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区被称作“人区”考——兼对藏文史籍中“黑头人”概念的考察

在藏族卫藏、安多、康区三大传统区域中,康区被称作"人区"。对这一称呼的内涵及缘起,学界尚缺乏系统研究。称康区为"人区"始见于《汉藏史集》,"人区"实为"黑头人区"的简称。文章对藏文文献中3种有关"黑头人"的记载进行梳理和研究后认为,康区被称作"黑头人区"应与藏文文献中的"黑头矮人"概念及"四氏族"、"六氏族"起源传说密切相关,因为传说中的"四氏族"、"六氏族"大多分布于康区。康区被作为"黑头人区"的说法也反映出了13-14世纪藏地三区在文化整合及民族和地域认同上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康区"三魔女",还是"康区三度母"——近代康区妇女精英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叶康区三位著名妇女精英甘孜的孔萨?央金堪珠、德格的夏克? 泽旺志玛和瞻对的甲日?其美志玛在康区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之所以获得权力,是因为康区的传统习惯法以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法律都允许妇女在一个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名号和土司或头人的地位。为了获得和巩固政治地位,她们往往陷入多方势力的权力争斗中,这些势力包括其家族中的男性、来自其它家族的男性、地方军阀、中央政府,有时还有西藏地方政府。研究揭示了正是康区在夹缝中生存的各土司统治区域割裂、分权的性质为地方首领,特别是妇女领袖提供了较多的施展其政治才能的空间。     

清季川边新政与康区民族交融研究

赵尔丰以屯垦、通商、开矿、练兵、设官、兴学为"经边六事"在康区全面实施新政,现代文明风尚、近代学校教育体系和国家政治制度等开始植入康区,康区民众的国家认同观念日益增强。随着汉人群体涌入康区,汉藏民众之间的互动日渐频繁,深化了康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藏族”,“康族”,还是“博族”?——民国时期康区族群的话语政治

在民国时代的康区,存在三种称谓当地土著族群的名称:"藏族"、"康族"和"博族"。这三种名称来自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分别是民国中央政府、刘文辉领导的西康省政府和以格桑泽仁为代表的土著族群精英。本文将这三种称谓理解为三种话语,其间的分歧反映了三种具有不同的背景、立场与政治诉求的力量间的竞争。通过对这样一种"话语竞争"的分析,本文试图探寻一条理解民国时代康区的政治与族群进程的线索,展示在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在国家政权建设与地方权力博弈的复杂互动中,"族群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如何逐渐凸显出来,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     

1950～1955年在民族政策治理下的四川康区社会

解放初期,鉴于四川康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敏感性、阶级对立明显但被民族问题所掩盖等特征,党对开辟康区工作确定了"慎重稳进"的方针,通过一系列民族政策的治理,使康区藏族社会在政治制度、所有制结构、社会管理系统、民族关系等方面出现了社会初步转型,为此后的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     

红军长征在康区的“扩红”宣传及其成功原因试探

中国工农红军20世纪30年代长征通过康区时,面对汉藏隔阂、国民政府的"反宣传"、严酷的自然环境等困难,积极开展了"扩红"宣传工作。红军通过建构"认同"以获取藏族民众的支持,通过谈判、合作、俘获、感化等方式争取土司头人与寺院喇嘛,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康区社会的各方势力,推动了红军顺利通过康区。同时,由于康区的社会生产力限制、红军人数众多等原因,藏族民众为了红军的顺利北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清末民国时期汉藏商人在康区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以丁正华和邦达仓为例

根据边疆"接触区域"理念,运用相关资料,研究作为"文化中介入"的商人在康区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商人不仅从事商品交换活动,也给康区社会带来许多新思想,引进许多新观念,积极参与康区当地的政治活动以及有关汉藏民族关系的政治事务,使他们在康区社会占有重要地位。     

传统冲突与现代转型:近代康区黄金矿业开采问题研究

清末赵尔丰督边与民国刘文辉主康时期,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康区黄金矿业开采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因为受制于当时康区政治环境、社会风气、治安问题以及开采技术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康区的黄金开采还存在很多方面的困难,这些因素阻碍着康区采矿业的发展.     

藏传佛教在康区传播与发展历史三段论

藏传佛教在康区的传播与发展,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教内自发传播发展阶段、世俗王权干预传播发展阶段及国家政治导向自由发展阶段,它们构成康区藏传佛教的发展史。第一阶段,后弘期开始至元初,藏传佛教在康区自发传播发展;第二阶段,元代至清末,康区藏传佛教在世俗政权干预下传播发展,形成政教联盟或政教合一制度;第三阶段,辛亥革命至今,分为国民时期与新中国时期,康区政教合一制度逐渐被废除,最终实现政教分离,藏传佛教自觉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国家法律保障其自由发展,藏传佛教在康区的发展集中表现为国家政治导向下的自由发展。     

对"政教合一制"定义的再认识

前几年 ,围绕着康区封建农奴制下的政教关系 ,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出现了意见相左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所谓政教合一制 ,“就是指世俗国王和教主由一个人担任” ,也即把政权与教权集于一人之身看作是政教合一制的标志 ,而康区的政治制度并不是政治与宗教合二为一的 ,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利用的“政教联盟”制度 ;①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 ,康区实行的是政教合一制 ,因为“政教合一制度是大农奴主阶级对农奴实行专政的特殊形式 ,僧俗区分只是表现而已。这一专政的特点是僧俗大农奴主结合起来 ,利用神权强化政权 ,又利用政权维护…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从人"化外"到"化内"--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台湾"原住民"政策述评

中国对台湾的行政管理至少始于明朝初期.清朝康熙年间,中国已在台湾"原住民"居住地区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开始涉及对台湾"原住民"事务的管理.从"夷"到"番"再到"山胞"的称谓变化,反映了中国中央政府或台湾当局使台湾"原住民"从"化外异族"变为"化内之民"的过程.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期间,则把台湾"原住民"称作"蕃",后又改称为"高砂族"."原住民"族称变化中隐含的政策变化,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的"原住民"运动、政治生态和"台独"势力,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山地平地化"为主轴的台湾"原住民"政策和试图使台湾"原住民"迅速走向汉化的政策意图,为80年代以后兴起的"原住民运动"埋下了伏笔.     

