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媒介转向

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在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层面上面临着媒介转向,文艺理论研究与媒介研究存在可通约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在媒介化转向后的文艺理论重点研究范畴应关注主体及媒介渠道和内容的研究。     

物质性：媒介技术理论化及其与数字媒介研究的勾连——基于媒介理论与STS之比较

文章运用概化关键词的方法,通过厘清“物质性”概念,爬梳关于媒介技术的两种理论范式,及其与当下数字媒介技术研究的勾连。媒介区别于一般物质技术具有的二元性特点,即象征性和物质性,是人类意向与技术物同源共存的连续统一体。媒介理论通过彰显媒介的物质性发展出一种技术阐释的方法,强调作为物本体的媒介具有形塑文化的能动性;STS则通过质疑科学的物质性将技术本身问题化和去本质化,深描技术物与社会实践相互建构的过程。技术阐释与社会建构两种范式的对话推动数字媒介研究领域出现一种物质性转向,具体表现为从软件研究到平台研究、算法批判研究的演进脉络,文章建议关注这一丰富的知识场景,并将其应用于中国社会平台化进程的实证考察中。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空间范式”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理论研究中已经形成了多种范式。从现实社会空间向虚拟网络空间的“空间转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新范式的形成提供了崭新的空间条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快速发展也为其“空间范式”的提出进行了必要的知识积累。“空间范式”凸显马克思主义公共性理论和社会空间理论的理论特性,旨在透过“空间”的维度,发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空间范式”的提出对于进一步凸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学术旨趣,凝聚学科共识,培育知识信念,整合学术资源,建构更加专业的话语体系,形成一个影响广泛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媒介即模型：“人—ChatGPT”共生自主系统的智能涌现

以大型语言模型(LLMs)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在物质技术、内容模态、组织制度与媒介性四个面向上对当前的媒介理论构成了挑战。在海德格尔的“媒介即语言”、曼诺维奇的“媒介即软件”的基础上，大型语言模型之后的媒介理论变革可以进一步通过“媒介即模型”来阐明。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中，“媒介即模型”意味着一切软件都会被接入大模型进行改造。这一观点为媒介理论注入了面向机器学习时代的新解释力。在“媒介即模型”的理论视野下，所有人类行动者都参与到了一个共同信息库的编码之中，并和其他过去的、同时的，或将来的交流行动者共同塑造一个共享的社会信息系统。作为现代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知识生产制度之一，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范式也将从内容模态对现实世界的知识表征，转向语言模型对现实世界的计算生成。从更一般的社会科学知识论层面来看，“人—模型”之间相互叠加增强的交互方式预示了“人—模型”共生自主系统的崛起，并进一步涌现出群体智能，这是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社会认识论转型的关键。     

“领域化”理论范式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和前景

“领域化”理论范式在西方语境中已有较大发展并被广泛使用,但在中文语境中却局限于政治地理、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研究中,在人类学学界中并未获得足够关注。梳理“领域化”理论范式产生的背景（即空间的社会属性研究转向）、发展现状以及在人类学中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相关研究存在中英文互译和东西方社会性空间观差异的问题,而这正是人类学可为之突进的方向。此外,全球化中多维度、多尺度复合空间的领域化耦合以及领域空间内容和属性的研究,也同样是人类学应当关注和讨论的议题。     

民国保甲制度研究范式述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于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范式：阶级分析范式，“内卷化”范式，“国家与精英合作”范式。由于所使用的研究范式的不同，学者们的论述存在较大分歧。就保甲推行后对国家和乡村的关系而言，这些论述又可分为严密控制论、不能控制论和有限控制论三种主张。梳理和评析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范式，不仅是推进民国保甲制度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有助于理解民国乡村政治史的学术脉络。     

论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使命

党的二十大庄严宣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谱写新篇章的神圣使命。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立足全球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重大哲学主题。“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必然带来一系列深刻变革。一是中国化主旨议程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主旨将从原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应用化”转向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话语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研究使命的变革,从当年转向当代,聚焦和把握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全球大变局的伟大时代实践;三是研究主体的变革,从“学徒状态”转向“当代作者”状态;四是理论溯源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方式的变革,中国传统哲学与原初马克思主义一道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从碎片化、抽象继承法转向整体性、历史性梳理范式;五是研究范式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单一视域、单一范式、单一路径转向多元范式和复合创新体系,在推进理论创新中努力形成以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旨的协同创新体系。     

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与范式转换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上重问题探讨、轻理论构建;研究体系上重学术自生、轻学科交叉;研究方法上重定性思辨、轻实证分析。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发展应实现范式转换:由经验总结转向理论创新、由注解论证转向批判反思、由学术独创转向学术开放、由“一种语言”转向“两种语言”。     

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及其对廉政建设制度实践的启示意义

新制度主义在当前制度研究领域居于主流地位,其有别于设计和追求美好制度体制的旧制度主义,并在批判"低度社会化"的政治学行为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对新旧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发现,存在着行动者从缺席到复归的发展脉络。新制度主义内部存在诸多分歧,但这些基于不同本体论、认识论的分支学派却共同关注于制度中的行动与理念因素,新制度主义之理论内核即为重新发现并诠释制度与行动者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新制度主义对行动者及其理念的关注使其超越了结构与行动、制度与观念二元对立的思维,不仅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革命意义,也增加了制度主义进路的解释力度与范围;不仅使制度研究更加接近于真实的制度世界,也在弱化制度刚性约束的同时,增强了个体对制度规范的认同与承诺,最终提升制度实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为分析当前廉政建设制度实践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并对构建新的廉政建设制度空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城市社区研究中的国家社会视角:局限、经验与发展可能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基层研究开始关注邻里空间,许多研究者运用国家—社会范式来研究邻里。基于相关实证研究,本文力图揭示国家—社会范式在中国城市变迁研究中的局限性,尤其是对嵌入于特定邻里空间的利益与目标各异的行动者进行分析时的局限,认为在邻里研究中应更多地强调行动者分析。     

