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

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理想类型相比,今天,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联结模式都正在发生质变。当下中国农村,已不是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所能简单概括,乡村法律实践的场景和逻辑也随之发生变迁。农村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的剧变,加剧了法律的荷载。农村社会呈现出结构混乱,而非仅仅是语言混乱,这导致了当前村庄内生力量无法有效整合秩序。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乡村社会,国家法律已日益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迎法下乡已有了现实需求。     

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安徽调查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无讼的。随着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法律下乡”,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并开始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权益纠纷,无讼的乡土社会逐渐转为有讼。以Q村近些年来发生的民事纠纷和民事诉讼为个案,探析法律制度渗透进乡土社会的关系调整的机理。在日益开放的乡村,乡村的民事关系主体已经多元化,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     

从嵌入到融合：资本下乡植根乡村社会的路径研究

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出发,以组织嵌入、利益嵌入和关系嵌入三种机制分析村庄场域内下乡资本与乡村社会的互动状况,发现直线单向式的嵌入路径整体上呈现“只嵌不入”的悬浮状态,资本的“市场逻辑”与村庄的“乡土逻辑”存在断裂,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出现程序合法性与情境合法性的张力、形式嵌入与实质融入的差距、社会身份与乡土身份的偏离等嵌入困境。融合机制是对嵌入机制的延续、推进与超越,从构建“股份合作制”的利益共同体、扭转社会身份“村民化”、增能赋权“化村民”等维度建构下乡资本植根乡村社会的新路径,通过从单向嵌入到双向互嵌、从浅层利益到深层互惠、从单一经济维度到多重社会互动,促进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之间由生硬嵌入到有机融合的过程,以期实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共赢”的理想样态。     

《送法下乡》:一个读本

本文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解读《送法下乡》。首先 ,进入该书的语境 ,以贴近作者的视角 ,“重构”中国基层司法制度 :肯定任何司法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 ,而且不仅仅是书本知识 ,还包括许多“无言之知” ;认识中国特定的政法传统、“转型时期”的司法特点以及基层司法的特殊性 ;考察基层法院的法官在重重困难的情况下如何调动各种知识解决纠纷 ,以此“正当化”法官在司法运作中所使用的知识和技术。其次 ,从一般读者的角度进入 ,展示该书给予人的智识的愉悦、观念的冲击和方法的启迪     

舍近求远：规模农场农机服务模式选择的研究——基于一个下乡资本农场的田野考察

农机社会化服务是我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高效途径,但是具体选择何种服务模式是值得关注的。为此,文章以农业收割环节为切入点,从农机社会化服务模式选择的角度探讨乡土社会是如何影响下乡资本的经营逻辑。研究发现,购买本地农机服务不失为是下乡资本嵌入乡土社会的理性选择,但下乡资本相对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外生性以及本地农机手内外有别的行为逻辑,致使出现组织、成本和监督等用机困境。而跨区农机手凭借对乡土社会关系的处理和利用,使下乡资本成功摆脱了用机困境。由此可见,农机社会化服务模式的选择绝非按照经济学所预设“有求必应”的理想路径运行,其背后受到乡土社会的形塑。因此,乡土性始终是下乡资本有效经营的底色所在。     

“法律下乡”:乡土社会的双重法律制度整合

本文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国家法律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过程.认为伴随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权下乡"是"法律下乡".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政策整合向法律制度整合转变,以求建构统一的法律制度共同体.但起源于工业和城市社会的现代法律下乡,与根植于乡土传统的农村社会遭遇着碰撞和困惑.在现代国家建构和乡土社会变迁的双向过程中,乡土社会呈现出双重法律制度整合的状况,并需要加以制度性整合.     

