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认知·科技语言

隐喻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活动,语言使用中的隐喻表达式只是人类隐喻性认知方式的表征.文章概述隐喻认知在科技语言中的重要作用,并重点讨论隐喻认知在科技术语词义演变过程中的几种模式.     

清初南洋铜商与中日贸易

铜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之所以见重于世,并非只是因为铜于早期的历史中,曾作为人类的生产工具而出现,它和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有极紧密的关联,诸如用器、佛像的铸造等,而成为一种消费量颇大的商品。同时它作为一种交换工具而流通于社会。我们知道铜钱在中国封建经济里曾长期占有通货的领导地位,所以中国的铜工业一直颇发达。汉代铜工业的中心在河南,后移至浙江;唐初以山西南部为主,嗣为湖北     

凭几·隐囊·靠垫

靠垫作为沙发的附属品.是现代家居生括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实用品,同时也具有装饰居宣、美化环境的作用。如果要追溯其源头,可上溯至古代人使用的凭具,它与靠垫起着同样作用。是古代家具分类中的一类。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家具种类的不断丰富,凭具才逐新变成一种附属品,退出了家具的历史舞台。凭具的出现和人们的姿是紧密相关的。晋以前,古人的生活习俗是席地起居。人们的坐姿一般为双朋膝跪地将臀部坐压在脚后跟上。这种坐姿可以从出土的文物中窥见一斑,如著名的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墓出土的鎏金铜“长信宫灯”,灯的形状就是一个宫女谦恭的坐姿(见图1)。这种姿势坐久了人会感到很累,甚至会出现脚麻、转筋的现象、因此,一种供人们席地坐卧时倚靠或扶凭的家异凭具便应运而生。     

人文文化·人文精神·人文教育

在20世纪中、后期,从欧美到中国忽然先后兴起了对人文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呼唤与重构.这无疑将成为人类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它不只是对已往世纪的反思与矫正,更重要的是关涉整个人类、中华民族、年轻一代怎样步入21世纪,并在新世纪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质言之,就是在新的世纪如何生存与发展.因而,我们有理由对此投以高度的关注.     

评安·扬·维辛斯基的证据分类学说

证据分类,是按照一定的划分标准,将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证据,给予归纳、抽象的活动。这种活动旨在揭示各种证据的本质属性,使之有助于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运用。为此,世界许多国家的诉讼学者,在证据分类的尝试上,无不付出艰辛的劳动。只是由于各自从不同的立场、观点,乃至国度出发,其分类的内容之间,有所迥异罢了。安·扬·维辛斯基是苏联斯大林时代一位杰出的法学家,在为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奠基上,曾经作出过卓越的贡献。而他在学术上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苏联国境。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无不受其深刻的影响。然而,实践证明,这个影响却又并不都是正确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给予维辛斯基的证据分类学说以再认识。     

《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质疑

《诗经.丘中有麻》作为爱情诗欣赏,比之于“思贤诗”,来得贴切,只是子嗟、子国只可作一人看,变文以协韵耳;从文学语言等角度,疑“留”通“劉”之说,认为“留”当通“”。     

试论何·何有·何P之有

本文认为,古汉语中,动词前面的疑问词“何”主要起修饰动词(或动宾词组)的作用,宾语前置只是其次要的语法功能,凡“何”在动词前,能做状语处理则应尽量作状语处理。“何有”格式在上古使用也很普遍,不同场合中的“有”表示不同的意义,而“何”字作状语亦相当明确。“何P之有”这一句式,应与“何有”贯通解说,统一处理。     

蒙古历法研究

作为划分时间和计算时间的一种方法的历法是极其古老的文化标志之一。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历法只是高度发达的文明的产物,是古希腊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及其他一些古代文明的产物。历法经过古代和中世纪科学家们的一些修订,从古代文明社会传到现代人手中。然而,几十年以前几乎同时发现人们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以及青铜器时代,在世界不同地区使用的历书。人们并不是一     

坚持·改革·发展——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近年来,国内对当代社会主义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出现了一批有学习、研究价值的专著、教材和论文。其中,由梅荣政、何天齐两同志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就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书。它的主要特色是:现实与历史衔接,理论与实践结合;对各种类型和形式的社会主义,在分析中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又作进一步的分析;对科学社会主义不作形而上学的肯定,对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又不作形而上学的否定;其脉络清晰,论述简练;按照作者的观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研究社会主义的现状学,所搜集的资料之翔实,也是很突出的。这不仅基本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现状的概貌,而且使理论观点的阐述建立在比较丰富和扎实的事实基础上。基于上述情况,我想谈谈读后的一些感受。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恩格斯在这里所强调的,不只是要求人们从理论上认真研究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结合社会实践去探索它的发展问题。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不言而喻或轻而易举的事。自社会主义从理论发展为实践,并形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在一个时期,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实践上的模式论,严重地影响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在实践中的创造性探索。这方面的缺点和错误,使社会主义事业付     

达拉斯·斯麦兹的传播思想新探

达拉斯·斯麦兹是公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其研究从批判美国电子传播政策和电视内容开始,将传播技术视为一种社会建构,认为信息自由流通只是一个神话。他提出了受众商品论,认为受众被媒体出售给广告商;他思考了美国传播工业在全球的扩张,以及加拿大传播工业对美国的依附,提出了媒介依附理论。他的理论推演和批判精神影响了一批后来者走上政治经济学路径。     

