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中山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联合主办、中山市香山文化研究会承办的"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1月8-9日在中山市举行.来自澳大利亚、香港、北京、上海、武汉、杭州、广州、中山、珠海等地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香山买办群体产生的过程和特点、代表人物、历史地位与作用,以及社会评价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广泛的交流.具体而言,本次研讨会主要有三个特点.     

论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

近代中国文化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制约下传统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发生的近代性转换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是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以通商、遣使、求学、传教、游历、翻译等形式进行的,它表现为一种非和平背景下的和平方式。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中西文化交流经历了由冲突到整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是鸦片战争后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下的产物,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它既具有回应救亡御侮历史重任的爱国品性,又具有吸收和改造中西文化精神的属性。它的演变历程对应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联军入侵北京四次重大民族危机,呈现出由欣羡到议论,由民主改良尝试到民主革命实践的阶段性和高潮起落。对民权的阐释亦由“人民权力”回归到“人民作主”的本来内涵,民权的外延由部分参政权延伸到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人权,最后出现了主权与人权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理论。由于近代救亡御侮历史重任的紧迫性,使近代民权思想呈现出某种现实功利主义倾向,民权思想的演变规律因而呈现出由表象——神髓、制度——精神、议院——民权,自外而内的特殊逻辑,民权思想出现了民主与民权第一性第二性的分歧,最终形成一种不完整的中国式民权思想,使近代中国的民主进程迂回曲折、持久缓慢。对民权思想的演进进行历史考察,可直接昭示近代中国寻求民主救国的曲折道路,同时也有助于认识民主的实质以作今日的借鉴。     

劈海扬波 务实敢为——论深刻影响近代中国的香山文化的历史传承

香山文化实中国海洋文化的典型。这个优良的“蓝色文明”传统,发源于新石器时代,在发展经济和守土抗敌的斗争中不断发扬光大。在中国走向世界、中西文化汇合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香山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自身也受益匪浅。     

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评介

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评介牛济《人文杂志》编辑部中西文化在近代才开始大规模地接触．那么，中国人所认识的西方文化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认识？这种认识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胡滨先生在其主编的《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中...     

对中国近代教案研究中几种观点的商榷

对于中国近代教案,有些论者认为是“中西文化冲突”;自始至终贯穿着“基督教与中国封建礼教的矛盾”;这场运动在封建顽固派所掀起的“反洋教思潮”的引导下,走向了“极端排外主义的邪路。”总之,把一场民族自卫运动,曲解为盲目地反对西方文明,阻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教案,不能脱离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不能忽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面临的历史任务。     

中西文化融合与湖南近代人才群起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经历过先器用,后制度,再思想文化的三次交汇与融合,与此相应,湖南近代以来出现了三次人才群起的局面。分析中西文化融合与湖南近代以来人才群起的奇特现象,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发展过程的时间序列,看思想的剧烈跳动和观念的不断演进,追踪思想文化发展更替的历史痕迹,进而把握思想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逻辑和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对于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并建立中华民族富有生命力的新文化体系,同时造就熔世界文明精华于一炉的一代新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个奇特人才现象——近代中西文化三次融合与湖南的三次人才群起鸦片战争后,在西方船坚炮利的武力胁迫和比军舰大炮更有威力的新思想、新文化、新技木的冲击下,使以“中央大国”自居的中华民族在自我陶醉的幻梦中惊醒,开始了曲折坎坷地向近代化迈进     

魏源的哲学思想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

１９世纪中叶是中西文化开始猛烈碰撞的时代，是西方列强开始瓜分中国，中华民族走向亡国灭种的水深火热时代。“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当时时代的中心问题。积弱积病的中国如何摆脱厄运，走向富强，就成了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苦苦思索的问题。魏源，这个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先行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试图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中国向何处”这一时代的中心问题。他的哲学思想所折射的是中西交汇之流、古今贯通之道。尽管其哲学思想在不少方面固守着传统的迂阔，但更多的是散发着近代的气息，成为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先导。“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是指…     

中国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逻辑和内在矛盾

中国近代,西方文化蜂拥而至,与中国文化冲撞激荡,比较中西文化成为近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有着近百年的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对于这一历史进行总结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西文化比较仍然是我们目前面临的课题。这里试图对近代中西文化比较史作一宏观的考察,指出其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内在矛盾。一、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逻辑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进程,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逻辑展开:就研究对象而言,是文化结构的逻辑展开;就研究的主体而言,是认识过程的逻辑展开。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对应的。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出版

西方传教士因传教之需要而在中国建立出版机构和参与清政府官办出版事业,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印刷机器技术和新的出版理念,并不自觉地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出版家。近代民营出版业因之而兴,标志着中国出版从外在设备到实质内容上的近代化,它在沟通中西文化、推动近代新文化的形成和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及其现代启示