法哲学视阈下后乡土社会农民权利的法律保障

“后乡土社会”是一个存续乡土性特征的社会,又是一个结构与内容正向现代性变迁的具有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农民权利呈现出贫弱、破裂、救济迟滞等样态。法理意义上,市场经济发展能促使农民产生新的权利要求,只有法律人格独立才能保障农民主体地位,只有倚重平等价值才能激发农民交往理性。因此,农民权利的有效保障不仅要理论上的应然权利向法律上的现有权利转化,还要继续促使现有权利转化为现实中的实有权利,并在法治维度以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等过程加以实现。     

基层司法的路径探索——论"陈燕萍工作法"中的"法官能动"

由于我国基层社会本身具有的强烈的"乡土性"与"本土性"特征,现代法律制度下的基层司法必须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将现代法律理念适用于乡土社会的法律纠纷,基层司法也因此具有了与规范式司法相差甚远的"乡土特征"."陈燕萍工作法"根据基层司法的实践情况,总结出个案实体优先、法官主动调查等经验,其核心在于基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适度能动",对我国当前基层司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农民缺场与在场：资本下乡的多重博弈与治理——基于S村的经验材料

资本下乡是多元主体围绕自身收益最大化进行博弈的过程。在田野调查中发现,S村农民在多重博弈中整体上处于“缺场”状态。一方面,基层政府资源配置向工商资本倾斜,资本攫取了农民用于自身经济发展的土地资源与政策资源,农民处于“显性缺场”状态;另一方面,工商资本与村庄、农民互通不畅,资本按照“市场逻辑”推进生产经营管理,成为与村庄发展脱节的“飞地”,割裂了农民生产与生活协同的有机空间,农民处于“隐性缺场”状态。基层政府需要以“严格准入—动态监管—规范退出”为政策主线,建构“全过程”农民在场的治理体系。事前协同农民审查,实现预警防控;事中依托农民参与,推动常态监测;事后及时纠偏补偿,维护农民利益,使国家自上而下的资源供给与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偏好系统耦合。     

祛魅的意义与危机——马克斯·韦伯祛魅观及其影响探论

韦伯致力于研究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并认为理性化过程的核心就是"祛魅"或"除魔",即把一切带有巫术(magic)性质的知识或宗教伦理实践要素视为迷信与罪恶而加以祛除,并"使世界理性化"的过程或行为运动。人日益从巫魅中解放出来,获得自己理解世界、控制世界的主体性地位。祛魅后的世界既取得了高歌凯旋的物质和文化成就,也带来了许多深重的问题和危机。韦伯对世界祛魅之积极意义与深刻危机的双重揭橥,使他成为现代性的"先知"和"诸神时代的智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继承并发展了韦伯关于世界的祛魅的思想,将祛魅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瑞泽尔消费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一个批评性评述

美国业已完成了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转变,而相关研究很弱。作为社会理论家的瑞泽尔独树一帜,在消费社会学的应用研究中贡献卓著。其核心主题包括社会的麦当劳化、让祛魅的世界再着魅和“虚无之物”的全球化。瑞泽尔的消费社会学研究是基于人文主义视角对美国消费实践的社会批判,延续了韦伯、马克思、齐美尔、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世界的研究。不过,瑞泽尔可能忽略了地方消费实践和消费者的多样性,从而过于概括化。     

法治视角下的西部农民“贫困”问题

一、关于“法治贫困”广大的西部地区是典型的“乡土社会”,是“民间法”盛行的地区。费孝通先生讲“乡土社会是‘礼法’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 ,法律是无从发生的”1 。在西部 ,传统农业社会中无契约思想的价值结构是以惧法尚情为典型的 ,主要表现为 :(1 )解纷机制中的“贱讼”、“耻讼”心态。西部以土地为中心的自然经济将农民束缚于一个狭隘的社会环境中 ,这要求人们间的和谐相处和维护“家丑不可外扬”的集体荣誉 ,从而使利益之争受到压抑、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的法律手段受到鄙视。因此 ,民众试图通过司法渠道解决纠纷的愿望低于城市人…     

