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的构建——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一项悠久而又古老的证据制度,表明了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对于司法审判中出现的传闻证据的处理态度与方式.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日臻完善,也使传闻证据规则在司法审判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反观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传闻证据的相应规定并不完善,这给司法审判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同时也碍于实现法律的公平、公正与公义.因此,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有构建的必要性.在本文中,笔者将深入研究传闻证据规则的实质,探讨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理论,实现法律的公平、公正与公义.     

论我国构建传闻证据规则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中一项极其重要的证据规则,近年来,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对于是否引入该规则的讨论非常激烈。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法律环境,我国要引入该规则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当前,我国的司法改革正持续推进。一方面,一些冤假错案的出现让现行的证据规则面临着极大的考验;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的立法和法治环境的不断改善,大大提升了在我国构建传闻证据规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直接言词原则与传闻证据规则比较研究

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原则与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在其诉讼中有着基本相同的要求,起着相同的作用。但它们在产生背景、指导理念、反映的诉讼关系、质证模式以及法律性质、表现形式方面存在着差异。我国应该顺应两大法系融合的趋势,在我国的证据法中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及传闻证据规则。     

试论传闻证据的认定

英、美、日三国的传闻证据都可以分为口头陈述、书面陈述和行为陈述三种.但并非所有的这三类陈述都可以构成传闻证据,而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在具体认定上,英、美、日的传闻证据规则略有不同.我国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可以借鉴这些规定,但应对传闻证据的表现形式、传闻证据的的判断标准、传闻证据的来源与提交目的等方面进一步作出规范.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传闻证据及其效力

我国没有传闻证据的概念，但依英美法系对传闻证据之定义，传闻证据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且未被合理排除。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律完全认可传闻证据的证据能力，而对其证明力的规定十分简单粗疏，缺乏可操作性。由此导致证人出庭少，传闻证据泛滥，法官断案难度大，错案大量发生。制度与现实的矛盾所凸现出来的是司法的窘境。传闻证据必须得到合理排除，解决的办法是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传闻证据规则。     

论电子网络证据的证据价值

分析电子网络证据的证据价值应当以其特点为基础，并从可采性与关联性为两个立足点入手。 其可采性要求电子网络证据最终应被赋予独立的诉讼证据法律地位。其关联性则需要在合法性的基础上从 传闻证据规则和最佳证据规则两方面规制电子网络证据的证据能力，并就信息内容的确定性和信息记录与 传输的可靠性两方面通过网络系统展示来规制其证明力。     

刑事诉讼中免证规则的几个问题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模式的实现,需要可操作性的证据规则。认真研究外国的一些主要证据规则利于我们从中汲取经验。文章对外国的免证规则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以期为我国证据规则的建立提供借鉴。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评析与构建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证据法的一项重要规则。本文首先阐述评析了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然后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规则的构想。     

略论德国刑事证据的排除

德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通常被认为具有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特征。但从其证据制度的立法角度来看，它没有独立的证据法典，其刑事证据规则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典中，蕴含在证据原则和一般程序规定里。学界对德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解仍存在误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宪法法院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判例对证据规则的确立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对我国有借鉴意义。     

从适应刑事审判的改革谈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立法的完善

随着我国刑事审判改革的推进,本不完善的证据规则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审判方式改革实践的需要和诉讼制发展的趋势。综观我国证据立法上存在的漏洞和缺陷,建议从确立证明标准、建立证据能力规则、完善证明价值规则、配置举证质证等程序规则等方面建立和健全我国的证据规则,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制民主化、现代化和科学化的进程。     

笔录类证据及其相关问题——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我国没有确立传闻证据排除法则.在实践中,笔录证据大量使用,尤其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对证人和被害人的询问笔录都被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据.随着人权保障观念的加强和现代刑事诉讼理念影响的扩大,传闻法则必将确立,传闻证据应当被排除.但是彻底地取消笔录类证据不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因此,可能的趋势就是笔录类证据的运用范围将会不断缩小.     