历史与行政:后战国合理性观念研究

在实际政治事务中,合理性思维是更为切实有用的观念。它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能够更加务实,而少唱高调。一种巨大的制度惯性和一种长久的观念定势,使得合理性思维成为最可取的思想路径。在秦汉之际,就历史合理性思维所给人们呈现出来的截然相反的政治效应来看,只能证明,政治与观念之间的关系永远充满着复杂的变数。周秦作为汉人为自己制造出来的两面镜子,从正反两面为汉人的历史路径定向。后战国时期,"汤武革命"和"逆取顺守"是两个最有创意的思想命题。二者均关涉合法性与合理性之复杂纠葛。合理性之于合法性明显具有一种历史存在论和政治工具论上的优先性。     

论十六国时期前秦的文化措施

氐族是"五胡"之中受汉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个.前秦的主要建立者和最高统治者都出自苻氏家族,以苻坚为代表的苻氏集团醉心于汉文化,崇儒,兴教,信佛,谈玄(论道).因而,他们建立的前秦是一个儒、释、道(玄)等多种文化并存的政权.出现这种文化状况,其主要根源是苻氏家族乃至前秦的政治需要.     

浅论先秦儒家的人性观

许多思想家都对人性提出过精辟论述,以此建构对人生和社会的一系列理论.而先秦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法思想的渊源之一,其对于人性的阐释对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无疑有一定借鉴和指导意义.本文旨在对先秦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人性的观点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鉴古思今,希望能对我国现在所经历的变革有所启示.     

中国古代表达制度初探——从西周到西汉

中国古代的表达制度传统形成于汉代。随着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发展变化,西周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之上的,带有层级性和原始民主意味的贵族集议式的表达制度瓦解。春秋战国时期,理论上一方面要求保证士的表达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要求限制言论;实践上也开始形成新的表达制度,最后导致秦朝对言论的严格禁锢。汉代一方面继承了前代传统,另一方面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与军功贵族和分封国的斗争中,形成了以官吏选举执行表达功能的中国古代的表达制度传统。     

“文武并用”: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刚柔之术。“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主要包括以下治国的方案和策略: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富民、惠民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和选拔人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改革财政经济政策,奖励“耕战”,加强“武备”,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实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政策,把德教和刑罚结合起来,既注重礼乐教化的预防作用,又重视法律刑罚的惩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分权制衡,依法限制官吏的权力;倡导义利统一,把“仁义道德”与功名利禄结合起来,用功名利禄引导人们践履“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求取功名利禄。汉代“文武并用”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汉代这种治国方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为以后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提供了蓝本。     

秦军事地理变迁与秦农业地域拓展

将秦农业地域拓展研究与军事地理变迁相结合 ,以探索秦农业发展的历史。研究发现 ,伴随着逐渐开拓疆域 ,秦农业地域拓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即据有关中 ,吞灭巴蜀 ,蚕食中原和取郢以为南郡 ;秦之战争既有强烈的政治军事意义 ,而且有着浓郁的经济色彩。     

《读〈诗〉辨稷》答客难

客问 :大作《不可斋农史文集》阅览一过 ,尤喜《读〈诗〉辨稷》之篇 ,读后击节再三。虽属旧作 ,而新义时见。其征文引献 ,考辨析疑 ,可谓用功。然人多不解 ,为一字之义 ,面壁数年 ,值吗 ?　　答曰 :岂止数年 ,少说两千年了。稷的名实关系 ,是一桩历史性疑案 ,古人称之“稷讼”。先哲后贤 ,或为之考 ,或为之辨 ,竭尽聪明才智 ,寻求这一古农学的不解之迷。大千世界 ,悠悠万事 ,逝者如斯 ,来者可追 ;然古今学者 ,为一字得失 ,前赴后继 ,孜孜以求 ,自有其不得不然处。稷为五谷之“首种”,不知稷为何物 ,便不能分辨五谷 ;“五谷不分”乃本民族之…     

汉代的罚金和赎刑——《二年律令》研读札记

罚金和赎刑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经济制裁,属财产刑。由于史料缺乏,这一问题在张家山汉墓竹简等简牍出土以前一直未得到系统研究。汉代的罚金分七个等级:半两、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二斤;它既适用于一般百姓,也针对官吏的罪行进行处罚,不限定一定的身份和阶层,所不同的是汉代罚金所涉及的官吏名称较秦律为多,但大都是较低级的官吏。汉代罚金的适用罪名很多,有以下犯上、任人不廉、盗窃、学业不精、打架斗殴等罪行,涉及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各方面,森严的等级性是其本质特征。汉代的赎刑小到赎耐、赎迁,大到赎死,几乎全部刑罚都可以赎。赎宫、赎死已不像秦代时只有特权阶级才可以赎,汉代法律原则上规定平民百姓也可以赎死、赎宫。汉代赎刑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以黄金为主,铜钱为辅,兼及爵位、竹、谷、缣、粟、马、军功等形式。汉代赎刑适用对象很广,各类赎刑从法律表面规定的情况来看没有等级及特权的限制,即官民通用。     

《史记》与陶渊明的政治理想

《史记》是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反复阅读的一种典籍。陶渊明反对暴秦统治,反对苛剥百姓,提出“桃花源”理想,这些与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的政治倾向有很大关系。     

从《史记＆#183;李斯列传》看法家在秦的接受

先秦法家思想是战国时期秦国和统一后的秦王朝的主导政治思想,但是关于法家思想在秦国及秦王朝的具体实践和影响的文献并不是很多.《史记＆#183;李斯列传》正弥补了这一缺憾.文章通过《史记＆#183;李斯列传》分析李斯、赵高、秦二世对法家思想的接受,进而探讨法家思想在秦国和秦王朝的政治运作中所起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