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原型兴象诗之一:图腾兴象诗

《诗经》兴象诗是上古文化的诗歌形式。上古以泛自然为神。自然神主宰生死祸福,与上古人有各种神秘关系,成为上古人的图腾。在祭祀仪式以及日常生活中,以诗歌呼祷图腾以求福佑,成为社会风习。《诗经》图腾兴象诗有三类:祖灵图腾兴象诗、自然神图腾兴象诗、天帝图腾兴象诗。     

诗歌四元艺术至境格局刍议:兴象篇

“兴者 ,起也。”“兴”是感物起情。凡总体构思是通过景、物的描写以感发、兴起主体某种思想情感的诗 ,均可称“兴体诗” ,其诗的整体形象即“兴象” ,艺术臻于至境的称至境兴象     

论“象”

象范畴的产生发展经历了模拟阶段、创造阶段和超越阶段；滥觞于中国文化的基元《易》象，萌芽于古代画论、乐记，而由书法家首先创立“象”的艺术理论，在诗美学中发展成熟。其演变形态，由物象合而为意象，进而演化出兴象，境象、气象以及想象，象征等概念，直至推出象外之象。     

论上古塞音擦音组合复辅音

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已为历史音韵学界共认。而上古是否存在塞音擦音组合成的复辅音,则未形成一致意见。从古文字谐声等音韵材料中塞音擦音发展演变的情况看,特别是从上古存在以s为第一音素的sC类复辅音和在此基础上加流音形成的sCL类复辅音,以及现代汉语塞擦音大量存在的情况看,上古存在塞音擦音复辅音,才是合乎复辅音向单辅音演变基本规律的结论。而且这类复辅音最初应属浊音复辅音的类型,组合方式也类似于目前的塞擦音组合方式。     

上古汉语的原创隐喻和原创转喻

上古汉语中有着丰富的原创隐喻和原创转喻，并用“比、兴、犹、喻”等术语来指称它们。这些原创隐喻和原创转喻涉及人体、动物、植物、山水、数量、时空、特征等诸多方面，反映了上古汉语“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创隐喻反映了上古汉语认知的拓展方式，原创转喻反映了上古汉语认知的深化方式。作为汉语获得新认知的方式，原创隐喻和原创转喻对汉语的隐喻和转喻产生了系统而深远的影响。     

天人合一——《诗经》兴象的构建平台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密切相关。“兴”的寓意是“托事于物”,这与上古先民师法自然的思想信仰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上古文体趋同论

文体趋同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上古文体也存在互渗、融合、趋同的情形。上古格言、民谚以及部分《易经》卦爻辞都是采用短小精悍的格言警句样式，以整齐、精炼的语言来表达作家对宇宙、历史、人生、社会、军事、政治、术数等方面的认识。西周中期以后，有些铭文在散文句式中杂用《诗》的四言韵文体，显示出铭文有意向《诗》体靠近的倾向；而某些《诗》作也有意识地吸纳铭文因素，用诗的形式歌咏铭文题材；铭文与《诗》体呈现出互相靠近的倾向。诰和命本来分属两种文体，诰用于训诫和勉励，命用于册封和赏赐，由于帝王在册命或赏赐大臣之前往往要进行一番训诫和勉励，史官同时记下帝王的训诰和册命，这促使部分诰、命作品走向合流。上古文体趋同多由外在因素驱动，某些文体因其内涵宽泛而向多个方向发展，有些文体趋同受到群体创作方式的制约。     

从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押韵谈起——兼论《广韵》音系“麻”部读音的历史演变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押韵情况代表了《广韵》音系里"麻"[a]部读音的历史演变。通过对上古、《广韵》音系时代的诗押韵情况进行分析可知,"麻"[a]部产生于上古韵部里的"鱼"[a]部,"麻"[a]部到现代汉语普通话里演变为a[a]、ia[ia]、ua[ua]、e[]、ie[ie]。古今音变是造成今天的人们读一部分古代诗感到好像"不押韵"的主要原因。     

试论“迅雷不及掩耳”的演变

俗语“迅雷不及掩耳”在历史上还有其他多种变化形式，其中“疾雷不及掩耳”最常见，后者主要用于史书中的战争描写，而前者的使用更为广泛。这一俗语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大致出现了句式变化和字词替换两类演变方式，但主要是字词替换。通过对其各种变化形式的比较可知，记忆规律和认知心理决定了该俗语以六字为基本模式，而意义的常用性和单一性是“迅雷不及掩耳”成为最终形式的根本原因。     

"兴象"释义

"兴象"这一诗学用语,唐人偶一用之,明清两代则使用较为普遍.学界一般认为"兴象"是指诗人之"兴"与客观外物紧密结合、情景交融所形成的艺术形象.但细察古人原意,"兴象"之"象",应理解为泛指诗人所写下来的东西,亦即诗篇、诗句所包含的内容和艺术形式.它包括今之所谓"形象",但是大于"形象",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兴象"中的"兴",则是指诗歌所传达的兴致、感触、情怀、情趣等.古人用"兴象"称说作品时,其注意点大多不在于"象",而在于"兴",在于诗中是否蕴含"兴"以及"兴"的传达是否自然、悠永.明清时期的论者,认为兴象乃诗之特质所在,是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美学要求,而汉魏、盛唐诗乃是兴象高卓的典范.他们所要求的"兴象",其实就是严羽所谓"兴趣".正确理解"兴象"的含意,对于研究古代诗学颇有意义.     

