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的出家和应科举

《红楼梦》九十九回以后,是宝玉叛逆形象的“尾”部。这个“尾”部中,有关宝玉的重要情节是他的中举和出家。出家是宝玉的民主要求同封建关系的矛盾走向解决的唯一途径;中举则是他走向出家前的合理的曲折过程。二宝成婚后,贾府大故迭起:王子腾病亡,贾府被抄,贾赦被贬,贾母逝世;贾府经济上枯竭,家人闹事,强盗打劫;贾府上     

《红楼梦》故事发展到"人间"的前前后后--贾宝玉的"拒不悔情"及其他

《红楼梦》情节从开篇的神话最终过渡到人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内部发展过程。在地域的变换中又引发了关于小说主旨的思考,宝玉的“不悔”和作者的“悔”看似矛盾,却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作者并不只是要通过宝玉的仙性和人性来写他的智慧和情感、不悔和无奈,他还要用宝玉这一特质来谋篇布局、构建起一个与历来仙人还俗故事迥异的叙述格局。     

一介小厮 两名并出——《<红楼梦>版本现象探索》之一

小厮茗烟,是主人公贾宝玉的书童,在《红楼梦》里,是一个小人物,作者对他着墨不多,只是粗笔大抹,略加点染勾勒,一个聪明勇敢,机智活泼,善于观察,料事精明,既是主人公的奴仆,也是主人公的朋友,更是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同情者和赞助者的生动、鲜明的形象,便跃然纸上,活在人们的心中了。由于茗烟这个小人物的存在,宝玉     

司马迁贫富观的历史考察

司马迁认为追求富有是人的本能,反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人为干预。他从道义上谴责“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现象,却又默认了贫富不均的现实存在。他蔑视权贵,同情穷人,同时对富有又有点渴望。他表彰本分致富,却又不赞成严禁奸富。与其不朽著作《史记》一样,这种矛盾的贫富观也算得上一家之言。社会结构的转型,地主封建制度在和平环境中的迅速发展和充分演示,为这种贫富观的产生准备了基本的社会条件;而司马迁那拮据窘迫的尴尬人生,则又为他对贫富问题的反思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史家的视野,书生的执著,浓郁的忧患情结,则把这种思考引向了深入。时代、社会和个人三重因素,造就了司马迁那丰富而独特的贫富观。     

金麒麟的猜想

金麒麟的出现,在《红楼梦》第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张道士索观宝玉的通灵宝玉,张道士托回盘子时,内有众道士表礼。在楼上看戏时,宝玉将贺礼一件件拿给贾母看,赤金点翠的麒麟于是出现。贾母便伸手拿了起来,笑道:“这件东西好象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的。”宝钗笑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她都记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宝钗听说,便回头装没听见。宝玉听见史湘云有这件东西,忙将那麒麟拿起来揣在怀里。又怕人看见他听见史湘云有了,他就留这件,因此手里揣着,却拿眼睛瞟人。众人都不大理论,唯有林黛玉瞅着他点头儿,似有     

论萨特的存在主义戏剧──萨特戏剧研究之一

萨特的戏剧体现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的价值观，在“自由选择”中创造存在的价值；从否定已存或现存中得到超越，以及绝望中存有希望等方面构成了他戏剧的基本内容。萨特是位具有叛逆精神的戏剧家，其戏剧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民族奴役、种族歧视和社会压迫。他把文学与哲学结合起来，以现代人的“自由选择”为基本主题。他的否定精神意味着批判、抗争和超越。他的戏剧作品逐渐写出了具体的历史内容，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二战后法国人民的感受。     

沈从文小说的叙述者与叙述策略

沈从文小说中有公开的叙述者、缺席的叙述者和隐蔽的叙述者。作为一位自觉进行文体探索的艺术大师,沈从文在小说叙事方面的贡献,足以使他与世界一流的现代小说家相媲美。他不像西方现代小说家们那样高举着叛逆的大旗,也不像某些现代作家那样以一种极端前卫的姿态标新立异,而是将叛逆的渴望和创新的激情包裹在看似守旧、朴拙的文本中。他从不张扬自己,从不夸饰自己在艺术上的先锋立场,但历史会领悟他的苦心,后人会接受他的遗产。     

