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理论与反理论之争——玛莎·努斯鲍姆伦理理论化思想述评

伦理理论与反理论不仅是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间的争论,而且同样存在于德性伦理学内部。玛莎·努斯鲍姆是当代著名德性伦理学家。她的德性伦理理论化的主张具有代表性。研究玛莎.努斯鲍姆的伦理理论化的思想,有助于我们站在伦理学的前沿,把握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的最新发展方向。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德性构建方式差异之探讨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虽然都是德性伦理学,但双方的德性构建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思孟学派采用了辩证思维,认为德性是人先天本有的,注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情感的基础作用,而亚里士多德采用了形式思维,认为德性是人后天训导和培养的,注重人的外在道德行为和理性的指导作用。此外,双方的伦理学与其形而上学、政治学的关系也不相同,体现了统一与基础、合一与分离的特色。     

孟子的“践形”观与仁义之道视域下的道德正当性

孟子在与告子相互争辩中确立了人性善和仁义内在的观点,但如何将人性之善和内在于人性中的仁义等德性外显出来,这是孟子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其独特的“践形”观。“践形”即是将内在德性充分表现于外在形体之中,最终达到内在德性与外在行为的完美统一,这种德行之间的统一性在孟子那里以善与正当性的关系得以突显。这篇文章首先结合出土简帛中的儒家文献考察了孟子的“践形”观,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分析孟子仁义之道下的道德正当性观念,从而阐明孟子道德形而上学的内外之境。     

中西人性与德性关系探讨——以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为例

无论是思孟学派还是亚里士多德,其思想中人性与德性都是统一的,都将人性确定为人之为人的特性。但是由于他们对德性内涵与结构层次的理解不同,双方关于人性的内涵和结构层次就出现了差异,表现出中国重"仁德"而西方重"智德"的倾向。此外,思孟学派认为人性与德性具有先天性,使得其人性与德性的社会性幽暗不明,而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道德德性是社会的产物,理智德性也是在社会中完善和发展的,使人性与德性的社会性和后天性得到突出和强化。     

德性伦理学的生存论品格论析

德性伦理学的形而上根据在于人的生存,德性的展现与人的生存过程同在。德性伦理学关怀人的生存意义,为人们过上繁盛、幸福的生活提供担保。德性伦理学立足于现实、具体的人,展现于人的生存实践,与人的生命过程、社会生活样式以及人性提升紧密相关。德性伦理学是成人之学,它追求幸福生活,展现人的生命状态,寓于人的生存实践,由此,体现出强烈的生存论特质。理解和把握德性伦理学的生存论品格不仅有助于德性伦理学的自我证明,也有助于道德哲学展现其应有的人文关怀。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人性与德性结构研究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对于人性与德性的内涵界定有所不同,但是,在人性与德性的关系上,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认为人性与德性是统一的。双方的人性与德性结构特色最能显示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孟学派的人性论继孔子而来,其人性与德性结构恰似一个突出球心的混合网状的球体,显示出中国天人合一、强调德性的文化特色;亚里士多德的人性与德性结构恰似一个突出锥顶、层级分明的锥体,显示出西方二元相分、注重理性的文化特色。     

孟子思想与儒家伦理的思考

针对人性问题,告子与孟子进行了多次论辩,对论辩内容所涉及的儒家伦理进行分析论证,来探索孟子学说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所具有的原则和策略。研究认为,孟子从仁义内在的立场出发,对告子人性论观念提出批评,其主要凸显的是意向关联性与非观察者姿态的人之存在的本质,这一看法是儒家学说的人文内核;孟子用道德本能将自然与人文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否定告子认为的人性无确然的定体观点,王夫之将孟子这一思想进一步阐释为“天命自然之理”,孟子对自然观念的深度改造与汲取,奠定了中华文化中强调态势、关系性的发展基调;孟子用仁义礼智表示人性固有的道德本能,以“嫂溺援之以手”表达恻隐之心优先原则,用道德情感优先能够给予人的良知良能以一以贯之的实现,这与西方哲学中特殊情境下注重优先原则有同样深远的考虑。告子与孟子等历史时期的儒家伦理争鸣表明,儒家学说强调人文化成的意义,在更高的层面上对自然观念加以升华悉收,这是中国文化能够稳定平衡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更为深刻全面的把握,对孟子以及儒家思想加以契合时代要求的反思与改进。     

全球伦理与孔子的德性之思——《全球伦理宣言》再省思

全球伦理致力于从人类数千年来的宗教传统和伦理传统中,发现普遍的宗教-伦理原则,其本质上属于启蒙传统,是现代性规则伦理学的新变种,因之它陷入现代道德之困境而不能自我拯救是必然的。因此,必须吸收古典德性伦理学智慧,将德性伦理学对特定民族之独特道德追求的尊重纳入到全球伦理的建构范围,并将其与规则伦理学的形式化道德命令相互补充,使全球伦理有着更为确切、更能相容各民族道德伦理之特点的多元陈述,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超越、克服伦理学现代困境之基本视域。儒家先圣孔子的思想中有着丰富的德性实践理性智慧,他关于"仁"的学说和关于理想的道德人格"君子"的学说,可以为全球伦理的建构提供直接的思想资源。此外,对全球伦理建构更有意义的是儒家德性实践智慧借之实现的内在超越方式,它将东方内在超越的精神与西方外在超越的传统相结合,开辟出一条全球伦理建构的健康之路。     

