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在1986年和1986年之后(下)

下1986年之后评价尺度的缺失讨论1986年以后的中国诗歌，首先必须面对诗人一作者特定身份的失去以及作者／读者系统的瓦解。在以往，作者与读者的身份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文学作品的价值依赖读者的阅读才得以实现。萨特指出读者的再创造“将会跟第一次创造一样新鲜，一样有独创性”⑤。然而在1986年以后的中国，已经极少有人愿意充当诗的读者。既然自己很容易地也能当个诗人，何必要作无名无利的读诗者？作者／读者系统的瓦解使写诗与读诗之间的区别被勾销了，处于平等地位的诗人与读者有了随机转化的可能性。这一现象的出现将以巨大的冲…     

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综论

本文对中国 4 0年代“新生代”诗歌的成因、嬗变、美学倾向、历史贡献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分析。作者认为 ,“新生代”诗歌冲破了外部环境的压迫和内部的限制 ,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创新 ,在“新诗现代化”进程中迈出了一大步。这既表现在与世界现代主义潮流的贯通上 ,又表现在与中国社会现实和诗歌传统的紧密结合上。可以说 ,“新生代”诗歌是中国新诗在艰难曲折中深入发展的标志 ,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总体上实现突破和走向成熟的标志。其价值意义不可低估     

传统的变革与超越——诗歌运动十年(1976—1986)

导言:十年来的一件大事当我们置身于艺术之外看十年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诗歌现象,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对它作出高度热情的评价;而当我们情绪趋于冷静,置身于艺术之中进行观察,我们的评价会出现截然的背反。这是一个发生在复杂的历史时期的复杂的艺术现象。从一个意义上看,它有不可企及的价值;从另一个意义上看,甚至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判断。事实也许就是如此: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前后兴起的诗歌运动,对于中国新诗在当代发生的巨变而言,不过只是一个序曲。     

上海—台北—海外: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种路径——百年中国新诗史中的百岁诗人纪弦

纪弦半个多世纪上海—台北—海外的创作构成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种路径,也开启中国新诗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上海沦陷时期,他以"诗领土社"的活动聚合起南北诗坛,突破"京""海"对峙,使现代主义诗脉得以延续,而殖民政治的高压强化了他的现代主义诗艺探索。1950年代,纪弦在台湾发起中国新诗史上成就最大的现代诗运动,会合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本土的现代主义诗歌传统,各诗社的论争推进了诗人们在"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的文学空间中各有个性的探索,在追求思想自由中对现代和传统的沟通,突破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宰制,延续、丰富了"五四"后中国新诗的传统。而他的海外生涯,使其现代诗主张在冷静的回顾和反省中更为开放,其现代诗创作的生命力也得以全面展现。     

1986年的蒲松龄研究综述

1986年,蒲松研究在资料整理、专著出版、论点多样化诸方面,均取得一些进展。一、蒲松龄著作及有关资料的整理、出版:1、《蒲松集》(新一版)1962年8月,《蒲松龄集》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编所编辑出版,路大荒先生整理.1963年路大荒先生根据新发现的《聊斋偶存草》等珍贵抄本,增补了《蒲松龄集》,是为二版。其增补诗歌,做“附录”。1986年4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蒲松龄集》,因原整理者路大荒先生已去世,该书重印前由蒲松龄纪念馆盛伟做了一些校勘工作。     

“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尝试”——胡适的诗学及其艺术实验

早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黄遵宪等人就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意欲发动一场诗歌运动.但是他们对诗歌的改良,只是试图将新的思想,新的名词装进旧诗词的艺术形式中,或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却没有认识到诗歌语言和文体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戊戌后的文坛,虽然出现了一些鼓吹革命,高扬自由平等的具有新思想的诗,但现代意义上的新诗并未出现.“诗界革命”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和新诗运动提供了借鉴,这个借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须从“文的形式”入手,改变诗歌的语言和文体,从根本上铲除旧文学的“妖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他一系列理论主张切入了文学形式的改革.文的形式的大解放,一举摧毁了“已死的文言”的大厦和僵硬的文体的躯壳,使“丰     