我观晴雯

晴雯，在《红楼梦》中是个颇引人注目的人物。多年来，大多给予褒评，但我一直有点不顺眼。究其主要原因是，感觉她一直想当“二层主子”．她的这一欲望是相当强烈的“身为下残，心比天高”，这是对她的形象概括。她经常拣机会仿效宝玉的阔少生活，如：有机会就叫小丫头自水给她激嘴，发起牢骚来就大撕扇子，到宝玉才能享用的枕榻子上乘凉，到袭人的“玩宠上围坐”，迟宝玉给她放下妻子，划上划子，勒迫坠儿给他巴“思情头”等等．用＊月的话说，经常“装小姐”，用她自己的话说：“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一心想攀高校，“津津乐道地…     

老子非文化观剖析

老子为春秋末期的老聃。老子学识渊博,有较高的哲学思维水平。然而,他却极力主张抛弃物质文化进步的成果,鄙视生产技能的提高,反对人们有追求更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种种欲望。他憎恨各种伦理道德规范,抨击礼制。他指责政治、法律等制度,反对统治者在政务上有所作为。他极力菲薄知识和教育,反对人们学习,并以“愚”为荣,自称“我愚人之心也哉!”(《老子》第二十章,以下引文只注章次)老子对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深切痛恨和激烈抨击,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罕见的。尤其是这     

一个辛勤耕耘者的足迹——记李鼎文教授

他年已七旬,仍精神矍铄;虽退休在家,却手不释卷。他的精神世界富有,物质世界却显得清寒;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天宇里纵横驰骋,却在万花筒般的人世闻步履维艰。他的一生并不出人头地,走过的路却是实沉沉的;他在讲台上叱咤风云、醍醐灌顶;谈到自己时总是谦虚谨慎,很注意分寸。这里记下的是他的点点滴滴,但愿对于后来者有点启示。     

无家可归的孤魂——试论鲁迅的精神心理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无疑是旧家庭的叛逆者。他渴望着理想与光明,但由于来自旧的营垒,又难以摆脱旧的文化传统与伦理感情的联系。他既背叛了旧的传统,又不属于新的时代。他"在"而不"属于"两个时代,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在现代作家中,他的思想性格最为丰富复杂、精神心理最为痛苦和孤独。鲁迅笔下叙述者"我"作为叛逆知识分子与作者本人在精神性格上构成了一种异形同构的关系,叛逆知识分子的反叛与妥协、决绝与眷念、绝望与抗争的思想和心理矛盾无疑是鲁迅的精神自叙传。     

论李贽《初潭集》对理学思想的批判

李贽的《初潭集》借批评异闻掌故,表达了他辞官之后对于时势的理论探索和思考以及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是书从哲学本体的角度对理学思想进行了深刻批判,表达了对于人的自然本性的追求与向往,体现出反对矫饰、弃假存真的叛逆精神。其对理学思想的批判,达到了那个时代应有的高度。     

论时代文学与趋时文学

鲁迅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复年青作家的信中,曾提出艺术创作“不必趋时”的重要见解。他说:“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这里,鲁迅显然不赞成文学艺术的趋时倾向,反对某种意义上的趋时文学。但是,当我们全面地了解鲁迅的著述时,却发现,鲁迅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趋时文学辩护。他在《趋时和复古》中,反对林语堂讥笑进步文学为“趋时”,反对抬出刘半农作为打击“趋时”的神牌。鲁迅指出,刘半农在青年心目中所以有地位,并不在于他的“复古”,而在于他的“趋时”,他正是一个以“趋时”而出名的人。五四时期他作为一个“文学革命阵营中的战斗者”时,有一部分人“毁之为‘趋时’”,后来时代前进了,这谥号也随之消失,而他自己变成干干净净的名人,于     

