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

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论证。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有利于提高法律实施的效果,有利于避免行政立法权的滥用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当前,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引导公众参与的激励机制尚未建立,立法机关组织公众参与的约束机制有待规范、公众参与的意见反馈机制和有效保障机制亟需健全。应该通过相关立法进一步完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机制,从而保证行政立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立法公众参与困境的解决——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集体行动理论为视角

立法公众参与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社会资本的缺失和公众理性的无知会导致公众不积极参与立法的困境。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集体行动理论为解决这种困境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培育社会资本,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立法,是完善我国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的基本途径。     

完善淮南市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对策

作为代议制民主的重要补充,公众参与立法是实现公民权利的重要形式。淮南市公众参与地方立法起步较晚,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有必要结合实际,转变立法机关的观念,加大宣传力度,丰富公众参与的方式,由法律保障公众参与的效力,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完善立法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立法信息反馈机制。     

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体系建构

公众立法参与权利的实现和公众立法参与行为的真实有效都需要完善的立法参与制度来保障。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的运行由一系列行为规则、规范和具体制度维系支撑。代议制民主制度、授权立法制度、立法信息公开制度等为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的建立与运行提供了制度基础。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体系由程序性参与制度、非程序性参与制度、基础性制度等三个层面构成。建构完善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需要明确制度目标，科学定位制度功能，要有利于发挥不同主体立法参与作用。     

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功能、困境及其突破

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是指公众对地方立法机关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表达意见和诉求，进而影响立法结果的活动。它能够促进地方立法的民主性、科学性、合法性和正义性。然而，实践中，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在参与主体、参与规则、参与保障机制等方面存有不足，影响了其功能的实现，可以通过塑造具有参与能力的理性参与主体、完善合理的参与规则体系、健全有效的参与保障机制等路径，突破地方立法公众参与功能实现的困境，从而发挥其应有功能。     

对我国行政立法程序的思考

作为我国立法制度中的一个新问题---行政立法,在内容上和实践应用中都需要多加改善。此文中结合我国行政立法程序现状并借鉴国外相关成功的经验,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立法程序机制的最佳途径。重点强调行政立法中的民主化程序,使行政立法权的运作由“暗箱操作”到公开透明,在处理行政官僚立法、专家参与以及利害关系人参与三者的关系时,应扬长避短妥善的建立行政立法机关、专家以及利害关系人综合参与的模式,建立更加完备的行政立法程序机制。     

关于以人为本与行政立法的思考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要求行政立法在理念上彰显人本精神,在内容上注重人权保障,在程序上强调公众参与。但我国行政立法存在政府本位主义浓,公众参与程度低,监督审查弱等问题。在行政立法中应该牢固树立平等理念,加快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不断健全司法审查为主的监督制度,以便更好地践行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     

公众参与的法理学思考——以公众参与环境行政立法为例

保护个体权利,限制公共权力是公众参与的法理学基础。个体权利的实现需要通过公共权力的运作,而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若没有权利的参与,极易发生权力异化而侵害个体权利。行政立法因现代行政的转型而兴起,代议制民主不足以为行政立法提供正当性依据,参与式民主作为一种补充,呼唤公众参与的实践。就公众参与环境行政立法而言,环境资源的公共属性更需要公众参与来弥补国家环境管理权运行的不足。     

论立法民主的程序保障——以地方立法为视角

立法程序作为立法民主的逻辑起点,对于理性型构立法意志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在地方立法领域,由于保障不同,地方立法主体参与立法活动、立法听证、立法审议、立法表决等立法环节的程序设置存在明显的瑕疵,地方立法的民主程度有待提高。对地方立法机关活动程序及公众参与程序的民主化修复,有助于地方立法民主的实现。     

论人类集体行动困境中的伦理超越

针对行政管理过程中常出现的"搭便车"行为所造成的"集体行动的困境",结合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著名观点"集体行动的逻辑",认为出现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的公共性以及"经济人"的本能追求阻碍了集体行动的顺利实现。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通过分析"经济人"的社会属性,挖掘人类的"伦理"需求,建立集体成员间的信任以及激励集体成员可以实现集体行动困境的伦理超越。     

