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浪平高山汉族的谚语和谜语

本文以广西田林县浪平乡的高山汉族流行的谚语和谜语为研究对象，揭示了浪平高山汉族谚语、谜语所具有的地域等特点。     

史诗之谜与族群记忆——汉民族没有史诗的深层原因探析

史诗作为一种韵文体神话作品在我国的许多族群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占我国人口多数的汉族有无史诗,却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作为族群的一种集体记忆, 史诗的形成与族群的早期历史密切相关.族群记忆的多元化和以书写记忆为主的存储方式,以及汉族知识分子对民间口头记忆的消解和重构是导致汉族族群未能形成史诗的主要原因.     

族群认同的建构与消解：一座三撬人村落的当代裂变

依据族群是自然形成的文化共同体的观点,分布于黎平、锦屏交界区域的三撬人可以视为一个独立族群。乌勒是夹杂在苗族、侗族、汉族区域间的一个三撬人村寨,一个族群孤岛,其族群认同能够一直保持和维护下来,与清代清水江流域的社会环境密切关联。在全球化进程中,分立四处的乌勒人,族群认同既面临消解,也在再建构。乌勒已成为分立四处的乌勒人的根基性原生纽带。     

试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孤岛文化"的内涵及其生成基础

汉族孤岛文化具有特定的生成空间、鲜明的族群认同倾向和族群符号等三个基本内涵.孤岛文化生成的基础在于与他族群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心理场,这种文化心理场是在西南族群共生关系中形成并维系了汉族孤岛族群的认同的.     

平话人是汉族的一个支系——论平话人的形成发展与平话文化

论述平话人的形成发展及其文化特征，并论证提出平话人是汉族一个支系的新观点。平话人是在北方汉人自秦汉以来陆续迁入岭南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汉族支系的一个典型。运用历史语言文化的上溯考证与现实实地调查，可清楚地溯证出汉人进入广西二千多年的发展历程     

浪平高山汉族的人口分布与发展

本文在人类学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对广西田林县浪平乡高山汉族的人口分布和发展进行客观描述和理论分析，以期帮助人们通过这一侧面对高山汉族这个特殊群体形成更全面的认识。     

雪球：汉族形成时期的族群结构、互动与认同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犹如一硕大无比的雪球,在雪球的滚动中形成、发展和壮大。在汉民族形成时期,其族群结构复杂而多变,在历时两千余年的沧桑中呈现出互动融合之势,这其中主要包括夏、商、周三族融合的浪潮及其向夷、蛮、狄的波及和扩展。其间的族群认同,即族群身份的确认（其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也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转型过程。     

人口迁移与宁夏城市回汉民族关系研究——基于石嘴山市惠农区的调查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汉族人口的持续迁入在今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城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汉族聚居区,城区汉族与城郊回族的民族关系呈现出既隔离又相互依存的特点。改革开放之后,人口迁移及城市规模的扩张使回汉民族混杂居住,回汉民族在矛盾与冲突中相互理解、频繁互动。宁夏实施“十二五”生态移民计划后,有数千名来自宁夏中南部的回族劳务移民迁入惠农区,城市回汉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磨合期”。     

封闭中的变迁:近代四川木里的租佃制与族群关系

地处川滇交界地带的木里由于独特的历史、地理与人文环境,在近代一度处于封闭的状态中,这与现今其境内族群、文化的多元特征形成鲜明反差.考察近代木里族群构成演变的历程,会发现木里众多族群汇集、杂处的分布格局与历史上频繁的族群迁徙、流动有关.而近代租佃制的引入是吸引众多族群迁入木里的直接因素之一,并由此深刻地影响木里境内族群的分布格局.     

明代外地汉族迁入宁夏南部的方式研究

明时汉族大规模迁入宁夏南部,并对该地区的经济文化、民族构成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军屯、民屯和商屯三个方面探讨内地汉族迁入宁夏南部的基本状况,可以认为屯田垦殖是汉族迁入宁夏南部最重要的方式。同时,马政、自然灾害、仕宦任职等也是内地汉族迁入宁夏南部的主要方式。     

从四大民瑶看明清以来“南岭走廊”的族群互动与文化共生

作为南岭民族走廊上的一支特殊族群,明清时期湖南江永的四大民瑶承担着扼守湘桂边界的军事重任,与周边的汉族土人、广西境内的"远瑶"等族群形成持续的互动,在族群互动中不断吸纳和采借周边族群的文化元素并生成了自身的民瑶文化,各族群在互动中形成文化上的共生.     

