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连山》者 ,象山之出云 ,连绵不绝 ;《归藏》者 ,象万物莫不归藏其中 ;《周易》者 ,言易道周普 ,无所不备。三易首卦分别是 :《连山》以艮卦为首 ,《归藏》以坤卦为首 ,《周易》以乾卦为首。艮指山 ,坤指地 ,乾指天。本文试从宗教的角度探讨三易首卦的宗教内涵。　　一、易首卦之意义易卦作为具体…     

先秦两汉礼制兴衰与《诗》义阐释变迁

《诗经》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先秦两汉时期《诗》义阐释体系的建立和解体均与礼制兴衰密切相关。《诗经》文本的形成源于周礼之兴,在编辑、结集的过程中,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对《诗》义加以系统整合和重新解释,于作者意义之外首次重建《诗》义阐释体系。春秋末至秦末,周礼衰败,乐官流散,《诗经》入乐传唱和《诗》义传播工作停滞,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建立的《诗》义阐释体系解体。伴随汉礼之兴,汉儒重建《诗》义阐释体系,在儒家义理框架下,《毛序》视《诗经》为历史文献,常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解读主旨、训释字词,以从整体上把握诗旨,使超越个别篇章的系统化解读成为可能、由于《诗》义阐释体系的两次重建,先秦两汉时期出现了层垒形成的《诗》的三重释义：先秦作者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形成对先秦作者之义的双重遮蔽：     

《雅》、《颂》的时代、性质及其他——由家井真《诗经原意研究》说起

家井真教授是日本汉学领域颇有影响力的学者。本文在充分肯定其诗经学代表作《诗经原意研究》所展现的方法论意义与贡献之后,围绕着铭文与《诗经》的关系、"雅"与"夏"的关系、"客"的历史文化内涵等具体问题,着重分析了该著作在文化阐释中存在的问题与偏差,由此强调了深入了解经典产生时代的社会观念、文化制度对于正确阐释经典内涵的重要意义。     

《白虎通义》是不是章句

本文把“章句”与“传”、“说”、“记”、“笺注”、“训故”、“条例”做了比较 ,归纳章句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分章析句解释古代经典的意义 ;二是紧密依附所阐释的对象 ,不单行。在此基础上 ,论证了“《白虎通义》是汉代的‘皇家章句’说”不成立 ,因为《白虎通义》在著述形式上与章句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其阐释经义的思想方法与汉代经师造作章句时所习行的方法也不相同 ,在本质上 ,《白虎通义》不属于章句之学 ,而属于义理之学。     

试述《管锥编·毛诗正义》的文学史意义

《管锥编》是钱钟书一生学术终结之著,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部经典。其中对《毛诗正义》的批评,以连类共贯、阐释循环、参互比较之法,精妙地揭示出《诗经》美学内涵的丰富性、原创性;管指窥深地追寻出《诗经》的思想意蕴与艺术技巧乃后世文学的祖构,后世各体文学皆在非自觉自知之中存留其遗意;又从《诗经》及其《传》、《笺》和《疏》的考辨与赏析中,顺理成章地抽绎出独具思辨色彩的理论。这两个方面,皆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且其对文献的博综精取、求端讯末之法,也为文学史料学提供了足资尊崇的范式。     

从《文心雕龙·辨骚》看中国文论思维形态

刘勰《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中逻辑严整明晰的著作,但是它的逻辑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的逻辑。《辨骚》篇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显示出,中国传统文论不作形而上学的抽象论证的特色。其理论所阐释的,不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逻辑关系,而是中国传统实践理性思维由技艺和操作环节体验的逻辑关系。这是一种实践理性。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辨骚》作为文学从广义文章向审美性的文学发展的典范树立起来,是中国文论对文学的文学性的一个重要认识。《辨骚》篇在《文心雕龙》中的突出地位,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逐步树立起诗骚并重的文学观念,并且以《离骚》和楚辞的文学性、审美性来阐释《诗经》的文学意义,开拓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新的一页。     

论朱熹对《仪礼》的庶民化阐释

礼者时为大,奠基贵族社会的"三礼"在唐宋社会大转型后有效性逐渐式微。特别是"三礼"之一的《仪礼》,人们能"陈其数",却不能"知其义";能"知其义",却不能"敬守之"。于是,朱熹开启礼学阐释新路径,一改郑玄《仪礼》为"曲礼"的传统"解经""注经"模式,将《仪礼》作为本经,实现礼学庶民化阐释转向;开创"庶民之礼",使大宗法与小宗法并用,礼仪更加从俗、从宜、从简,创新礼仪庶民化标志性的祠堂制度。此次礼学的阐释转向,在宋代礼学史上意义重大,也影响了后世上千年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     