英汉翻译中词义的选择与延伸

在英汉翻译中,译者除了对原文的词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有时还需挖掘其深层含义或延伸意义,以增强其表达功能。     

法治指数评估的理论反思与前瞻

法治指数评估在我国的兴起既是法治发展自身规律性的表现,也是当前推进我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手段。法治指数评估包括体制性、价值性和综合性三种路径,对法治内涵的不同理解会产生不同的指标体系;德尔菲法是设置法治指标和权重的常用方法,但有一定局限性。法治指数定量分析能否真正代表本地法治发展水平,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不同的观点。法治指数本土化要求不能照搬法治指数国际化的标准,须充分考虑我国的法治成长和社会转型的环境。反思法治指数评估理论研究现状,我国未来法治指数评估要充分认识法治指数评估的科学性及其限度,探索建立法治指数本土化模式;要以实践为导向,以问题为标准,在实践中提炼理论,重视法治指数区域化研究,强化法治指数类别化研究,突出法治指数实证研究。     

云南部分志书中记载的沐英父子死因质疑

部分志书记载沐英、沐春、沐晟为明太祖、成祖赐死 ,本文以翔实的史料为据 ,并结合封建文化背景和当时政治形势及太祖、成祖与沐氏父子的特殊关系 ,深刻分析其被赐死说的疏误 ,同时探讨了沐氏父子的正常死因。     

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监护人责任探析

《侵权责任法》第32条规定了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监护人责任,但学界对监护人责任问题仍然争论不休。从统一责任主体方面考量,被监护人侵权时的责任主体应认定为监护人。为了公平起见,赔偿主体宜认定为被监护人和监护人,且以被监护人财产优先赔偿,在被监护人没有财产或财产不足的情况下,由监护人赔偿或补足赔偿。另外,鉴于我国《民法通则》关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的区分,相应地,在确定监护人责任时也应对两者加以区分。     

井冈山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保持纯洁性是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成功应对各种考验的核心因素。井冈山时期党的建设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相辅相成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整党是党的建设的有效方式;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党建的基本保障;必要的方法、制度是推进党建的基本途径;思想建设是党建的灵魂;密切联系群众是党建的着力点。今天,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加强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坚守艰苦奋斗的品质,认真开展调查研究。     

论凉山彝族家支

凉山彝族家支外部文化过去已有不少论著涉及,而家支内部文化则很少论及,就凉山彝族血缘关系家支和部落联盟关系 家支以及姓氏与家支关系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英国庄园制衰落之原因探析

诺曼征服之后,英国庄园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于13世纪臻于极盛,但14、15世纪之后便渐趋式微,并在16世纪最终瓦解。究其原因,农奴的锐减造成庄园劳动力资源的匮乏,继而导致庄园经营无以为继;劳役的消失,租佃制的繁盛以及养羊业的发展,引起经营方式的转变;此外随着英王权势日盛和英国普通法的发展,国家法庭管辖范围越来越大,作为领主司法特权的庄园法庭作用愈来愈小,领主司法权利丧失殆尽。种种原因决定了庄园的衰落。     

坚实的奠基:初唐河北诗人在唐诗发轫期的重要贡献

初唐阶段,河北诗人在唐诗发轫期的重要贡献有三个方面,分别是“文质并重”诗美理想的确立,风骨的提倡和律诗的定型。这些贡献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唐诗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阿凡提“话语”的土地情结和金钱意识——在多重交往中的“腹地效应”

阿凡提“话语”表现的良知和德行、勤劳和智慧、公平和正义等内涵,实际上是积淀于西域人生命最深层的一种无意识的“土地情结”演绎的精神特征;而其中描写的人性堕落和贪欲以及西域人对金钱的渴望和财富创造欲,又是“土地”结出的“另类之果”。不过,阿凡提“话语’’的金钱意识刻有阿拉伯商业文化的烙印,更与本土的沙漠文化、绿洲文化及中原文化融合而不断生成新质,形成了一种永不衰竭的“腹地效应”。     

论在多党合作制度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法律依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 而是在领导新民主义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同各个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专政, 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建设等理论, 都是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基本理论依据。宪法规定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规定四项基本原则是一切党派和法律所必须遵循的前提, 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合法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