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航天制造业产业关联实证研究

基于产业价值链和知识溢出效应两个视角,阐述了航空航天制造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关系。采用RAS方法对2007年投入产出表进行调整,重构将航空航天制造业作为一个单独产业部门的投入产出表。采用投入产出分析,对航空航天制造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进行实证研究,测度航空航天制造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感应度、影响力,以及与其他产业的后向关联、前向关联和环向关联关系与关联强度。结果表明：航空航天制造业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拉动作用较强且推动作用也很显著,对第二产业拉动作用较大;与其前向直接关联的产业较少,直接影响范围有限;但通过与其前向产业部门的间接关联,航空航天制造业具有广泛的供给推动作用。     

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环境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

基于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2006—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环境影响因素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的经济环境、市场环境、人才环境和政策环境对其科技创新能力均有显著但程度不同的正向影响。其中,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强,政策环境与人才环境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相对较弱。认为应通过优化市场环境,增大经费投入,发挥政府调控服务作用,加强人才体系建设来提升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     

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协整检验的实证研究——以陕西省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为例

文章利用单位根平稳检验和协整检验的理论，通过对陕西省1987-2006年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变量进行检验，揭示了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论文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陕西省1990至2013年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运用回归分析法测算了陕西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表明:陕西省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协同关系,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陕西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根据陕西的产业基础和优势,陕西省应以第二产业为主导推动经济增长,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继续保持第一产业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地位。     

陕西省装备制造业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建立了一套评价陕西省装备制造业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利用相关数据,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陕西省装备制造业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大研发经费投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等建议,以期对促进陕西省装备制造业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有参考价值。     

陕西国防科技工业在地方经济中的作用研究(续)

以全国为参照系，陕西工业经济领域中最大的优势就是国防科技工业。因此，各级决策部门要树立国防科技工业是陕西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壮大国防科技工业是发展壮大地方经济的正确认识；树立“大装备”观念，将国防科技工业当作陕西省装备制造业的重要构成部分，确立陕西军民结合型装备制造业的战略思路和产业内涵。在发展与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上，要围绕国防安全“借题发挥”，最大限度地发挥这张牌的连带扩散效应。     

陕西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实现机制

随着全国各地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研究,陕西省也紧跟研究步伐,从陕西省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合适的方式使两业联动起来,逐渐向更好地方向发展.制造业与物流业已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现代物流业,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需要使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为了实现其联动发展,文章就两业联动发展的实现机制进行了研究.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陕西省的数据

鉴于中国不同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结论的不一致。选取陕西省1989—2008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实证研究,并通过VAR模型、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来揭示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陕西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显著,而农村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影响较小,且短期作用为负,由此提出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措施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对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199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发现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水平呈现逐年提高的趋势,然后对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和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的结论是: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竞争力具有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 在短期内前者对后者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后者对前者作用并不明显; 而从长期水平来看,两者存在长期稳定的互动发展关系。     

陕西省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立法问题探析

加强陕西省金属矿产资源的地方立法,既是政府依法行政、地质部门依法勘查、矿山依法开采的法律基础,又是陕西省地区特色立法的需求,还可对中央立法进行必要的补充。但是陕西省金属矿产资源地方立法还存在立法内容不完善,对矿山环境的保护重视不够,探矿与采矿秩序不合理,矿政关系不顺等缺陷。因此,陕西省应从地方立法上进一步完善,重新修订《陕西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研究和建立适应陕西省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地方性法规;修改部分现行的地方性规章;深化矿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以促进陕西省金属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第三产业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对策思考——基于协整检验方法的第三产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本文以陕西省为例,运用协整方法分析了1978-2006年陕西第三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影响,阐明了第三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若干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结论。     

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外贸竞争力关系研究——基于安徽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安徽省生产性服务业FDI及制造业贸易发展现状进行简要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FDI呈现总体规模小、发展速度快、分行业差异明显等特征,同时制造业外贸竞争力不断增强。利用灰色关联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方法,对安徽省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外贸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外贸竞争力呈现较高的正相关关联,并且生产性服务业FDI是提高制造业外贸竞争力的格兰杰原因。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FDI与制造业外贸竞争力互为因果关系;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FDI不是制造业外贸竞争力的格兰杰原因,但制造业外贸竞争力是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FDI的格兰杰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创造生产性服务业引资环境,加强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等建议。     

财政分权、扭曲效应与制造业产业集聚

为了揭示财政分权与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关系及其传导机制,选取2001-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作用。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对制造业产业集聚产生了扭曲效应。(2)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挤占财政科教支出、扭曲税收竞争行为以及引发土地财政扩张等路径实现的。为了缓解财政分权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扭曲效应,本文提出优化现有地方政绩考核机制,转变地方"重生产、轻科教"支出偏好,有效约束地方税收竞争行为,以及建立健全地方土地管理体制是实现制造业产业集聚的财政分权改革的重要举措。     

陕西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通过选取1985-2012年陕西省GDP和碳排放量数据,利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了陕西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引起了碳排放增长,但碳排放量增长并不能促进经济的相应增长.为此提出了陕西省应该发展低碳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陕西省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基于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探讨陕西省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方法,采用Eviews3．1软件分析了陕西省1995--2007年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产值和农民收入。结果表明,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和农民收入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和互为因果的关系;在长期中,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增加1个单位,农民收入增加0．8997个单位;在短期中,两者的协整关系以7．79％的修正力度拉回均衡状态,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产值与农民收入的相互拉动效应会滞后1期。针对此结论提出搞好发展规划、促进精深加工、出台扶持政策等建议,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陕西省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Johansen协整理论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陕西省1991-2010年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陕西"三化"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呈同向发展态势;短期内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会阻碍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滞后两期的情况下,陕西省工业化和城镇化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而农业现代化不是工业化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冲击总体上较为显著,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城镇化正向冲击较弱且逐步递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同步推进陕西省"三化"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 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陕西省矿山环境保护条例》立法研究

陕西省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加强矿山环境保护地方立法工作是保证陕西省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重要途径。由于陕西省矿山环境保护地方立法仍是空白,建议尽快制定与陕西省实际情况相适应的《陕西省矿山环境保护条例》,用以促进陕西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基于协整理论的陕西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通过对1985-2011年陕西省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费量的比较,发现陕西省能源消费、煤炭消费分别与陕西国内生产总值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但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由此不仅说明了陕西省经济增长不是导致其能源消费、煤炭消费的Granger原因,也说明了单纯依靠降低经济增长来控制能源消费、煤炭消费是行不通的,同时说明了通过增加能源消费来提升经济增长的政策是无效的.     

主导工业产业效率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潜力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为此,构建了产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DEA/AHP方法,以陕西省为例,对主导工业产业效率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潜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八大工业主导产业总体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基本合理,较符合自身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规模占比最大的能源化工业与装备制造业的效率反而最低,是制约陕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结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