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吴郡陆氏之家风与家学

吴郡陆氏自东汉以后 ,历六朝之世 ,数百年间始终居于江东土著世族社会之显赫地位 ,这与其家族文化有关。陆氏之家风尚忠义、追求事功 ,在文化上以儒学为根本 ,兼容并包 ,尤重文学、才艺 ,从而使其代有才人、兴旺发达。     

东汉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与文学成就

邓禹家族是东汉世族中"可以为后世法"的文化典范。他们注重德行与文学教育,培养了矜重内敛、好尚学问而不弃武略的家风。邓禹家族文学主要是政治家的文学,以严密的理性分析见长,彰显了邓氏政治家经纬天下的胸怀与韬略,对汉魏政治、经学、文史之学影响很深。     

简论汉魏六朝陆氏家族文化

汉魏六朝陆氏声名赫赫,得益于深厚的家族文化。论文通过对陆氏的家学与家风、江东文化对陆氏家族文化的影响以及陆氏家族文化的转型与发展等的分析来考察陆氏家族的家族文化,借以管窥汉魏六朝的家族文化传统。     

晚清定海黄氏家族教育探析

黄式三、黄以周成为学界公认的“东南经学大师”、“浙东学派殿军”，得益于社会、家族及家庭的共同努力，家族教育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文章以家族教育为视角，从黄氏家族教育之渊源与发展、家族教育之内容与特色及家族教育之成就与影响三方面探讨定海黄氏家族成为经学名门、簪缨望族的秘诀。     

宋代经学变古的几个问题

所谓宋代“经学变古”,即宋学变汉学之“古”。经学变古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学观念的转变、经学解释方法的革命、经学怀疑思潮的兴起。通过经学变古,宋儒建立起一套与汉唐传注之学不同的新的经学范式———宋学。     

明清毘陵庄氏家族文学雅集与姻娅关系

毘陵庄氏家族自庄之后日渐兴盛,明清两代数百年间其家族文化倾向逐渐从以诗文娱情向专精于经术转变。前期多歌吟闲情逸趣的诗人,后期虽多经学学者,但仍然注重文章的辞采,创作成果颇为丰富。庄氏家族文学宗脉渊深,姻娅网络庞大,以乾隆十四年"南华九老会"为标志,文会雅集活动尤为生动。研究近古文学,尤其江南地域文学,应将毘陵庄氏纳入视野,给予关注之目光和了解之同情。     

文儒之士复变之诗:论唐初江南文人的群体特征

江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唐代江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唐代第一代的江南文人,以虞世南、许敬宗为代表的文人延续了陈隋以来江南文人的宫廷文学之士的政治身份,同时又因家族文化和师学传承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学行兼备的文儒特征,从而展现出江南文人在唐初的变迁。受其影响,唐初江南文人的诗歌表现出复变相交的创作特征。     

归有光的文学思想与欧阳修经学的关系

归有光的文学和经学思想都从欧阳修的经学中吸取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归有光文学理论的主干是文章自得、诗者出于情等命题,强调文学个性、尤其是内容的独特,主张文学表现亲情和仁民爱物之情,推崇文学的内容充实和真诚自然;其经学思想的核心是以自得之见求圣人之心,提倡独立见解、重视以普遍人情为本的仁政。归氏的上述思想都渊源于欧阳修本于人情、六经非一世之书的经学和文学主张;归氏还对欧阳修的思想加以发展,在爱亲之心一端突破了礼教的限制而纯任自然人性,并强调爱亲之心与仁政的内在联系。归氏的经学和文学思想堪称明清之际文学理论革新和清中叶儒学改革的先导。     

怪奇诗风与中国诗歌美学转型考略

唐代中期,中国诗歌创作开始了大规模的审美转型,诗人中以韩愈、孟郊等为代表,时间上则以元和之际为转变契机,于晚唐五代完成审美风格的转变。唐诗怪奇之风作为时代审美风格转型的一个重要类别,其兴起的原因,从文学本身看一方面是对前朝诗歌美学传统的继承和突破,另一方面也是唐代不同文体之间相互浸染的结果;从历史和文化层面看则是封建文化由鼎盛而衰落的文学表象,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向异质文化学习借鉴的结果。唐诗怪奇之风的美学特征具有较高的文化学意义,同时对后代诗歌理论的研究也有开拓价值。     

朱熹经学诠释与楚辞学革新

传统观点认为,朱熹楚辞学自觉扬弃了《楚辞》研究中的汉代经学标准,实现了楚辞学从汉学到宋学的历史转变,开启了《楚辞》文学研究的新篇章.但是朱熹的楚辞学新成就,却恰恰根源于其经学思想的变革.朱熹经学思想的"文道观""探求本义""沈潜反复"是其楚辞学得以树立新阐释原则和方法的根本原因;其经学"先体而后用"思想的成熟则促成了楚辞文体学的发展,实现了楚辞学从经学研究过渡到文学研究的关键转折.朱熹经学思想与楚辞学的内在联系说明,从朱熹经学诠释的角度研究《楚辞》文学发展,可以从根本上理解朱熹楚辞学取得根本性突破的内在原因,并进一步认识朱熹楚辞学在中国楚辞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史、文、兵学视野中的唐代春秋左传学

