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地区出土铭文所见两周时期重要贵族人物考述

南阳地区出土许多两周时期的铭文铜器,涉及两周时期的一些贵族人物,对这些信息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南阳地区出土铭文所见两周时期贵族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映出了不同的邦际关系秩序:从有限的铭文材料看,西周中晚期时,南阳地区作为西周王朝的南土,它的邦际关系秩序始终是围绕着周王朝展开的;春秋时期,南阳地区的邦际关系秩序则完全是围绕着楚国展开的,周王朝在这一带的影响力已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进入群雄混战的战国,邦际关系秩序的建立则已经开始更多地依据武力,而不再过多地凭借联姻、行政建制等手段展开.     

穆公簋盖所记周穆王大蒐事考

西周穆王时期的穆公簋盖,因其铭文中个别字词的误释误解,导致盖铭所记事件性质不明。本文释铭文首句的地名为见于殷墟甲骨文记载的一个著名田猎地;又结合对铭文"商师"、"周"两地的考证,并与商代铜器宰甫卣铭文相关史实进行比较,判定穆公簋盖铭所记的乃是周穆王时期的一次大蒐活动,从而为研究西周时代大蒐礼和周穆王游行之事发掘了一份珍贵史料。     

北魏《申洪之墓铭》及几个相关问题

本文着重就北魏《申洪之墓铭》的出土和拓本的流布情况,墓主申洪之的身世和官职,铭文后记所印证的北魏平城时期离散部落和计口授田的史实和北魏平城时期土地流转情况作了论述。透过铭文书迹“一铭三体”的现象,就其所涵文化信息,诸如北魏平城时期铭刻书体的面目和各种不同书体的运用情况,申洪之铭文书迹及平城百年书法的基本评价等作了以小见大的分析和阐述。     

浅论中山王鼎壶铭文中的修辞格式

中山王鼎是中山国遗址出土器物中最重要的一件,该鼎铭文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对中山王鼎铭文所使用的修辞进行了讨论,认为其铭文中使用的如此多的修辞,无论在出土文献还是在传世文献中都是非常罕见的,可以作为研究中国上古时期修辞的宝贵参考资料。     

作册艺鬲铭文简释

<作册艺鬲>铭文之书法特点可证为西周晚期,时代约当厉、宣时期.作册职官于西周晚期非但未曾"消失",而且权力尚重.此铭反映出西周晚期礼崩乐坏的某些情况.     

西周铭文中的“ ”族为“妘”姓考

见于西周中晚期铜器铭文中的族徽符号"()(周)",根据周人不用族徼的通例,可知铸器者必不为姬姓周族人.铭文末尾署"()(周)"的铜铭,根据其铭文内容可知,其作器者都为周氏,器主之氏与器铭末所署的徽识如此契合,应该不是巧合.通过考察分析所有的()器铭文内容及与其相关的其他铭文.此"周"氏族当属妊姓氏族.     

河南出土商周金铭研究

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到了帝乙、帝辛时期虽然有逐渐加长的趋势,但是达30字以上的仍不多见。1959年安阳后冈圆葬坑中发现的《戍嗣鼎》全铭27字(包括合文2,族徽文字2),为30年来出土的商末铭文中的最长者(见附图1)。为了便于讨论,现在先将全篇铭文依其行次隶写如下:     

两汉时期乌氏地望及相关问题蠡测

秦惠文王灭乌氏戎后,设置了乌氏县,两汉时期的乌氏属于安定郡所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乌氏相关史料、出土器物、东汉时期的羌汉战争及田野考古调查资料相结合,对两汉时期的乌氏地望进行再考证,认为两汉时期乌氏县治位于今平凉市崆峒区政府所在地,东汉时期羌汉冲突贯穿于始末,导致安定郡县多次内迁,泾阳被省并,朝那迁徙治所,乌氏的辖区面积延伸到西北部原朝那、泾阳境内。     

(妾子)(次虫)壶铭文集释

(妾子)(次虫)壶铭文系战国中山王储盗为其去世不久的先王(罾)作的一篇悼词,经十数位古文字学者艰苦努力,这篇铭文的意思已基本明确,但见仁见智处仍然不少,不识之字、未解之义依旧存在.本文将散见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书刊上的诸家相关释读意见汇为一集,并以按语形式提出自己的观点,新释“百每”为“博谋”、“竹周”为“笃赒”、“訢詻”为“龈腭”、“氏民”为“謫民”等.侧重揭示铭文与传世文献在遣词造句上的联系,通过对读不难发现,这支在中原地区建立中山国的白狄族当时已深深认同并接受华夏礼乐文化.     

论陕西金文中的诗乐批评思想

陕西省历代出土了许多重要的青铜器,其铭文内容涉及了商周社会的诸多方面,其中的乐器铭文对音乐活动的记载为我们研究先秦诗乐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本文从分析陕西乐器铭文入手,以吴镇烽的《陕西金文汇编》[1]为底本,结合近年新出土的乐器铭文,对其所反映的诗乐文化观念进行探讨.青铜乐器铭文中的诗乐批评思想主要反映在诗乐功能观与诗乐审美观两个方面.     