礼乐文化背景下的《关雎》本义

《关雎》"刺诗说""美诗说""祭祀诗说""婚姻诗说"均不符合诗篇本旨,"爱情诗说"虽在一定程度上阐释出《关雎》之义,但并不全面。《关雎》一诗在男女爱恋的表层下还蕴含着"克己复礼"的礼乐文化内涵,同时被广泛应用于周代各类礼乐文化活动之中,这是其仪式乐歌属性具备强大文化影响力的体现。     

《周易·噬嗑》卦的慎刑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周易.噬嗑》卦以刑狱为主题,表达了刑罚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价值,该卦认为刑罚在适用的过程中必须威明并用,秉承中正之道,刚柔相济。《噬嗑》所表达的慎刑思想对古代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于今天的法制建设也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论《公羊传》的阐释策略

本文主要探讨《公羊传》使用疑问句的阐释策略。文章认为，《公羊传》首先预设《春秋》的陈述是真陈述，然后在此预设基础上弥合《春秋》语言字面义和表达义的分离。为此，《公羊传》提出了《春秋》语言的各种原则，并在此原则之下引申《春秋》大义。本文认为，《公羊传》疑问句的转换实际上就是这种阐释策略的主要表现之一，从中可以启发人们思考古代经学语言的伦理特性。     

早期学者对《庄子》文学的评论和阐释

早期学者对《庄子》文学的评论和阐释,主要包括惠子的评论和庄子的自我阐释,刘安、司马迁的评述和阐释,刘向、班固的评说和阐释。虽然此期关于《庄子》文学的阐论并不多,但在整个《庄子》文学阐释史上却具有开头和先导之意义。尤其是庄子对其独特行文体例和表现形式,对其独特表现方法,对其独特创作风格和创作指归的自我阐释;司马迁对《庄子》表现形式和虚构特色,语言艺术和诗性特征,话语特色和审美风格的阐释;刘向《别录》对《庄子》"寓言"之概念内涵的解说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文学史书写与《儒林外史》的经典化

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被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范畴无疑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史中,《儒林外史》经历了由缺席到出场直至经典化的过程.仔细梳理《儒林外史》进人中国文学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与发掘并经典化的过程,对我们理解文学史的编撰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味《儒林外史》的内涵与价值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试论荀爽易学象数学说的建构及其哲学意义

汉末易学家荀爽构建象数学说具有独特的内在逻辑。其乾坤合居说阐释了乾坤与阴阳的体用关系,确立了乾坤的根本地位。乾坤升降说揭示了阴阳爻在乾坤卦体上往来升降皆应合乎各自的本性,升降变易至终极而适切之位,有当往的理想目标。乾坤交通卦变说揭明易卦由乾坤而来,乾坤交而相通、阴阳往来变现出诸卦,六十四卦息息相连,象辞有机一体。透过象数学说的重建,荀氏易学融通了《周易》象辞的联系,树立了《周易》的普遍原理,诠释了易学推天道以明人道、法天道以开人文的天人之学哲学意涵。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新论

本文清理了清代以来《汉志·诗赋略》分类研究最有影响的观点,从题材内容、形式体制、学术源流方面进行探讨。认为:《诗赋略》分类义例出自汉代主流意识的诗学思想,前三种赋可视为风体之赋、雅体之赋、颁体之赋,杂赋一种,附录而已。这是因为赋为“古诗之流”,要“侧隐古诗之义”,因而取法孔子删诗正乐,使“《雅》《颁》各得其所。”这就是班固《两都赋序》论述“孝成之世”向、歆父子校理诗赋“稽之上古则如彼”,给予我们的启示。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周易》古义考

《周易》“今义”凸显的是一种德性优先的人文关怀 ,而“古义”突出的则是阴阳灾变思想。《易》之“古义”由来已久 ,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后 ,由于“今义”被定为官学正统 ,“古义”便逐渐衰微 ,而鲜为世人所知。本文利用新的出土文献 ,对《易》之“古义”的由来与演变进行了辨明和稽考。作者指出 ,西汉以孟、京为代表的“卦气说”当属《周易》古义。西汉“《易》十三家”中 ,起码有八家尚传古义。文章据《淮南子》中的有关资料 ,对帛书《易传》中一直未有确解的“五官”、“六府”、“五正”诸说做出了详细考辨 ,并得出《淮南子》保存有大量《周易》古义资料的结论。作者还依“卦气说”对《淮南子》中先儒一直未明的“八主风 ,风主虫”说做出了新的解读     

《文心雕龙》的《周易》批评

传统上,人们往往视《易》为卜筮或哲学著作,《文心雕龙》却鲜明地揭示和剖析了《易》的文学特点及其文学性意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因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文心雕龙》尊《易》为最能体现宇宙天地精神之经典,为"哲人之骊渊也"。在此基础上,《文心雕龙》取法《易》之"大衍之数",确立了其《文心雕龙》的体制;本乎《周易》的自然之道来建构《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文心雕龙》还第一次精辟地阐释了《易》的丽辞范式,及《易》旨远辞文、言中事隐的美学特征,充分肯定了《易》对规范文章创作的巨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