论明清时期腾冲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明清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大批汉族移民尤其是军事移民落籍腾冲。在漫长的历史嬗变中,落籍腾冲的汉族移民通过修撰家谱、建盖宗祠等方式,在"土-客"之间的相对关系中,建构起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了祖先认同和族群意识,汉族移民身份的记忆通过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族文化得以保留和强化,以实现他们同内地汉族在祖源上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汉族移民的族群认同。     

灾害移民作为少数族群的社会互动性研究——基于新疆旱卡子滩闽玛生态村的实地调查

该文通过对新疆旱卡子滩闽玛生态村的一个汉族灾害移民群体的调查,探讨作为少数族群的汉族与当地哈萨克族在交往中存在的问题,认为通过文化符号的作用,加强不同群体之间在语言文化、民俗文化方面的相互了解和学习;同时当地政府也要扮演起文化促进者的角色,积极引导灾害移民适应当地的文化,进而在"求同存异"的状况下加强族群间的互动性,并最终探索出一条有利于族群交往的道路。     

一个处于区域性“少数民族”地位的汉族族群建构——对云南大理州鹤庆县金敦乡积德屯村的调查

积德屯村是一个随明代大规模屯田而入滇的汉族村落，在周边白族的包围下生活了几百年。作为一个区域性“少数民族”，积德屯村基于共同的族群血统的历史记忆和地域（行政区划）两个认同要素，把可行性的根基认同与可见的工具利益汇合，实现了族群的认同，并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显示出了极强的适应能力。     

牧区散居维吾尔人的社会文化适应——阿尔泰山草原红墩社区的个案

清末以来,一些维吾尔人迁入阿尔泰山草原,散居在牧区深处,与其他族群共同构建和发展出了嵌入式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他们适应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与其他族群频繁互动,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生成了区分于祖籍地维吾尔人的群体意识。学术界应该重视对散居维吾尔人的调查和研究,以加深对维吾尔族社会的认识。     

文化生产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族群格局的建构是多民族国家社会秩序的重要内容。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中,文化生产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地位不只是官方倡导、推动汉文化的结果,对于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发挥影响的还有汉文化在族群观念上的包容性、开放性和中华帝国在文化生产形式、文化制度上的某些特征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     

甘青边界的互惠共同体：循化县各民族的生计模式与交流

青海省循化县地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边界,同时也是甘青两省边界。从宗教文化方面而言,其处于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汉儒文化的边界。在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其族群关系呈现出多样性特点。本文旨在讨论循化县撒拉、藏、回、汉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同时探索循化各族群众经济上形成的互利互惠关系;正是不同的经济生产和交往方式奠定了本地区互助合作的族群关系。     

战争、族群与区域社会:9至14世纪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研究

晋东南地区的二仙信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长时段研究区域社会中族群与民间信仰关系的个案.沙陀、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士对二仙信仰的态度既不能以单方面的接受(华化)来概括,汉族士大夫参与二仙信仰的活动也不能仅以逃避仕金、仕元来解释.不同族群的士绅和官员捐资、兴建或修葺二仙庙,原因复杂,贡献不一.除了对二仙信仰进行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如捐资、兴建或修葺庙宇),士人和民众还通过想像与建构二仙形象,在精神层面推动信仰的发展与传播.这些活动和想像将不同族群、地域、信仰背景、社会阶层、性别的人们联系起来,形成集体记忆,成为地方民众请求中央认可二仙的依据.     

甘肃舟曲多民族“婆婆信仰”民俗研究

舟曲自古便是氐、羌、藏等多民族栖居之地,自唐以后渐次有汉族民众迁入。伴随着明代的卫所移民,汉族人口大量增长,成今日舟曲人口最多的民族。历史时期,迁入舟曲的汉族群众在凝合道教龙门派、汉传佛教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独特的民间信仰习俗——"婆婆信仰",其信仰核心更可追溯到对"周室三母"的崇拜。作为西北地区民间女性崇拜体系之一,舟曲多民族共存的格局使"婆婆信仰"有着非常明显的多民族性特征。如今,随着舟曲地区多民族互动与交融进程的加速,"婆婆信仰"已经被汉、藏、羌等各民族共同接受,一年一度的"婆婆会庆"成为了舟曲各族民众共同参与的重要民俗节庆,甚至代表着该地区信仰民俗的独特发展模式。在其丰富多彩的仪式背后,蕴藏着诸多深层次的社会意义。     

额尔古纳:族群互动的历史与俄、汉两种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以阳村为例

额尔古纳地区是一个文化边区，本文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对该地区两种文化和三个族群——俄罗斯文化和汉文化；俄罗斯侨民（纯俄罗斯人）、汉族和中俄混血人——互动、碰撞和交融的历史的考察，得出如下结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于一文化边区内的两个或多个族群、两种或多种文化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发展具有不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