析有罪答辩机制下的口供证据规则建构

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高认罪率的现实,从存在合理性的角度说明了我国"口供中心主义"的司法现状。"批判不如改造",确立有罪答辩机制下的口供证据规则,特别是基于证据规则的基础性规则、排除性规则、补强规则进行具体规则设计与建构,对于口供证据资格及证明力加以规范与完善,显然是一种更务实、可行的法治之路。     

品格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品格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在我国法律中偶尔也会提及品格证据,但就目前而言,无论是对品格证据的研究,还是有关品格证据的规定,绝大多数集中在刑事诉讼证据领域,对民事诉讼证据领域的涉及很少：可以将“人肉搜索”中对品格证据的运用推而广之,即当当事人的品格成为案件争议的事实或与案件争议的事实有关时,都可以运用品格证据规则解决这些争议的事实。     

关于我国司法认知规则的确立与完善

司法认知规则是证据法上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具有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与他国相比较,我国关于司法认知的规定不仅零散、尚未形成体系,而且还存在许多认识性的错误,因此通过对两大法系相关规则的介绍,以期对我国司法认知的确立与完善提供有意的参考。     

论我国证据法的发展方向

随着我国诉讼制度改革进程的推动,证据法的发展将表现为:证据立法走向精细,立法模式将是单立证据法,对三大诉讼中的证据规则进行全面、充分和细致的规定,便于理解和操作;证据法将增加有利于人权保障方面的规则;证据规则的设置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认识发展规律;法官权能进一步规范。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与仲裁证据规则的差异性解读

证据是纠纷解决中的重要内容,证据规则也就成了民事诉讼和仲裁这两种纠纷解决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与仲裁证据规则在静态的规则形式即证据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动态的实体规则即证据的获取和证据规则的运用方式上都存在差异。     

数字政府背景下的行政许可证据规则研究

行政许可证据规则是行政许可证明活动需要遵循的规则。在行政许可证明活动随数字政府建设发生变化后,原来的行政许可证据规则与实践产生了一些不相适应的情况。作为行政许可程序研究的一部分,行政许可证据规则研究有助于立法回应数字政府背景下的创新实践,在新环境中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利益。行政许可证据规则的重构应当顺应数字政府实践并回应历史遗留问题,主要包括对举证责任规则、举证权利规则、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案卷排他规则的调整。     

论建立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对国外先进制度和理念的借鉴与思考,各种相关的证据规则逐渐成为专家、学者们探讨的焦点。因此本文研究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现状及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设想及其配套措施。     

晚清历史“传闻素材”中的史学意蕴

历史"传闻素材",从它的史料主要承载门类来看,在"正则"文献中所涉及者,有的被明确提示或被暗示出来,有的则在文本中被完全"异化",从形式上再也显不出传闻的属性;在稗野轶闻类史料中,自有其最为集中和醒目的反映;在"口述历史"类资料中,一般也有比较典型的体现。从史学理念的层面说,因为历史传闻当时具有真伪虚实莫辨的模糊性特点,故需要具备强化考辨的理念;因为历史传闻的真伪虚实未必都能考辨清楚,故需要抱有适当存疑的理念;因为历史传闻不乏在具体情节上失实而大致指向上符实的情况,故应当培养体悟神韵的理念;因为传闻入史对著述的文体风格会发生连带的影响,故不应排斥助益灵动的理念。这些,都是科学地认识和妥当地运用传闻素材所很应注意的。     

资本市场传闻信息与股价异动研究

文章以2007年1月至2009年9月的沪深两市2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来检验传闻（Rumor）对股价波动的影响。在传闻被媒体报道的前10日,股价出现异动,在媒体报当日股价异动最为显著,利好类的传闻给投资者带来显著正的超常收益,而利空类则显著损害投资者财富。当上市公司刊登澄清公告后,当日、后5日、后10日股价则再次出现异动。当上市公司在澄清公告肯定利好传闻所描述的事实时,传闻则转变成正式公告,能为投资者带来正的超常收益,但存在内幕消息泄露;当上市公司否定利好类传闻时,投资者发生显著股东财富损失。短期来看传闻加剧了股价的波动,而利用传闻来操纵股价的投机者却能获得超常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