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犯罪人与被害人的人口特征比较研究--以珠江三角洲TZ市为例

本文以TZ市2004年全年所发生的678件特大抢劫案件的资料为载体,探讨抢劫案件中犯罪人与被害人的人口特征。研究发现,男性是抢劫犯罪的绝对主体,同时男性又是抢劫犯罪的最大被害人;流动人口是抢劫犯罪的绝对主体,同时流动人口又是抢劫犯罪的最大被害人;在抢劫被害人中,常住人口遭受的经济损失最为严重,而流动人口遭受的人身伤害最为严重。本研究还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美国犯罪学家Emilie A.A和Darrell J.S.提出的工作机会和工作质量对于犯罪率影响的理论。     

从流动人口看北京人口发展

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特点,可用“多”和“快”这两个字来概括。“多”,至2008年末已达到465．1万人,占常住人口27．44％,超过了上海市（27．40％）,仅次于广东省（29．69％）,位居全国第二;“快”,1978～2008年,数量放大21.3倍,远远高于常住人口的增长速度。这种既“多”又“快”的发展方式,对北京人口发展的作用,决不只是停留在数量方面的简单积累,     

构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新机制

江苏是人口大省,人口基数大、人口密度高、流动人口多,全省常住人口7676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748人,流动人口1469．8万人,人口计生工作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江苏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积极推进综合改革,探索建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体制机制,推动人口计生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地区收入差距、人口流动与刑事犯罪率

本文将地区收入差距、人口流动分为省内与省际收入差距、省内与省际人口流动,分析了它们对省级层面刑事犯罪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随着省内和省际收入差距扩大、省内和省际人口流动规模扩张,刑事犯罪率会显著上升,且省内收入差距和人口流动对刑事犯罪率的影响分别比省际收入差距和人口流动大。（2）失业率、离婚率、城镇化水平、人口性别比、房价的提高会显著推升刑事犯罪率,受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刑事犯罪率,司法支出和人口密度对刑事犯罪率没有实质性影响。（3）人口流动对刑事犯罪率的作用机制会受到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了一系列降低刑事犯罪率的政策建议。     

珠江三角洲人口容量初探

本文首先从我国人口增长、人口城镇化与人口迁移趋势,引出珠江三角洲人口容量探讨的必要性,再从与世界大都市不同圈层人口构成的比较、球江三角洲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承载力、经济人口容量等不同的角度,探讨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容量。目前,珠江三角洲仍有一定人口容量富余,但内圈层有的市人口容量已经超载、有的市已接近临界值。     

关注人口安全，促进乡城人口流动与农村社会协调发展

人口安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人口安全既应该包括自身结构和功能的协调,也应该包括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等的和谐,使他们处于可持续的发展状态。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规模迅速增长,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工作,出现了与城市和农村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给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流动人口与农村社区发展的协调问题,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大量的人口流动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同样也给农村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包括养老、儿童教育等多个方面,关注流动人口给农村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乡城人口流动与农村社会的协调发展,对于解决我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口流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基于广东省的实证研究

流动人口的大规模涌入,使广东省人口老龄化速度比其他省份发展慢。人口老龄化地区发展不平衡。分析了流动人口对老龄化程度造成的弱化影响。按包含流动人口和不包含流动人口的两种统计口径．广东省人口老化指数的计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前一种计算方式将大大低估广东省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使广东的老龄化系数低于其他沿海发达城市。而省内流动人口的分布不均,是造成广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地区分布不均、城乡发展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此外,通过绘制人口地图,发现广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与流动人口分布呈反向的阶梯性分布规律。通过绘制人口地图,还分析和比较了广东省流动人口分布与老年人口分布的特点和规律．揭示出流动人口对广东省人口老龄化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乡城流动人口对大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分析——以京、津、沪为例