《春秋》及《左氏传》在唐代首先是一部经学著作,但同时也是一部史学、文学和兵学著作。唐人有以《春秋左氏传》为史者,并尝试以经传证史,以经典的行为来推阐经典的意义,以此来修正当代人的思想和行动。《左传》文学意义在于叙事和言辞,韩愈评《左氏》“浮夸”,准确指出其文学特征。一批新读者将《左传》和兵学结合起来考察,赋予《左传》以兵学意义,杜牧注《孙子》的实践与合文武为一途的思想是唐人对学术史的贡献。     

汉代文学创作的经学教育背景

把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纳入文学研究视野,通过分析汉代“独尊儒术”文教政策下的官学体制和经学教育,展现汉代文学发展的学术文化背景,揭示经学教育对汉代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经学产生原因新探

经学的产生不仅是汉武帝推崇儒学、罢黜百家形成的 ,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文化原因、经济原因。其政治原因是 :专制帝王需要一种理论权威维护政治权威。文化原因是 :诸子百家的思维方式是一元化的 ,排他性都很强 ,而且都为政治服务 ,都希望自己学说被奉为经典。这种学术环境难免不产生经学。经济原因是 :中国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 ,而儒家扎根于小农经济 ,维护小农利益 ,小农乐于接受儒家教化。     

柳宗元抑周尊孔思想成因试探

唐朝之前周公和孔子在儒学中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在柳宗元看来孔子的地位高于周公。其中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受唐代当时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二是与武则天时期柳宗元家族所受到的迫害有关系;三是跟柳宗元学习陆质先生"新春秋"的经学思想有直接的关系。由第三方面的原因可以看出,抑周尊孔实质是庶族地主阶层在中唐时期已经崛起并进一步要求获得发言权的诉求。     

"六经之教"与儒家文论话语建构

作为儒家的学统,“六经之教”是理解儒家文论及其意义的内在视野,它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经典意识确立了儒家文论“宗经、征圣、明道”的最高原则,儒者因此致力于论证“道”、“圣”、“经”的同一与贯通,抽绎“六经”文本的文体品性和作文规则。其次,“立象尽意”、“知人论世”、“以易逆志”和“知言养气”实质性构成儒家经典释义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六经”的价值转换,并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引领出有关文艺根本精神和文论构建思路的理解。最后,“六经之教”规范了儒家文论的价值取向,直接生发出的文论意义就是文艺成为“成人”的助缘、媒介和途径,其文化功能在于造就情欲与理性和谐统一的道德理性的个体生命。     

《文心雕龙》“宗经”本义阐释

刘勰的文学思想,渊源于群经,宗经思想是贯穿《文心雕龙》的一条大动脉。＂宗＂与＂经＂的字义与＂经＂名的由来隐含了＂宗经＂的基本要求与意义,刘勰对＂经＂的态度与认识,源于儒家传统,他奉孔子删述之六经为正典,处处推崇备至,并总结五经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依经树则,为作文效法之圭臬。     

论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 ,齐鲁之地就是公认的文化中心 ,进入秦汉大一统之世 ,齐鲁仍长期保持着礼仪之乡、文化之都的特殊地位。齐鲁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维系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齐鲁经济实力的强大和政治地理形势的重要 ,使其一直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 ;汉代的经学也是由齐鲁之学发展而成的。齐鲁文化不依赖政治权威 ,而凭借学术积淀和人才等文化因素形成并维系了自己的优势地位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宝贵资源     

儒家文化之精奥

以往言儒家必数经史子集,道人伦义理,人们尤钟孔子之仁义,孟子之心性,荀子之性恶,董子之君权神授,邵子之太极,周子之道德性命,二程之天理,陆子之心学,朱子之理气,王船山之行先知后,王守仁之知行合一……不免精于粗而忽于细,明于理而蔽于形。我以为儒家精奥在于儒家文化外形:求美,求善,求仁义;忧国,忧民,忧天下;重文,重礼,重气节;畏天,畏地,畏天命。     

“礼”的英译问题研究

数百年来,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翻译的儒家经典英文译本众多,但从儒家重要的思想概念之一“礼”的翻译来看,其中的曲译和误译现象十分普遍,原因是译者大都局限于字面意思,没能做到从汉民族历史文化的角度去透彻理解和翻译儒家思想。这种翻译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媒”的作用,但并不能传达出儒学真谛,据此西方读者无法真正认识儒家思想,这极不利于儒家思想的外传播。     

朱陆经学之别

朱熹、陆九渊在治经学上存在着基本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朱熹遍注群经,陆九渊则轻视经典;在易学之太极说、阴阳说方面,在《古文尚书》"十六字心传"方面,朱陆双方均存在着差异。朱陆经学之别,正是其理学思想各自不同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