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大学题材长篇小说的基本类型

在当代文学领域,大学题材长篇小说创作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直至进入新世纪,该类作品才大量出现。根据文本内容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以及不同的艺术手法,可以将这些文本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回忆型、体验型和想象型,其中后两者在内容方面有一定交互性,但在创作技法上却有显著不同,想象型文本虽也有现实底色,但艺术手法更为夸张。这三种类型的出现,既有文学题材自身的原因,也与作家们的身份和经历、文学自身艺术手法的多样以及日益宽松的创作环境有关。     

新世纪以来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情感呈现研究

现实题材电视剧在情感上成为观众予以接受或抵抗现实生活、宣泄情绪的重要途径。在对部分现实题材样本分析整理后,笔者发现情感可以直接从文本中被提炼出来,因此情感意义的产生在文本叙事中发生,即在情感叙事中创作者将一系列意义信息在叙述中进行编码,受众在探寻影像情感修辞的过程中会按照不同程度的理解对意义进行解码。本文尝试对包罗情感的叙事单位予以结构性描述,说明其中的组合和递归原则,进而根据某种规则和形式阐明情感与影像叙事密切关联的要素、技巧和呈现手段。     

尴尬生存与无望挣扎——论石杰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

石杰对知识分子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表现知识分子的人生遭遇和精神世界是其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基本主题。作品从性的角度表现了自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变迁中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变化,暴露了知识分子性格的虚伪、懦弱和自私;从妒忌、猜疑等心理、行为层面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并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否定;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人生境遇更让人体味到其生存的困窘和挣扎的无望,痛惜于当下人文精神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缺失,尤其对原因的挖掘已经不仅限于社会和生活层面,而是进入到人本视域,具有明显的终极关怀和哲学意义。     

论新世纪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的情节模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一种艺术形式都负载着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意义。与传统工业题材小说基于阶级斗争、生产矛盾、思想冲突设置叙事框架不同,新世纪工业叙事显现独特的叙述特征和艺术追求,其主要情节可以概括为编年体、成长、“生活流”三大模式。三大模式具有丰富的具体内容和深厚的文化蕴涵,表达了创作者和阅读者特定的文化心理诉求,但也存有值得警惕的趋于“另一种模式化”的隐忧。     

寻找精神家园——论张炜19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与话语方式又一次面临危机,再一次陷入到了"失语"的窘境。而始终坚持精英立场的张炜在几部长篇小说中为我们提供了为数不多的执着寻找精神家园的人物。《家族》与《柏慧》中的"我"始终固守着最后的精神伊甸园,在抗争中坚持的是高蹈的道德理想主义。《能不忆蜀葵》中的淳于阳立在商海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开始了不知终点的精神朝圣之旅。这些人物为我们提供了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的艰难历程,他们的存在也昭示着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依然存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血液之中。     

转型时期的精神困境与文化审视——肖仁福长篇小说《仕途》笔谈

肖仁福的三卷本长篇小说《仕途》以还原现场的方式展示日常而世俗化的官场生活,将权力、金钱与情欲对人性的扭曲进行聚焦,揭示出转型时期国人的精神困境。作家通过对权力、金钱、情欲与人性的博弈,反思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缺陷及其对官场中人的改造与扼杀。     

论当前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化倾向

历史性题材长篇小说是在民族文明转型的生存背景中，超越当前文坛盛行的“经验生活”话语，从思考民族精神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层面选材的，因而没有回避当代，而是创作题材选择的历史性进步。在创作中，作家表现出开创自足审美空间和寻找主体价值依据的思想意图，作品体现出还原历史本相和认同民间价值的精神向度，从而有效地支撑了当下文明的精神文化品位。但是，这类小说存在回避２０世纪主流意识形态命题、对物质文明隔膜抗拒和认同转型期负面价值的缺陷，足以剖析人类文明的经典性精神依据仍处在确立过程之中     

论现代长篇小说之知识分子心灵叙事——重读《倪焕之》

运用文本细读法,重新审视<倪焕之>,认为<倪焕之>作为一部现代经典长篇小说,代表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心灵叙事传统,绵延呈现出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集体性的一种激进性心理状态,即急切狂热坚定地追求理想,表达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对自我价值的焦灼寻觅和痛苦抉择,其叙事特征和心灵书写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     

叙事模式的突破与超越 ——论苏童长篇小说《河岸》

苏童长篇小说《河岸》以一条河流为切入点,讲述了“文革”时期河上与岸上各类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其前期创作的先锋小说相比,苏童有意把历史对人的摧残和挤压呈现到读者面前,直接揭示历史对人物成长的影响;在其它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那条河流,在这部小说中也构成了其潜在性象征;作品中少年成长的处事方式被注入了更多的理性因素;同时,作者把历史融入了人物的生活,给河流和人性注入了新的元素,人物命运得到了成功的救赎。《河岸》是苏童对其原来小说叙事模式的一次成功突破和超越。     

