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困家庭青年就业与收入的实证研究——基于西部三个城市的微观数据

本文基于中国3个城市,3394个住户的微观数据,测算了低保家庭20～35岁青年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差距。本文主要的发现包括(:1)在小时工资的差异中,贫困家庭的青年的预期小时工资仅仅相当于非贫困家庭同龄人的45%,分解的结果表明,家庭背景造成了差距的58%(;2)在综合考虑了就业机会不同的前提下,利用Two-Part模型计算发现低保家庭青年的预计月收入平均只相当于非低保家庭同龄人的1/4,一个低保家庭的终身收入在现有的条件下,平均要低于非低保家庭20万～30万元(;3)中国城市贫困存在代季传递的情况,大约仅有35%的贫困家庭后代能够跳出贫困陷阱。     

收入不平等孰甚:地区间抑或城乡间

本文认为泰尔指数分解先后次序会影响我们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判断,先按城乡分解后按地区分解倾向于夸大城乡间收入不平等,先按地区分解后按城乡分解则倾向于夸大地区间收入不平等。为此,本文同时采用两种分解过程,并提取了纯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和纯城乡间收入不平等,从静态角度分析孰轻孰重问题。然后沿用并扩展了Mookherjee和Shorrocks给出的研究方法从比较静态角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变动进行分解,考察收入不平等增量中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变动与城乡间收入不平等变动及人口流动等因素的贡献。研究结论表明:城乡间收入不平等较地区间收入不平等更甚,它与总收入不平等变动具有很强的同步性,在总收入不平等变动的4个阶段中,城乡间收入不平等变动在总收入不平等变动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弱于城乡间收入不平等,但它基本上呈单调递增的特征,累积效应明显;另外,目前城乡间人口流动倾向于推动收入不平等的上升,而地区间人口流动有助于收入不平等的缩小。     

我国居民收入公平度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从代际公平的角度，运用2010年-2021年CGSS数据库的数据，在兼顾机会平等和摆脱贫困的情况下，测算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公平度以及分解各因素在不公平收入差距中的贡献。研究结果发现：（1）绝对贫困线下收入差距中有20%左右是不公平收入差距，且占比在逐年缩小；50%相对贫困线下不公平收入差距占比较高，甚至有年份超过60%，且占比呈扩大趋势；（2）农村不公平收入差距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均大于城镇，但农村不公平收入差距近年来有所下降；（3）男性总收入差距低于女性，但是不公平收入差距在2015年之前是女性大，之后转为男性更大；（4）绝对贫困线下机会不平等是引起不公平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其中户籍和父亲职业占比最大；50%相对贫困线下摆脱贫困是引起不公平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由此，为减少居民不公平收入差距，政府应重视相对贫困治理，加快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拓宽农村居民的就业渠道。     

经济转型、非正规就业与城镇增长的穷人受益性

本文在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基于穷人受益型经济增长的分析思路,讨论了1988～1995年和1995～2002年期间,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城镇贫困状况变动的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表明,两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都以扩散效应的形式惠及穷人,富裕人群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要高于穷人;并且在后一个时期中,穷人受益的程度更加高于前一个时期。在Sharpley分解的基础上,本文还根据收入构成对分项收入惠及穷人的程度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在1995～2002年期间,来自非正规就业的收入的穷人受益程度相对较高,并且成为这一时期穷人受益总指数高于前一时期的主要原因。     

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1986～2017年

以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86～2017年每年2万多户的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为基础,本文研究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问题。研究发现:(1)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收入流动性一直在下降,根据不同指标的测度,下降幅度约14%～21%;(2)基尼系数从1986年的0.37缓慢上升到2000年的峰值0.42,再逐步下降,最近几年稳定在0.33左右,收入流动会使得长期基尼系数下降10%～25%,但收入流动在缓解长期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在下降,由于流动性下降带来的长期贫困问题需要关注;(3)对不同角度的影响因素相关性讨论发现,政府补贴、家庭禀赋(劳动力或土地)、学校教育、社会资本(党员身份或干部身份)等均有利于提高收入,实现阶层跃迁,但相对于2002年之前的市场化前期,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断下降,越来越难以带来阶层跃迁,而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回报在快速上升。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理解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及与其相关的收入分配、阶层固化等重要问题有一定的意义。     

流动人口自雇的决定机制及收入差异

除工资雇佣外,自雇(包含有雇工自雇和无雇工自雇)是流动人口重要的劳动参与方式. 本文基于2016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考察了自雇的决定机制,并从平均和非线性维度分别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无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测度了不同劳动参与方式之间的收入差异.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教育有利于流动人口有雇工自雇而无助于无雇工自雇,男性较女性更容易产生自雇,户籍并不会明显影响自雇;专业技术人员并不倾向于自雇,而服务业中的非技能劳动力自雇可能性更大. 2)流动人口有雇工自雇的平均收入水平最高,其后依次为无雇工自雇和工资雇佣;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流动人口自雇与其他劳动参与形式的收入差异越大. 3)相对于工资雇佣,流动人口两类自雇的收入均随收入水平上升而递增,且有雇工自雇引致的收入差异更大;不同劳动参与方式间的收入差异主要源于个体间的条件(禀赋)差别.     