论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社会变革主题转向现代化 ,中国近现代史学中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不断受到挑战 ,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在“革命”的传统范式之外出现了“现代化”这个新范式。从现代化的视角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所经历的社会巨变进行深刻反思 ,弄清社会革命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主题、中国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脉络 ,并为中国革命史研究走向深入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构架。社会革命是社会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社会革命是指先进阶级运用暴力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统…     

“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生成与转向：顾颉刚的思路及困难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建立了20世纪传说故事研究的范式。1924年《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与1927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显示了其研究由生成到转向的过程。1927年后，“地域因素”成为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重点，这一转向背后隐藏着观念的转变，传说之流传方式及文学审美给顾颉刚造成的困难使他的学术宏愿落了空。     

中国媒介环境学现状研究

我国对媒介环境学的关注是从对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引进和讨论开始的。目前世界各国在媒介技术应用上趋于同时化,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媒介环境学研究的发展轨迹进行追溯还原,回顾学界对西方媒介环境理论的学习、引介和模仿的历程,对国内学者的媒介环境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大数据的媒介环境和时代背景中,审视媒介演化理论和媒介技术生态观念的影响,为媒介环境学的研究和应用做出学术思考。     

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研究的选择

文化产业的发展让文化研究必须作出相应调整,文艺产业化、价值评判的商业化、研究平台的媒介化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文化研究被吸纳进文化产业运作流程,成为传媒产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之一.生产化、消费化正在改变文化研究的原有路径,学术中心向媒介转移.引导文化研究的产业、媒介转型在于开拓多元化的研究范式,保持文化研究的开放性和反思性.既要开拓理论视野,加快文化研究的理论转型,也要积极参与文化生产,建构独立的话语平台.     

文学与文化联姻:文化研究及其权力流转

文学与文化联姻,是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特色,由此产生出一种可名之为"权力流转"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相互交融的理论形态.依据对文化不同的理解,联系特定的社会历史情状,可以分为哲学本体论、审美本体论、文化本体论等三种权力模式.第一,文化研究的多元立场、知识阐释解构了本体论,形成了知识型文学理论的权力.第二,通过交流创造理论范式成为文化型文学理论的权力模式,权力流转于反思与元理论之间的博弈中,并已潜入理论地表.第三,文化研究增强了文学理论范式的灵活性、开放性、实践性,为重新赢得社会影响力打开了思路.但是,范式的流散化、随意性使得一时间很难取代元理论体系的优势地位,"文化"与"文本"的异质同构是未来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中西文论对话与理论创新——论刘庆璋的“文化诗学”构想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始终是在与西方文论前沿的互动对话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话题,进而完成自我理论更新。对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引入,便同样是本土语境中“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转向”这一文论模式“内—外”更迭后对西方前沿思潮的吸纳、改造与升华。“文化诗学”作为世纪之交中西文论的一次“典型性”异质文论间的跨文化对话,不仅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于现实文化困境中的理论突围,还是刘庆璋等文论家试图于中西文论互动对话中变革更新当下文艺理论范式的时代选择。     

对熊彼特创新理论复兴的述评

本文阐释熊彼特创新理论复兴的时代背景,从企业家理论、技术长波、创新集群等角度剖析熊彼特创新理论复兴的学术脉络.并基于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复兴这一现象进行简要评价.     

论新质生产力研究的经济学思维

“新质生产力”思维概念,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的理论范式,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范式,运用于对新时代新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在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学理论范式中,对于“人”的概化具有特别重要的认识论和逻辑自洽性意义。“人”的概化,不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含人与人的关系,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新质生产力经济学思维所概化的“人”,从“经济人”“组织人”演化产生了“智能机器人”。当新质生产力研究接受数字化人工智能的经济学思维时,主流经济学将发生颠覆性的范式变革。对生产力的“质态”关切,超越对生产力的“量态”关切,是新质生产力重要的经济学属性。经济学的范式变革,须将长期性、未来性、存量性、多元性等因素也纳入观察研究体系,这是域观经济学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的逻辑基础,可以引导现代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体系,更科学地研究新时代、新世界所产生的新现象。     

本体论:从阙失、错位到重建──对本世纪西方诗学格局的一点动议

本交通过对本世纪西方诗学格局的横向扫描，揭示了本体论阙失与错位的学术背景及其理论错误；同时，对如何重建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进行了思辨性的梳理和论证，以期从哲学出发重建文学本体论的理论话语。     

蒯因的本体论

蒯因的本体论陈波蒯因（Ｗ．Ｖ．Ｑｕｉｎｅ），曾被誉为继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后“影响最大的在世哲学家”①，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对本体论的关注是一贯的。他运用量化理论或一阶逻辑作工具，提出了“本体论承诺”这个新概念，并提出了“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项的值”、“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