论方方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与城市形象的历史书写

文体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本体式,也反映了作家本人之精神机制与思维方式。简言之,文体表现为作家的话语体式及其背后的一系列内容。方方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体现出了一定的文体意识,具有城市文化感。方方采取特殊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等策略来达到对武汉历史文化的书写目的,在语言上也有不同于一般汉派作家的文体特征。在方方实现其创作转型、试图更娴熟地掌握长篇小说这种形式时,武汉这座城市给予了她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方方较少通篇采用非聚焦视角,倾向采用以点带面的小说结构,以达到疏朗有致的效果。在语言方面,方方并不通过倚重还原本地语言的手段来达到创作目的,也没有止步于一般性地书写武汉的市民性特征,而是试图用其独特的语言手段和艺术方式来挖掘武汉的深层文化品格。     

从虹影的城市叙事看城市文学的危机与契机

城市化发展的进程越来越快,使得"城市"一词成为中国最为显赫的主导性话语,城市日益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核心,城市文化占领了中国文化轴心位置,这使得文学创作主体已经不能对日新月异的城市无动于衷了.城市极大地冲击了作家的生存,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倾向、创作姿态以及审美品位都造成影响.虹影重庆书写从其内在的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叙事视角展示的互补性和审美情感表达的共鸣性都表现了城市文学新的审美潜质.     

表征与隐喻: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疾病书写探析

中国现代市镇小说里有大量的对各种疾病的叙述和描写。在中国现代市镇小说里,对疾病的叙写不仅是对疾患的确指,而且具有象征意义与隐喻功能。疾病往往与国家民族的痼疾和社会现实的颓然相关,被赋予了一种现代化的书写方式与现代性的思想内涵。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疾病叙事关涉国家、民族、阶级、人性等多种叙事因素,蕴含丰富复杂的文本内涵。     

文心与模型——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

将《圣经》典故作为小说的文心,用其叙事框架为小说的叙事模型。此法相习成风,成为基督教文化催生中国小说的一种模式,也成为中国小说生成方式的一种。依此模式而成的小说并非皆有基督教宗教意义。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的这种关系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新小说成长的踪迹。     

悖谬化叙事:卡夫卡的叙事美学论析

卡夫卡的叙事具有典型的玄学特征,这既造成了他的神秘与难解,又使其小说独具艺术魅力。由于卡夫卡的犹太出身,他的心理原型和人格构成无不打上孤独的、犹太文化的印记,并最终使他形成了一种悖谬化人格。在大多数情况下,卡夫卡的写作和其他活动都具有主客观悖逆的特点。因此,卡夫卡不得不用分裂的视角去看待一切,这形成了他在小说叙事美学上的独特立场。在卡夫卡看来,表面真实的东西往往最不可靠,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和内心世界无处不在上演着一幕幕滑稽戏;事与愿违,这是命中注定的,行动就意味着失败与毁灭,人生悖谬莫过于此。     

民间的防守与失落：赵树理的生命悲剧与尴尬

政治权力话语、知识分子精英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内在龃龉与冲突,在赵树理身上呈现出了异常复杂的动态投影,而他自始至终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之上,“为农民”是他所有工作的出发点,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勇气发出不合时宜的呼声的根本原因。     

《故事新编》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叙事方式

《故事新编》所创造的跨越时空 ,杂陈古今的独特的历史叙事模式与“新历史主义”小说古今杂糅杂陈、寓庄于谐的历史叙事之间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契合。鲁迅和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用反讽、戏仿、虚构荒诞情节等叙事策略 ,完成了对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宏大叙事、既定权威的“解构”     

试论老舍小说语言的三大系统

老舍先生的小说语言之所以风格鲜明，魅力独特，是因为它是作家在一整套文学语言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实践的结果。老舍先生的小说语言形成了三大独特的系统：字、词、句、段、篇、章的表达系统，辩证统一的审美系统，以“心”立“言”、以“言”造“境”的语境系统。     

抒写城乡融合的独特感受——路遥小说创作的精神特征

路遥是一位具有自觉的艺术追求和鲜明的艺术个性的乡土作家 ,他对城乡差异有着深刻的体验。城乡融合过程的独特感受与陕北高原的文化环境交相浸润 ,对其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铸就了路遥小说的精神特征     

乡村叙事与民间声音——读孙惠芬的《上塘书》

孙惠芬的《上塘书》以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叙写了当下乡村在走向城市文明的过程中的艰难步履。作者提供了一幅乡村在被动地走向城市文明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淘洗,以及由无奈和苦涩编织成的“清明上河图”,代乡村儿女们而言,言说了这种民间故事,传播了这种民间声音。     

明代神魔小说创作动因刍论

神魔小说是在明代独特的宗教、文化氛围中兴盛起来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神魔小说满足了那个时代旺盛的创作需求、阅读需求,在明代异军突起并在创作上达到高峰。同时,作品在当时的广泛流传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