试论《红楼梦》中贾母的“人欲”观念

贾母是荣国公贾源的嫡子贾代善之妻,金陵世家史侯之女,《红楼梦》中宁、荣两府上下几百口的老太太、老祖宗。王昆仑先生在《红楼梦人物论中》说她是“宗法家庭的宝塔顶”,其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不言而喻,但她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人性,允许某些年轻人个性的自由发展,绝不是所谓的“封建卫道士”。一宝玉不愿读经书、作八股,得到了贾母的同情和庇护。第二十五回,宝玉中了邪,生命垂危,赵姨娘得意乱说。贾母痛斥赵姨娘说:“烂了舌头的混账老婆……素日都不是你们挑唆着逼他写字、念书,把胆子吓破了……这会子逼死了,你们遂了心,我饶那一个?”①…     

论刘文辉反蒋

论刘文辉反蒋李殿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刘文辉是一位活跃于四川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尤其是他约２０年的一贯反对蒋介石，使蒋介石虽对他耿耿于怀，却又拿他毫无办法，从而最终为＂控制川康，迎接解放＂作出了贡献。这种＂坚持反蒋斗争，从斗争中去求得生存和发展＂①的...     

艺苑奇才李渔和他的《闲情偶寄》

李渔是明清之际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不以传统的价值观为然,而醉心于他所热烈追求的以戏剧表演、小说创作和杂学采摭为职业的生活方式,以致遭到周围人们的非难。他的叛逆性格成为人们认识封建社会人情世态的镜子。他的哲学意识是对宋明理学的反拨,是对以李贽、汤显祖为代表的反传统浪漫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他坦率地把自己的写作动机与对金钱的考虑挂钩,在士人耻于谈利的封建社会实是惊世骇俗之见。“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个十足的小市民,二者就是这么不协调地统一在李渔身上。《闲情偶寄》是他一生艺术经验的总结和结晶。     

评吴虞对封建道德的批判

五四时期,吴虞反对旧道德,批判旧礼教,名震一时。他在当时思想界起了很大的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封建道德、攻击孔教的一位“健将”,在近代伦理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留给后代一个极为沉重的“包袱”,封建专制主义的伦理道德,至今还影响着一些人的思想和行动,批判肃清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是当前思想战线上一个不可轻视的任务。因此,今日回顾、分析和评价吴虞对封建道德的批判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福祉经济学

本文概述了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并诠释了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何以成立。尽管它所要求的条件有点不切实际,但该第一定理却非常重要,因为它揭示了市场机制的运行方式,并成为研究因外部成本等因素所引发的偏差的基准。科斯反对外部成本和污染的庇古税的议论,是根据忽略掉一个重要的不对称的全有或全无的比较。本文还论述了阿罗不可能定理以及针对人际基数效用悖论的90%的解决方案。     

“创造性叛逆”还是“破坏性叛逆”?——近年来译学界“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问题

近年来,我国译学界围绕"创造性叛逆"问题,形成了"忠实派"与"叛逆派"的理论论争。两派论争活跃了译学思想,也出现了一些偏颇与问题。"忠实派"的理论适用于"文学翻译"的实践要求,"叛逆"派理论则是对翻译成品即"翻译文学"的描述,但两者却将各自的主张绝对化。特别是"叛逆派",将翻译中的一切"叛逆"视为理所当然并加以肯定,没有看到翻译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叛逆",一种是"创造性叛逆",另一种是"破坏性叛逆"。而只有看到"破坏性叛逆",才能正确认识"创造性叛逆"。纵观中外翻译文学史,翻译中的"叛逆"逐次递减,叛逆中的"破坏性"逐次递减,是人类翻译发展进步的基本趋势。     

鲁迅论《红楼梦》研究和阅读

鲁迅对《红楼梦》研究和阅读的问题,曾发表过一些很好的见解,提出了很中肯的批评。鲁迅很反对《红楼梦》研究中那种主观随意的态度。他说:《红楼梦》是中目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读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 鲁迅正是在批评了上述对《红楼梦》命意的种种主观主义的看法之后,紧接着说出了他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的:“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是的,“读者的眼光”确实是不同的。在旧红学家的“眼光”看来,《红楼梦》的主题及其内容便是“《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