王韬诗歌中的“新意境”

在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倡导中,"新意境"是重要的构成因素。王韬对"新意境"的追求是开风气之先的。王韬诗歌中的"新意境"主要表现在《蘅华馆诗录》中的酬赠诗和海外诗两类作品中。尽管王韬诗中的"新意境"在他的全部诗歌中还是很有限的,不及后来黄遵宪表现的丰富,但毕竟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对"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意象派运动采用文体改良方针的原因及结果

意象派诗歌运动是世界诗歌的现代运动的重要部分,也是西方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尽管意象派的激进派进行的"自由诗革命"中有一些激进行为,但其在总体上是反对诗的过度散文化、诗体的极端自由化和诗的语言的极端世俗化的。意象派运动采用改良方针,是由它所处的生态决定的。它在文体及诗体上采用改良方针,较为完美地完成了英语诗歌由传统向现代、英语诗体由律化向自由化的转型。意象派运动没有使英语诗歌产生新旧诗的"断裂",自由诗革命的结果是产生了自由体诗而不是自由诗。     

新时期诗歌漫议

(一)十年,稍纵即逝,新时期文学转瞬走过了十多年的历程。当我们回顾新时期诗歌的发韧期,自然会想到那震荡人心的“四五”运动中那气壮山河令人昂奋的诗海了。无疑,这诗海对摧垮“四人帮”起到了先声作用,推动作用。同时,它也成为新时期诗歌发展的开端。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经过十年历史的积淀,再来审视这些诗篇,也许会觉得这些诗从总体上看,有些粗糙,     

中国新诗的唯美主义潜流——从1919到1949

一般认为,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诗歌在外国诗歌的影响下摆脱中国传统诗歌的历史;其实,中国新诗的历史也是中国新诗不断唯美化的历史.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显在运动中,中国新诗始终涌动着一股唯美主义的隐在潜流.唯美主义因素的不断作用,使得中国新诗在"为人生"与"为艺术"之间获得一种较为合理的张力,从而也使得它没有成为纯粹的宣传工具,并在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后仍然保留其永恒的诗学价值.     

泰国华文诗歌创作中的中国诗性智慧

泰华诗歌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五四新诗、台湾现代诗和大陆朦胧诗等影响,但就其精神内核来看,在泰国华文诗歌的汉字书写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美学精神,蕴藏着属于中华民族传统的诗性智慧。其中,儒家诗教观念是泰华诗歌意绪表达的内在支撑,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是泰华诗歌言说方式的审美追求。泰华诗人对中国诗学传统的承续并不是僵化的。尽管说泰华诗歌创作中明显地体现出中国传统诗性智慧,但并不等于说包括泰华诗歌在内的泰国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大陆与台湾诗歌的逆现象

世界的艺术思潮有一个东西方的逆向展开的现象.就中国新诗而言,大陆和台湾诗歌也在逆向展开,其中心轴在守常和先锋,这是一个民族诗歌历史的分化.去掉诗的守常倾向,就会重复台湾诗歌走过的弯路;去掉诗的先锋倾向,就会重复大陆诗歌走过的弯路.     

从新月派的节制情绪到新生代的冷抒情

诗是主情的。但在中外诗史上，都有主张对情感予以控制的诗歌流派。在西方诗史上，从19世纪初浪漫诗歌的主观抒情到30年代开始出现的诗由主观抒情向客观化描写的转化，直到本世纪初艾略特极力主张的非个人化诗论，形成了诗歌艺术表现的新潮流。在我国新诗史上，新月派在艺术表现上节制情绪，倡导新古典主义诗风，直到80年代中后期，新生代（又称第三代）诗人举起客观主义旗帜，在艺术表现上主张冷抒情，同样形成了诗艺发展的新流脉。从新诗现代化角度探讨新月诗派和新生代诗人这方面的艺术特色，无疑是有意义的工作。反叛自我表现新月和新生…     

