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体制与社区体制:当前我国城市社会整合的二元模式探析

有效的社会整合能够协调利益关系、解决矛盾冲突、保持社会的秩序化和规范化。城市社区的兴起和发展打破了建国以来单位体制的一元化城市社会整合模式格局。在当前单位体制与社区体制的二元化格局中,单位体制依然是城市社会整合的主导形式,但社会变革使社区体制在城市社会整合中日益显现出不容忽视的扩展趋势。     

转型社会中的整合与控制——关于中国单位制度变迁的思考

中国的单位制度在其变迁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整合与控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与后果。这是当前社会学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性会逐渐地弱化,国家与单位两极构造所形成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会松动和逐渐消逝,但是,这种以单位组织为主导的基本结构格局在短时期内还不会彻底改变,单位组织和非单位组织并存、两种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并存、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态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彻底重组建立在这种基本结构格局基础之上的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与控制机制的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当前,我们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资源,因势利导地顺利实现中国单位制度的创新与变迁。     

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浅析

进入转型期,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衰微,迫切需要构建新的社会整合机制。而近年来大量涌现出来的非营利组织,其所追求的价值理念和作为社会中间层的地位,使其能在转型期的社会整合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村规民约:农村社会整合的一种重要机制

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分化,尤其是广大的农村社会成员分化为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不等的各个阶层,而不同于以往传统农村均质同构的社会。农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分化给农村社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同时也为社会整合带来了挑战。在农村多元契约整合机制的构建中,村规民约当是其中受到重视的一种整合机制。     

组织结构的制度化重建:开放社会的政治整合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结构多元化 ,社会内部爆发出自我分裂的力量 ,这种力量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逐渐分离的趋势 ,其中 ,社会组织的兴起就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一个重要标志。社会组织既可以成为政治发展的积极推动力量 ,但同时也可能成为消极的障碍因素 ,因此 ,如何建立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合理关系模式 ,就成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提出以国家法团主义为模式 ,建构组织之间的制度化结构 ,来维持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政治整合水平     

“社会整合”的类型及建构——对涂尔干的“社会整合”思想的解读

通过对道德事实这一社会现象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进行分析,区别了涂尔干提出的社会整合的两种不同类型,即机械整合和有机整合,并说明了它们被建构的过程。最后,对目前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如何有效进行社会整合,进行了反思。     

社区整合: 社会整合的重要方面

文章认为整合是社会的一种存在状态．社会整合机制一般包括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社区整合是社会整合的必然选择．社区整合的重点在于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建立社区归属感必须经过两个过程：第一过程是社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第二过程是社区的服务过程     

"单位"资本与社会分层

在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成员社会分层的众多因素中,"单位"资本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单位"资本是指单位所具有的相对稀缺的并能给其成员带来各种收益的组织资源,它能够转化为个人的货币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由于每个单位的组织资源具有重大差别,个人在不同的单位工作则占有不同的组织资源因而具有不同的经济收入、享有不同的社会声誉,也往往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单位"资本对社会分层的超强影响违背社会平等理念和按劳分配原则,既损害公平、又损害效率,因而必须加以改革,基本对策是改革单位体制、确定规范的用人标准、健全人员流动机制与内部淘汰机制和转变社会成员的择业理念.     

关于单位研究的综述

单位是中国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是新政权在建国初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理性选择。本文试从单位与社会结构,单位作为社会控制、社会整合手段的宏观角度,单位的分层、单位内结构的中观角度,以及单位人、单位人之间互动的微观角度,对目前关于单位的研究进行综述。     

社会整合与社区整合

在现代性背景下,“公共领域”(即“市民社会”)与“私人领域”之整合即为“社会整合”的要旨,有效的“社会整合”是制约经济或政治“系统”良性运行的基础。脱域性之现代“社会整合”一方面对传统乡情之“社区整合”有某种解构作用,另一方面又嵌入于地域性之现代公民性“社区整合”当中。“社会整合”与“社区整合”构成了宏观与微观的有效衔接,现代性之社区与社会也就成为独立于市场与国家的坚实的社群性共同体。     

市民社会与我国社会结构合理化的理论求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在其分化中出现了贫富悬殊、社会整合机制缺失等非合理性的因素,社会结构基本上还是前现代的金字塔型。而一个发达、健全的市民社会的存在对于有效克服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非合理化因素,实现社会结构的合理化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与西方国家有较大的不同,只能是自觉的、政府主导的和合作性的。     

“和谐社会”解读

要构建和谐,首先认识不和谐,当前我国社会某些不和谐表现影响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工程,对此应当做到以发展促和谐,在和谐中求发展;健全矛盾解决机制,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组织在推进社会和谐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从理论上看,社会组织的优势使其在动员社会资源、服务弱势群体、参与社会矛盾的预警和化解、进行政策建议和倡导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然而,在目前中国"强政府、弱社会"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格局中,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应有功能的发挥高度依赖政府为其提供的外部环境。为此,政府要全面地认识社会组织的功能,改变对社会组织的被动管理模式,在制度设计上更加具有主动性,通过开放更大的制度空间以及全面拓展社会组织的功能领域来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其正面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乡民社会传统与中国农村的组织化——基于中西方社会型态差异视角的分析

乡民社会与市民社会是20世纪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型态差异方面的最好描述.正是由于其中蕴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的根本不同,使得在西方蔚为壮观的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却成为政府"强制性"变迁下的"逆向运作",发展也远不如人意.要扭转此种境况,至少有一点是必须的:农民身份的职业化、公民意识的树立和乡村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否则,所有一切变革农村的举措和制度.都将会是一种事倍功半或"雷声大,雨点小"的绩效.     

从涂尔干“职业群体”的社会整合观看中国和谐社会之建构

分析涂尔干“职业群体”的社会整合观以及这一理论观点对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即重建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职业伦理,并发挥职业伦理的社会整合作用;建立和完善代表各职业群体利益的民间组织,使之在与市场、政府的互动中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涂尔干社会整合思想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代价值

涂尔干（Durkheim.E.）致力于社会整合,也即社会秩序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西方国家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期中遭遇的各种社会失范问题,重新建立社会秩序。涂尔干当年给法国社会开出的＂重建社会共同体,实现新的社会整合＂的药方,对解决当前中国的社会失范问题,尤其是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互联网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机制阐释

互联网业已成为群体行动的舆论平台和发生渠道,通过资源动员、政治机会结构的供给与共识解读及建构,促使网络社会运动的专业化与草根化并行的发展趋势。围绕国家——社会关系的核心逻辑,以资源动员、政治过程和框架建构等理论范式为研究框架,分析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政治机会结构与群体行动的互动与平衡,剖析网络社会运动的发生机理,并探索促使其有效发生的制度性资源配置的合理化路径。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功能研究

我国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组织分化、阶层分化、利益分化及价值观分化等现象,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形成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局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社会整合功能,充分利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资源整合社会,使得社会生活的权力、制度、组织、价值体系浑然一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市民社会:民法本位取向的社会根基

西方古代城邦社会实际上就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是根据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本位的社会,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的私法。现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需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本位。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阶层关系的建构

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实现社会阶层关系的和谐。当前随着社会转型,阶层关系出现诸多不均衡,如新阶层如何融入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中,阶层之间游戏规则不平等;目标与手段不一致以及阶层之间主观认识与客观地位的错位,其主要源于机会的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因而提出实现阶层和谐的路径探讨: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完善的阶层利益制约机制,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