中西方传统中的德性与治理——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孔孟思想为核心的行政哲学比较

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古希腊思想家及以孔子、孟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家,都对德性与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考察,其思想中都蕴含着丰富的行政哲学思想资源。在德性与规范的关系问题上,中西方的德性都具有事实上的行政权力规范功能,其都将“好人”作为善治的基础,从而区别于现代的规范伦理学。在德性的结构与治理的关联性上,中西方都认为德性存在着主体分化性和稳定性,而对德性的主体分化性和稳定性的理解,又影响着其对行政模式的具体设计。在德与位的关系问题上,中西方思想家对二者的对应性都表现出一定的犹疑,在理想逻辑中期待德与位的统一,而现实中德位分离的状态又使其不得不寻求德位统一的新的解释逻辑。     

亚里士多德德性的普遍性再思——基于对玛莎·努斯鲍姆路径的考察

努斯鲍姆基于对亚里士多德的普遍人性和普遍经验境域的考察,将其德性概念解读为客观的和非相对主义的。在这种研究路径中,她揭示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开放性和方法论意义,这是其积极的一面;但她对一切德性概念不加区别的处置态度则是不合理的。亚里士多德德性的普遍性并非等量地存在于每一个德性概念中,而是主要体现在以普遍法律为基础的总体公正中。即便如此,这种公正在不同阶层的人身上的表现形态也是有差异的,甚至,这种公正具有的是可能的普遍性,而不是当下现实的普遍性。     

试论佛教伦理与道教伦理的"儒学化"

古中国有儒释道"三教合一"之说,但三教实际上又不可等量齐观。就伦理道德层面的功能与作用而言,佛教和道教确实是不可与儒教比肩的。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便在伦理道德上自觉地选择了"儒学化"这一路径。道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走向与佛教基本上如出一辙,即在伦理道德上亦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儒学化"的道路。佛教伦理和道教伦理的"儒学化",主要体现在阐述忠孝思想作品的撰写、忠孝思想的提倡、戒律与"五常"的会通、以忠孝作为宗派立教之本等方面。     

关系和谐伦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之外

韦伯把伦理划分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并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信念伦理。信念伦理要么是神秘主义救赎宗教的产物,要么是出世救赎宗教的产物。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真正的救赎宗教,其伦理也非真正信念伦理。中国传统社会的世界观是关注经验世界的,是关乎天地人的政治哲学;关心的是各种关系的和谐。因此,关系和谐伦理抓住了中国传统伦理的本质特征。关系和谐伦理和责任伦理都关注经验世界;但在传统文化意义上,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伦理。当代社会,随着新的哲学文化的产生,关系和谐伦理和责任伦理呈现了统一的曙光。     

关于“克隆人”的伦理问题

克隆技术是20世纪最伟大的技术成果,在基础生命科学、医学、农业科学研究与生产等领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广泛的应用前景.克隆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克隆人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没有多大的困难,然而这又带来诸多伦理问题.我们不必为克隆人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而不敢从事克隆人的研究,伦理学应该为科学的发展保驾护航,而不能为科学发展设置障碍.     

“生态纪”伦理论略

西方著名生态思想家托马斯.柏励,针对地球现在所面临的严峻危机,提出“生态纪”思想,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希望和可能,给环境伦理带来了深层的生态纪伦理的理解。对于“生态纪”伦理的领悟,首先需要深刻理解“生态纪”;其次,理解在宇宙过程的广泛背景之下人的可生存性之伦理;最后阐明生态纪伦理是一种宏观伦理。     

重释《天演论》的翻译

为了更全面地研究《天演论》的翻译，从德国翻译目的论这一全新的视角出发重释了《天演论》的翻译，结果表明：严复翻译此书的目的是思想启蒙．保种自强．救亡图存，为此他采用了达旨、增删、换例、加按语等翻译方法以及古雅的文体，从而印证了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并为当今翻译方法的选择提供了启示。     

市场经济中的“信”伦理与“信”制度

信伦理和信制度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信伦理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 ,主要强调信伦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信关系和诚实守信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信制度则属于现代社会制度建设的范畴 ,主要强调制度建设及其惩戒和规范作用 ,以限制和约束背信、欺诈等行为。两个层面都讲信 ,两个层面有机结合 ,应该是现代社会关系追求的目标。     

环境伦理学:伦理学史上的“绿色思维”

环境伦理学把道德对象从人或人类扩展到自然物至少是有感觉的动物;把价值坐标从人际之间的功利关系转移到生态圈内部的功利关系;把伦理关系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上世纪中叶兴起的"生态思维"或"绿色思维"中,人们把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的产生看做是对传统伦理学理论和实践的超越,是伦理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     

“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现代意义

“美是道德的象征”,说明了人类可以通过审美由自然走向自由。后人认为它的缺陷在于主观性,但运用层次论的方法分析可知,康德用审美沟通人与自然的学说,是马克思实践学说的有益补充。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不会有所偏颇。在工具理性盛行的今天,康德这一论述有着特殊的意义。     

布依族《黄氏宗谱》与儒家伦理

培育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布依族黄氏宗谱吸收和改造了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出了一整套修身、齐家、安民的道德原则,堪称传承和发扬儒家思想丰富民族文化宝库的典范,可为当前建设和谐文化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