浅析唐宋诗歌中酒的意象群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在唐宋时期达到了鼎盛。纵览那几十万首的诗词,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有一类便是“酒诗”。诗中有酒,酒中有诗,诗中总有一股浓浓的酒香。诗人借用同一意象———酒,表达出迥异的情感。     

"以天下为己任"诗风之开启——北宋景祐三年朋党事件中的诗歌写作及其诗歌史意义

景祐三年(1036年)是北宋诗风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围绕这一年朋党事件的诗歌写作,第一次使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在诗歌中得到了集体性的呈现."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一方面从整体上复苏了诗歌中的政治讽喻精神,形成了以诗讽喻、以诗议政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促使诗人以超脱的姿态面对仕途起伏,为贬谪诗歌带来了积极达观的面貌,从而将诗歌正式引上了庆历诗风的轨道,并深刻影响着后来诗人的写作.     

新时期诗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

新时期诗歌对传统文化有继承又有超越,各诗派的超越有不同表现:现实主义诗派丰富了表现手段,为古文化注入了新内涵;东方隐逸诗派对儒道“天人合一”给以更新,创造了“灵”美的新境界;朦胧诗派为古老神话注入现代人意识;“新生代”诗人则使古文化翻新,创作出了标新立异的口语诗和“感觉诗”。     

从诗界革命到南社:新古体诗的蜕生

在白话文学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的现代,古体诗仍然拥有为数不少的作者与读者,这种诗体或被称为"旧体诗",我们姑且称之为"新古体诗"。它是在文学转型过程中逐渐从古典诗歌中蜕生出来的既异于白话诗,也不同于古体诗的新诗体。诗界革命之"新学诗"、"新派诗"、"新体诗"分别从传统学术层面、表现事物与语言层面、审美层面对古典诗歌进行解构;而南社诗歌则是古体诗歌转型过程中的又一次调整,其表现为有选择地整合传统与西学,确立诗歌的现实针对性与功利性,使古体诗在古雅表象下实现气质上的平民化。民国以后随着新学制的确立与普及,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死文学"的恶谥,使古体诗处境维艰,但经过文人学者、政要、以及其他古体诗爱好者的坚持,古体诗蜕生为一种新诗体。     

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的迁移

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萌芽、发端于梁启超和王国维,后经"五四"、初期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20世纪30年代诗歌大众化运动,到40年代逐渐经历了一个抽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迁移过程.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有两个相对的发展路数:一个是王国维--胡适--文学研究会诸人--蒲风(半个)--臧克家--艾青等一路,另一个是梁启超--陈独秀--早期普罗诗派--创造社转向作家(郭沫若、穆木天、冯乃超等)--瞿秋白、周扬等一路.中国的现实主义诗学形态是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第三种诗学形态".     

两岸诗歌语言的差异及其成因

诗歌的语言表达有两大系统,一是意象性,一是音乐性.在台湾,在这两大系统里,分别达到最高境界的是洛夫和余光中.目前,在大陆,在许多中青年手里,在生命意识和语感的幌子下,口语诗已经蜕变成了"口沫诗"、"口水诗"、"顺口溜".没有思想,没有修辞,没有音乐,没有诗;只有口语.写诗要有底线,在诗歌中应用口语也是如此,要把泥和沙分开,还要把鱼和龙分开.口语在入诗之前,应该先进行沙里拣金的工作.然后,对"言"进行一定程度的"文"的工作.不一定让口语变成美语,但一定要把它变成诗语.否则,口语入诗将使诗变成非诗.     

论梁启超"诗界革命"的调适与定位

梁启超在"诗界革命"的伊始,提出了对诗歌"新意境"、"新语句"和"古人之风格"的要求,试图达到在旧体诗中表现新的现代性体验的目的。随着"诗界革命"的发展,梁启超又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来调适其中的矛盾,完成了"诗界革命"的历史定位,从中体现出两难的文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