流动人口自雇的决定机制及收入差异北大核心CSCDCSSCI

除工资雇佣外,自雇(包含有雇工自雇和无雇工自雇)是流动人口重要的劳动参与方式.本文基于2016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考察了自雇的决定机制,并从平均和非线性维度分别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无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测度了不同劳动参与方式之间的收入差异.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教育有利于流动人口有雇工自雇而无助于无雇工自雇,男性较女性更容易产生自雇,户籍并不会明显影响自雇;专业技术人员并不倾向于自雇,而服务业中的非技能劳动力自雇可能性更大.2)流动人口有雇工自雇的平均收入水平最高,其后依次为无雇工自雇和工资雇佣;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流动人口自雇与其他劳动参与形式的收入差异越大.3)相对于工资雇佣,流动人口两类自雇的收入均随收入水平上升而递增,且有雇工自雇引致的收入差异更大;不同劳动参与方式间的收入差异主要源于个体间的条件(禀赋)差别.     

基于行业环境风险感知维度的中国企业国际扩张与绩效关系研究——兼论企业所有制形式的调节作用

企业的国际扩张与国际化绩效一直是国际商务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在国际化扩张中最大差异之一则在于其所有制形式。本研究从中国企业所有制独特特性出发,实证检验了中国企业所有制形式对企业在国际扩张中行业环境风险感知、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进入模式的绩效差异。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国际化扩张进程中:(1)行业环境风险感知对国际进入模式选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2)所有制形式对企业的行业环境风险感知与国际进入模式产生重要的调节作用;(3)不同进入模式对企业的国际化绩效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暂时收入真正影响消费吗?--来自中国农村居民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分析了弗里德曼对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分解方法的不足,并提出了一种合理的分解方法,即将当期收入对人均GDP回归,用拟合的收入作为持久收入,用残差作为暂时收入。这种方法得到的暂时收入与持久收入正交,均值为零,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显示其为平稳序列,因此,它很好的刻画了暂时收入的实质。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暂时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但不同省市,暂时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相差很大。经济发展状况和消费习惯是影响暂时收入消费份额的重要因素。     

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绝对与相对变动——兼论相对贫困线的设定

借用非参数核密度方法,本文利用历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分组数据,绘制了农村最低收入户的绝对和相对收入分布图,详细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变动状况。研究发现,在农村绝对贫困逐步得到缓解(但最贫困人口数量似有所上升)的同时,相对贫困状况日趋恶化;贫困人口持续减少的"表象",主要是由于其测度标准即贫困线绝对值长期保持不变,或其增幅阶段性放缓造成的。换言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正是由于测量贫困的相对数值相应地下降,才保持了贫困率的逐步下降。对此,本文建议重视相对贫困问题,设定"相对贫困线"为贫困度量的另一把尺子,以便有效促进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贫困减少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基于时序数据

基于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以1981年～2004年贫困发生率、基尼系数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等相关指标,从时序雏度考察贫困人口的变动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长期协整性: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基尼系数能够预测贫困发生率的变化,反之不能成立;误差修正模型显示,贫困发生率对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为正,对基尼系数的弹性系数为负.且前者大于后者.由此认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是促进贫困减少的影响因素,收入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贫困减少,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积极效应大于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减少的消极效应.因此,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时期,确保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努力缓解收入差距是贫困减少的有效途径.     

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收入的户籍歧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数量剧增,然而农民工却长期遭受着方方面面的歧视。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农民工和城镇职工之间明显的收入差距。但是,收入差距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歧视,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本文以2007年CHIPs(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为基础,使用4种方法分解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工资差异,考察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程度,重点突出指数基准问题对分解结果的影响。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2007年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依然存在对农民工明显的工资待遇歧视,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工资差异中的36%无法用禀赋差异解释。本文还强调工资收入歧视并不是检验户籍歧视的唯一指标,准确判断户籍歧视需要更广阔的视角。     