越王州句复合剑铭文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兼释八字鸟篆钟铭文

越王州句复合剑铭文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兼释八字鸟篆钟铭文李家浩在现在所见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越王剑中，以越王州句剑的数量最多，仅张光裕、曹锦炎两先生主编的《东周鸟篆文字编》一书，就著录有十六件之多。①除去重复的字，铭文的内容大致相同：“（越）王州句自...     

《秦子簋盖铭文》及其相关问题考释

在辨析前贤观点的基础上,联系<秦武公钟铭文>与<史记>的相关记载,推断<秦子簋盖铭文>中的秦子应该是出子.铭文中的"姬"姓女子与<秦武公钟铭文>中的"王姬"系同一人,她是宪公的正夫人、出子的生母.出子被称做子,既不属于子爵称子,也不属于"公侯在丧日子",而是秦国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产物.由这件簋盖铭文可以推断其他几件秦子器亦为出子时作.     

战国韩魏铭文考释

新公布的邢丘令鼎盖从铭文格式与"邢"字写法来看可定为魏器,具体王世待定。新公布的韩器"成皋令鼎"铭文,从用字的角度来看"咎奴"不应释读为"高奴",而可能是"廧咎奴"的简称。珍秦斋收藏的十七年相邦戈铭文中的"应释读为"卯",戈铭可以补充史书缺载的魏昭王时期相邦的任职情况。     

秦封宗邑瓦书铭文研究述补

战国秦封宗邑瓦书为目前所知陶器铭文中字数最多的一件,也是具有断代意义的战国泰系文字材料.试对其铭文研究情况进行综述,并结合新出材料对其中部分铭文的释读进行补充.     

西周铭文法律词语训释四则

西周涉法铭文虽不多,但因涉及铭文考释、研究方法等问题,目前研究比较薄弱.整理出“讼”、“告”、“罚”、“白”四则法律词语并加以训释,可填补西周涉法铭文的研究空白.     

青铜器中的古莱国与中原王朝

莱国是地处胶东地区的商周时期古国之一.通过对有关青铜器铭文的考释与梳理,并与传世文献相印证,更便于对西周时期地处偏远东方的莱国历史进行探讨.从这些探讨中也能看出莱国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参与了一系列周王朝所主持的军事活动.     

平行文本比较与汉语铭文英译

本文以平行文本为基点,结合文本分类理论,探讨了中英铭文在历史沿革、分类、功能和文体方面的差异,在例证分析基础上,提出汉语铭文英译应以目的语系统为导向,遵循英文铭文重"志"轻"铭",语言简练、朴素、平易的特点,对汉语铭文信息呈现方式及文体特征适当灵活处理,以图实现交际目的.     

商周铭文语言的发展演变

商周青铜器铭文语言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从殷商武丁晚期到文丁为滥觞期,此时铭文只有一些标记性的单词或词组,谈不上有什么文学性;从殷末帝乙到西周为兴盛期,这是商周铭文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其表现是遣词造句日趋丰富,逐步凝炼成博约温润的语言风格,形成某些程式化套语,铭文多从《诗》《书》中吸取语言营养,西周中后期铭文出现一些四言句,少数铭文具有韵律,铭文语言内涵丰富;春秋为铭文语言蜕变期,铭文大势由繁趋简,四言韵文情形增多,而铭文语言内涵减少;战国为铭文语言衰落期,除少数铭文为精心制作之外,绝大多数铭文语言简单粗糙,缺少文采和内涵。     

《全宋文》误收徐铉铭文一篇考辨——兼正《全宋诗订补》误署作者一例

《全宋文》辑编徐铉文以《四部备要》徐乃昌校补本为底本,补辑佚文十三篇.其中《静斋自箴》铭文一篇疑非徐铉所作,《全宋文》编者依据《徐公行状》、《玉壶清话》、《烬余录》等文献将此铭文归于徐铉名下并不足以使人信服.根据《研北杂志》、《宋稗类钞》、《五代诗话》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并将此铭文文风与徐铉《砚铭》及书法家王著的有关诗作进行比较,发现此铭文为王著所作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全宋诗订补》将此铭文作为遗诗补入同名之翰林学士王著诗“辑补”类,属误补,也应订正.     

试论山东青铜乐器铭文的诗乐批评思想

山东地区出土的周代青铜器较多,而其中青铜乐器占据了很大数量。这些青铜乐器上的铭文蕴含丰富的诗乐批评思想,充分体现了周代山东地区诗乐思想发展的较高水平。深入研究周代山东青铜乐器铭文,可以深刻认知以诗乐批评为核心的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具体发展状况以及其中所呈现的地域特色,也可进一步探究周代中央王室与各诸侯国间诗乐思想互动的具体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