论民族概念的政治属性--从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看"民族"与"族群"

“民族”是一种多元、多维和多层的综合性的社会存在 ,因此 ,随着观察者的立场、视角和背景的不同可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定义。本文仅根据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中使用“民族”和“族群”的情况 ,从考察欧洲法律文书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入手 ,探讨“民族”的政治属性 ,并以此展示近几年在国内广为流行的“族群”与“民族”的关系问题。充分认识“民族”的政治属性 ,将有助于我们消除在对待“民族”概念上的一些误解 ,有助于提高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理性认识 ,在实践上有利于各民族在国家层次上的整合     

从庄子"小大之辨"论达到逍遥游的前提

“逍遥游”是庄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大多庄学研究者过多关注“逍遥游”具有自在逍遥方面的涵义,而忽视“逍遥游”境界具有层面上的差别和达到“逍遥游”的前提。本文在梳理前人对庄子“小大之辨”理解的基础上,指出“小大之辨”是达到逍遥游境界的前提。并且考察中国先秦典籍中“大”这一范畴的不同内涵,指出庄子诗学思想中的“大”与先秦其他各家不同,超越了伦理层面的道德意义而更具有审美层面的内涵,与处于西方文明源头的朗加纳斯的崇高范畴具有汇通意义。位于人类文明早期的朗加纳斯和庄子在各自文化的源头确立了崇高在社会及艺术创作中的地位,是对人的自由精神的一次提升,是对人超越现实要求的肯定。     

"鞑靼模式"与"车臣道路"的比较

鞑靼斯坦与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两个自治共和国 ,它们曾分别于 1 990年 8月和 1 990年 1 1月提出了主权要求 ,但是其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前者经过与俄联邦中央谈判 ,达成妥协 ,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形成了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新模式 ;而后者却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危机 ,并升级为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 ,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本文试图分析 :为何“主权之路”起点相近 ,其政治结果却截然不同 ?一、历史发展道路鞑靼与车臣都是在沙皇俄国的长期武力征服过程中被并入俄罗斯的。鞑靼人早于车臣人与沙皇俄国发生了联系。“鞑靼”这一族称最初泛…     

"华夏族"正义

鉴于史学界对“华夏族”这一概念使用的随意性 ,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华夏族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复合概念 ,不是指古代某一部族 ;华夏族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 ,至春秋战国时才开始用“华夏”作中国的代称 ,对远古的原始部族不能使用这个称谓 ;并分析了将仰韶文化创造者误认为“华夏族”的原因以及“华夏”的文化意义。     

关于术语"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一词最早出现于１７世纪中叶的西方。此词除去政治学的含义,从字面上理解是一个民族建立的国家,因为民族（ｎａｔｉｏｎ）用的是单数。实际上,在“民族国家”里除了建立国家的主体民族外,还居住着其他人数较少的民族。民族中...     

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与“幸福感”相关问题探析

自格林·考奇教授在其专著<发展人类学>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人类学"之概念伊始,种种对于发展概念之讨论与争辩从未停止.建诸于西方话语霸权视角下之应用人类学已然于困境中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获致"重生".然则,发展概念之帝国误读性、衡一发展模式之强植、发展之经济理性最大化、传统与现代之二元分野皆于渐趋远离他者在地哲学之维下不断切割着学术与应用间之"互惠".本文,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少有关注之"幸福感"相关问题之探讨,由此,使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从"幸福感"之心理层面获致突破与惠与.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之种种探讨与辨析,并非为得获致广为认同之发展概念,其意旨在乎反思与关照他者眼光之种种可能性.幸福感之于发展人类学研究之介入亦非某种突兀之举,其早已存之,此文之种种思考起到明晰与彰显之作用.     

剑气箫心两依然——龚自珍的人生哲学

龚自珍是个"剑气"与"箫心"兼具的人.堂堂的"剑气"化作批判社会、变革天下的理想抱负和刚直不阿、奋勇前行的人生动力.但理想的破灭和人生道路的坎坷,又使他用哀怨的"箫心"抚慰自己的心灵创伤.     

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

英文ethnic是希腊语ethnos拉丁化的形容词形式 ,对应中文的直译可理解为“族”或“族的” ,属于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应用范畴。该词在英文中没有形成名词形式 ,在与group连用后形成了复合名词ethnicgroup形式。在 2 0世纪 6 0年代中期以后 ,ethnicgroup一词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流行开来 ,用以分析这些国家基于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等要素基础上的“认同群体”。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 ,ethnicgroup这一术语在世界范围流行开来 ,在引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时 ,中文翻译为“民族”、“民族集团”、“种族”、“族裔群体”和“族群”等 ,其中以“族群”最为通行。但是 ,学界在研究和应用这一术语时 ,缺乏对ethnos及其派生的ethnic和ethnicgroup源流的关注。本文就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早期 (2 0世纪 70年代以前 )的含义演变和应用情况做一梳理 ,并指出了这一术语的流行属于西方国家“族类政治化”裂变的产物及其表现出的“后现代”话语的特点 ,以期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社会背景作一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