联合国IFAD中国项目减贫效率测度——基于7省份1356农户的面板数据

本文采用准实验研究方法,设计了干预组和对照组及样本容量,构建了项目前后两个时点1356户的大样本面板数据;采用农户资产指数和农户贫困指数两个稳定的贫困代理指标,以过滤时间效应的测量误差;采用双差分、倾向匹配得分和面板回归等多种方法,定量分析了联合国IFAD项目对农村减贫的净贡献。研究表明:(1)IFAD项目对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贫的作用是显著的,9省份项目实施期内有387646人摆脱了贫困;(2)IFAD项目干预对农户总资产和农户贫困指数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3)IFAD项目对提高贫困人口赋权和妇女地位、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率、自然资源、环境和风险抵御能力也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对我国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启示与借鉴。     

中国地区间收入差异变化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国内价值链视角的分析

利用Theil指数测算了1995年至2012年中国地区间收入差异.结果显示,2003年后地区间收入差异开始不断下降.本文利用反映加工贸易的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建立了地区间收入差异的结构分解模型,分析了地区间收入差异下降的原因.结果表明,投入结构的变化有效降低了地区间收入差异,而最终需求的变化大幅加剧了地区间收入差异.进一步研究表明,国内需求规模的扩大、地区间中间品贸易往来的加强、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人口迁移是地区间收入差异下降的最主要因素.本文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异,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拉美国家社会问题面面观

拉美地区的社会问题有其历史根源,但一般都与劳动就业,与教育、收入不公,与家庭、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这些原因有直接关系,而1980年以来拉美的债务危机、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又大大加剧了这些社会问题,以至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爆发出来。贫困和失业相互交织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拉美各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从拉美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经济快速发展和财富增多不会自动导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贫困现象的缓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拉美各国普遍出现了贫富两级     

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

本文采用GE指数及其相应的分解方法 ,从转移性收入的角度对当前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行分析。本文的分析框架主要分两部分:一是运用GE区域分解方法 ,比较各区域包含转移性收入和不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的两组收入不平等值的差异 ,以分析转移性收入对各区域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二是运用GE收入来源方法 ,通过转移性收入和其他分项收入对总区域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的比较 ,分析转移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现阶段的转移性收入并没有成为缩小收入不平等 ,尤其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手段 ,相反是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区域差异与结构变迁:中国1978～2016

本文从理论模型、实证方法和中国案例3个角度解析经济结构变迁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显示,结构变迁会导致不均等的上升,但随着结构变迁的完成,不均等趋于下降至消失,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论文接着推导出一种基于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将不均等的变化分解为由结构变迁引起的结构性成分和其他因素引起的集中性成分。这些理论和方法可以用于探讨任何国家地区任何时期任何性质的结构变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将该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中国省级的产业人均增加值数据,结果表明,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结构变迁带来了中国区域差异的上升,但结构性成分呈减弱的趋势,近年已经基本消失。这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推断,也与中国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结构变迁顺序及时点相吻合,同时意味着中国目前正在开始的服务业化转型,有可能再次带来收入分配的恶化。就实证发现而言,中国的区域不均等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短暂下降,接着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且结构变迁的作用先扩大后减弱。有意思的是,结构性成分与集中性成分在大部分年份里相互抵消,且结构性成分在不均等上升的年份里起到主导作用。从3个产业分别看,农业发展一直对不均等起到减缓作用;制造业发展虽然多年引起收入分配的恶化,但其影响一直在下降,近年来已经成为减少不均等的行业;服务业发展一直带来区域差异的上升,其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不断强化,近年已经超过其他两个产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年中国收入分配的改善不是结构性的,所以不一定能持续。综合这些发现,本文建议政府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不均衡问题,以防止不均等的恶化或反弹。     

第九讲 在Excel上建立材料计划成本管理系统

用计划成本核算材料对材料成本的控制与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所用按当月或上月月末成本差异分配率分摊差异的方法各有不足之处。本文在计算机环境下,采用综合以前结存和本批收入材料成本差异的移动成本差异分配率分摊差异这一新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     

农户收入差距及其根源:模型与实证

基于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住户调查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和Bootstrap技术,研究了中国农户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多元而复杂,既有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产和社会资本等微观因素,也有产业差异、区域分割、制度与政策等宏观因素。其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产、非农就业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而社会资本、金融负债、制度与政策、区域发展水平等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就结构性收入分解看,不同的收入来源,其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不同的影响因素,其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也存在差异。其中,基础教育体现出的人力资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全面性的;其余诸变量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是结构性的,仅仅通过部分收入来源对农户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障碍和对策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指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把自己所持有的流动性较差、但具有未来现金收入的住房抵押贷款汇集重组为抵押贷款群组,由证券化机构以现金方式购入,经过担保或信用增级后,以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的融资过程.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将原先不易为投资者接受、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现金流入的资产,转换成可以在市场上流通、容易为投资者接受的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