从数学史折射马克思的两条道路

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由感性的具体上升到理性的抽象,再从理性的抽象到理性的具体的再现,即马克思所说的两条道路。如果认识事物仅仅停留在第一阶段,则会导致对事物认识的不深刻,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从而也就不能进行创造性的活动,例如中国古代数学的传统尽管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性和实用性,但缺乏对认识事物的进一步抽象,因而不能达到对于认识对象的本质的把握;同样如果仅仅强调第二阶段,而忽略感性的基础,则认识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古希腊的数学传统正印证了这点。近代数学尤其自数学分析的出现以来,之所以枝繁叶茂究其因正是遵循了马克思的认识论,即两条道路的完美结合。从——数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所印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人类正确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     

中西古代空间认知观的对比研究

空间概念是人类认知经验的结晶,是一个经历从"天官意物"到"心有征知"漫长认知的过程.人们通过联觉器官(五觉)感知外部世界的空间关系,形成与具体的、个别的事物间的方位经验;人们分析概括并内化所获得的方位经验,形成空间方位意象;在方位意象的基础上,人们经过不断地思维抽象,最终获得空间概念.文章旨在对中西古代空间论述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中西古代空间认知思想,诠释中西古代空间认知观的异同,为进一步研究空间认知思想奠定哲学基础.     

试论满族萨满文化中的星辰崇拜现象

萨满文化是满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族萨满文化的多种崇拜中,星辰崇拜是形成较早的一种,是满族萨满文化自然崇拜的一部分。星祭在满族及其先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满族及其先民原始的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状态、古老的自然观以及独特的天文认知形式。星辰崇拜在萨满文化形成阶段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满族先民对自然认知程度的写照,反映出中国东北渔猎民族的文化特点。     

文化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中最容易为现代人理解接受的一种形态,是沟通现代人与中国传统文化最直接的桥梁。古代文学教学应体现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大科学精神,更新教学观念与方式,加强文化研究,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加强文化的认知与融合。     

古诗英译研究的认知新视野

本文拟从认知的角度探讨古诗英译 ,认为古诗英译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 ,更是一种认知行为。对原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语码的表述都与认知有关。具体说 ,古诗英译是一个有关原诗作者、译者和译语读者认知语境趋同度大小的问题     

中国古代白话文论在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的价值

相对于用文言文书写的传统文学理论,古代白话文论因其语言的通俗性而更便于人们的理解与应用。然而,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对包含了古代白话文论在内的传统文论的批评功能持否定态度,且纳入到高校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使得中国传统文论失去了应有的现实价值。本文以古代白话文论的梳理、学术界对古代白话文论的认识,以及古代白话文论在教学中的意义为线索,深入分析以古代白话文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当下意义,并由此揭示古代白话文论于文学理论教学的价值。     

东向为尊——一种古礼的文化人类学解释

在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中，多处讲到“面东而坐”为堂室中最尊崇的位置。这一事实应该是曾经流行的古礼的具体体现，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这种古礼同人类认知空间方位的先后及朝日风俗有关。除了堂室位次和交际之礼外，都城、帝王陵寝的整体布局以及一些日常习俗也深深体现着“东向为尊”的观念。     

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生命精神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以生命体验性与诗意性为特质的文化,生命被视为宇宙万物的本质,艺术则被视为对宇宙生命精神的诗性呈现,倡导从生命精神的维度去弘扬艺术精神。而建基于艺术活动之上的中国古代诗学范畴就必然折射着古人对宇宙生命和自身生命精神的诗意性及多维度的认知、体验、表达和升华,具有泛生命化的特征。研究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生命精神,能够深刻阐明古代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如何以生命体验作为自身活动的出发点,以理性的提升和审美境界性升华凸显文艺的精神价值与天地之生命精神的深切契合。     

兴城古城的遗产保护与更新

阐述了兴城古城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古城的特征.丰富的历史遗存是兴城不可再生的宝贵遗产,并且是古城更新与发展的基础,古城的更新发展不能摈弃历史。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古城发展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认识上和实践中的问题,提出了古城保护与发展更新的措施。     

明清哲学家物身、心物关系论中的信息认识论思想

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在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中，心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被人的感官和理性所中介的性质。王守仁的“心即理”的“致良知”说，虽然属于主观论的命题，但深刻揭示了人的认识被人的认识结构（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理性框架）所中介的性质。王廷相的“思与见闻之会”说、方以智的“质测即藏通几”说、王夫之关于形神物遇而知的理论则更是对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认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作出了统一性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