中西文化的冲突自利玛窦登陆中国就开始了,传统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观在西方文化的现代性还没有充分展露的前现代世界可保统治者“安然无恙”。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血与火的扩张、征服、殖民,使华夏中心主义观在回应现代性挑战中步步退守,从器物文化退到制度文化,最后据守观念文化。在全球化的今天,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整合的经验和教训无疑给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以深刻启示。     

西学与近代诸子学的发展

西学与近代诸子学的发展罗检秋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近年来，人们较多地研究了封建儒学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而对儒家之外“诸子”与西学的关系很少论及。但是，就近代学术史而言，甚至是在近代文化史上，“诸子”与西学的关系都占有重要位置...     

近代中国洋务思潮论争始末——以知识精英为研究视角

近代以降,中国被迫革新,启动洋务。洋务兴起之际,最先感到中西文化冲突的不是洋务派知识精英,而是与其论战多年的保守派知识精英。他们抱着以夏制夷与以夏变夷的自卫心态,屡屡在洋务派呈请的举措上主动挑起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论争。其中,以同文馆之争、制造轮船之争、筹议海防之争、修筑铁路之争最为激烈,是中国近代知识精英关于中西文化的首次大碰撞,体现了"士"阶层的存在本意与最后消亡,激发了中国知识精英在论道求实中砥砺前行。     

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

本文对近代研究“国学”的４０ 多部专著进行考察,分别从“产生缘由”“定义”“分类”“研究方法”“内涵”五个方面予以分疏,指出所谓“国学”,只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融汇中,应运而生的怪物,如钱穆言：“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笔者认为,“国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今天更不应以“新国学”之名重新加以提倡     

孙中山与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

民族意识是一种“理性的自觉”，也是一个不断修正并力求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趋加深，时代风云剧烈变幻的历史条件下，民族意识的觉醒曾经历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因此，就严格意义而言，民族意识还应有“传统的”和“近代的”之分──前者基于共同的地域、血缘和文化所维系的纽结，表现出一种源远流长、以种族为中心的传统民族意识，或可称之为族类意识；后者则因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国际交往的扩大，以及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刺激，而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以争取民族独立富强、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和振兴中…     

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历史文化缺陷

古代中国虽然曾取得了欧洲所“望尘莫及”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但是欧洲发生科学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中国却不具备,因而未能从社会内部产生近代科学。但是,随着中国社会思想的内在变动,特别是近世学风的变化,实学思潮兴起;同时随着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历史体系之后,形成了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形势,中国又注定要跨进近代科学时代。     

近代中西文化争论的回顾与检讨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 ,第二阶段自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 ,第三阶段自辛亥革命至新文化运动。每一个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都有其主题 ,呈现不同的特点。从富国强兵的改良方式和中体西用的争论 ,到谋求民主政治的近代变法和推翻帝制的现代革命 ,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 10 0多来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脉络。中西文化交流史 ,就是中国先进的人们在不同阶段 ,以自己的方式讨论和回答不同中西问题的过程。     

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太平天国中西文化观蠡测

《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前后期颁布过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前者的核心是试图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其亦中亦西而又不中不西的“天国”理想,留下了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时代痕迹;后者的重点则因向往发展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成为那个时代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经典性文献。从制定《天朝田亩制度》到颁布《资政新篇》,反映了太平天国中西文化观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轨迹,也体现了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的行进历程,其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足迹和认识、接纳西方文明的心路历程,对后人继续探索救国之路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试析杜亚泉“动”、“静”观念

杜亚泉是五四前后国内重要的思想家 ,他以“动”与“静”来总结中西文化的特点。本文通过考察杜亚泉的“动”、“静”观念 ,并结合考察这对观念在中、西语境下的差别 ,来看这对本是中国哲学中的范畴在杜亚泉那里如何变成了表征中西文化根本特征的概括 ,揭示出其中文背后包含的西方思想的成分。这一“表中里西”的个案 ,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深刻程度。     

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分析初探

目前,中国近代史的宏观研究有两点缺憾:其一,虽然“近代”的下限应断在1949年几乎已成史界公论,但绝大多数论者依然以1919年为界将中国近代史“腰斩”;其二,在腰斩了的半截子近代史的研究中,又津津于到底由哪几个政治事件连成“链条”来概括近代中国历史的争论,而忽视了全景的、宏观的把握。种种“链条”说的通病,就在于它们过分偏重于政治史的研究,而将经济史作政治史的背景条件当成陪衬,将思想文化史作为政治史的观念表现置于附庸。宏观的研究对象,迫切要求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有新的尝试、新的突破。本文试图运用系统观点和方法,将1840年至1949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作为从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形态的整体系统来研究,注重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内部及其与环境的相互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