乡土社会冲突与诉讼的再冲突解析

在乡土社会中 ,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正式法律诉讼之间会产生新的冲突 ,这种冲突构成了乡土社会法律生活的主题 ,并使诉讼这种国家法律治理途径在乡土社会中被迫发生流变 ,这也使我们可以接近一个客观的乡土法律世界。在“乡土社会现代性诉讼制度为什么不能建立”诸问题上 ,不应局限于单向化的“守法—违法”或是“争讼—无讼”的理论范式 ,而应以一个多元的分析路径来考察     

农民权利缺失的理性思考——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缺位和法律恐惧

乡土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国家法对乡土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随着法治进程的逐渐加快,国家法对乡土社会的影响,引起了乡土社会中的农民的不适应和紧张.法律毫无疑问应当是弱者利益的保护者,然而,在法治现代化的今天,农民的权利保障仍然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     

政商新统:近代中国商会法的实践意蕴

政府与商界较少发生法律关系,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法律传统.近代中国商会法出现后,这一传统开始断裂.通过政府促导、组织控制、简约治理等方面的商会法实践,政府与商界发生了较多法律接触,进而演变出一种新型法律关系,构成法制转型之“政商新统”.这一“政商新统”,既与西方国家向工商社会分权以实现“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不同,也与古代中国行政司法视工商事务为“细故”的传统不同,而是形成了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工商法律秩序.     

解除魔咒与价值迷失——文化领域中的现代性问题

自韦伯对现代文明演进的工具理性取向作出精辟分析以来 ,“解除魔咒”或“祛除巫魅”成了一个得到广泛使用的经典语汇。但是 ,弄清这个语汇的确切内涵 ,进而在社会转型的复杂意义上用它来描述现代性对传统的洗刷和改造 ,还有许多具体的研究工作要做。本文从自然的祛魅、经济生活的祛魅、人格类型和生存样态的祛魅等方面 ,对这个问题作了扼要的分析和评论。     

当前我国农民"轻讼"意识的成因探析

当前我国农民普遍存在着“轻讼”意识。传统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是农民“轻讼”意识的文化渊源,农村“乡土社会”的现实状况是农民“轻讼”意识的社会基础,部分国家法在农村现实中的“水土不服”是农民“轻讼”意识的法律根源,农村经济滞后状况的制约是农民“轻讼”意识的经济基础,司法诉讼的内在弊端是农民“轻讼”意识的制度根源。     

从法律适用,谈我国宪法司法化

该文从最近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关于以侵犯姓名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责任的批复》来探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个非常敏感性的问题。“宪法条款能否作为各级人民法院断案的法律依据”,笔者从法律适用这一角度,结合自己从事律师工作的办案体会来论证这一问题,认为,“宪法司法化”在法理上是行得通的,在司法实践中是有积极意义的。     

后回归时代澳门法律本地化之发展

后回归时代,澳门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与回归前相比均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上述社会条件的良性发展对法律本地化的深化提出了现实需求.澳门法本地化之路已从“形式本地化”迈向“实质本地化”.现阶段法律本地化的发展,有必要在保留澳门法特色的基础上,从社会实际需求出发进行深入的法律变革,重视本地化资源的建设,加强法律人才的培养,促进本地法律文化的生成及发展.而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澳门法的本地化将携现代化、国际化前行.     

法治与法律拜物教——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法治观的批判

自由主义理论以拜物教的姿态对待法律和法治,从而未能揭示法的阶级性这一本质,也未能回答关于法的价值的问题。与法律拜物教相反,马克思将法律界定为取决于经济基础或社会发展的上层建筑,法律仅仅是国家的一个功能性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三个方面批评了自由主义法治,指出其背后持有一种典型的法律拜物教观念。通过对自由主义法治的拆解、祛魅,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凸显了那些被人们所忽略或边缘化的政治、法律问题的重要性。尽管自由主义法治并未消亡,并且有可能成功转型为福利国家,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是失败的。后者在今日所面对的任务,不是告别或转型,而是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