城市接纳农村流动人口,从近期看,可以增加城市劳动力供给,减缓城市老龄化速度,减轻城市抚养比;从长远看,可以优化和调整城市的人口年龄结构,改善未来人口发展条件。     

西藏的流动人口与人口流动——基于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

文章通过比较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相关数据,对进藏跨省人口流动、西藏区内人口流动和区内向外人口流动情况进行了分析。西藏人口流动的规模虽小但发展速度较快,这得益于国家政策和西藏经济发展的双重驱动。西藏当前的人口流动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形成了良性互动,在人口流动加速的情况下,需要注意跟进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与服务,提升西藏本地劳动人口的市场竞争力,鼓励和支持西藏本地人口的跨省流动。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本文以广东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人口和经济的发展现状为基础,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对该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从总体上讲,人口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较强,但存在产业结构尚需调整,人力素质有待提高。文章从可持续发展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方面,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     

广州市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变化分析

广州市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城市,也是“珠三角”外来人口的主要流入地。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广州市的非户籍常住人口规模高达476．0万人,占广州市人口总量的37．47％。而且,通过与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的对比发现,广州市非户籍人口的年龄结构、地区分布、家庭户比重、行业及职业构成等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非户籍常住人口构成的这些变化,对广州市的外来人口管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提出了新要求。     

柴达木地区乡村人口的基本特征分析

地处青海西部的柴达木地区近百年来尤其是1949年以后吸引大量人口迁居,形成典型的移民聚居区。文章在对该地区5个乡村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已有文献资料,运用人口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整个柴达木地区乡村人口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发现了其人口的移民性、多民族性特征．并对其人口在结构、婚姻、家庭、教育等方面表现出的特征进行了初步总结。     

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得劳动负担逐渐下降,这对于储蓄水平的上升和劳动力投入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通过计量检验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是存在的。由此我们推断,由于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向人口老龄化,劳动负担逐步上升,这将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制约。利用未来10～20年时间较轻的劳动负担的机遇期,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及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调整当前生育政策、适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来应对已发生的、正在进行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增长态势。     

珠三角非户籍人口的职业与社会融合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专项问卷调查的数据,通过多种统计方法来分析职业变量在非户籍人口社会融合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职业与个体社会融合程度密切相关,处于职业高层人员的整体社会融合程度较高;相对于蓝领职业群体而言,白领职业群体的融合程度较高,且个体之间融合程度的差异较大;性别和年龄与职业的交互效应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是显著的;人口变量对蓝领群体的社会融合不存在显著影响,然而年龄和代际变量对白领群体的社会融合存在显著影响。作为夹层群体的非户籍白领人员,他们的社会融合更应该得到关注,且应该成为促进融合的优先考虑群体。     

“台干”的文化调适与群体认同研究——以珠三角地区的“台干”为例

“台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伴随台资企业西进热潮来到中国大陆工作的特殊群体,他们跟随台资企业的老板来大陆打工,以谋求更高收入和更好的发展。本文在“台干”选择来大陆工作的经济动因基础上,主要依据对其日常生活的了解,从文化调适角度,探讨“台干”在大陆的适应性问题。同时,本研究亦发现,“台干”同大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亲密接触,也促成了“台干”们群体认同的某些转变。本研究对于促进台资企业在大陆的良好发展,促进两岸关系进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昌吉地区汉族人口的来源分析

昌吉回族自治州位于新疆境内,是新疆回族聚居地。汉族人口在昌吉地区占到75％多。昌吉的汉族历史上是在清时期大量从内地来到此地,主要是通过兵屯、民屯、犯屯三种形式。而当代的汉族移民方式更加多样化。他们与其它民族共同生活在一处,为开发边疆和建设边疆作出巨大贡献。     

2009年珠三角外来工劳动权益状况调查与分析——兼与2008年调查相比较

本文根据09年7月对珠江三角洲1700多份问卷调查资料,并比较08年调查数据,描述和分析了2009年金融危机背景下外来工劳动权益的基本状况以及金融危机对外来工工作与生活的影响。文章的基本结论是：珠三角外来工的劳动权益状况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恶化,并且还有些微进步或好转,09年的情况与08年相比基本平稳,但是,金融危机对外来工的工作和个人生活影响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