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与方仙文化

古代环渤海湾枣树种植带的形成 ,与方仙文化异常发达有直接关系。在战国秦汉方士以及魏晋道士的信仰中 ,枣具有养生、益寿、长生的神奇功用 ,是很重要的仙药或者是合成仙药的重要成分之一。枣的品种日益多样化 ,质量和产量日益提高 ,种植地域日益扩大 ,实在应归功于方士和道士的长期探索和努力。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是大枣仙话产生、发展和繁荣的时期 ,且亦存在一个由蓬莱仙话系统向昆仑仙话系统转移的过程。     

不朽观念与仙话的兴起:论先秦仙话的发生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与新一轮制礼作乐同时发生,代表新礼制的文献在此时期涌现,登天仙话即属其一。登天仙话是适应“乱世之礼”的产物,是诸侯寄托求霸理想的文献表达。游仙仙话则是在大夫与士人阶层崛起的背景下,选择做隐者的臣子放弃辅助诸侯登天而怀志远游以建立新礼制的产物。登天仙话与游仙仙话共同组成先秦仙话,共同展示了新礼制建设的逻辑理路。不朽观念反映了不同礼制的不同价值追求,其改变不仅推动了先秦仙话的发生,也成为先秦仙话转变的关键。两种仙话均以长生不朽为主要话语内容,但游仙仙话否定登天仙话所推崇的立功不朽,崇尚无为而治。两类仙话从宗教秩序入手来干预政治秩序,同时是当前政治秩序在宗教秩序上的反映,它们共同阐述了先秦仙话发生与兴起的过程及原因,又共同影响着秦汉及其之后的仙话生成。通过仙话文献的生成研究,可管窥先秦礼制建设的逻辑理路,对其他先秦文献的生成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汉代神话仙话化倾向的时代特征——汉代神话流变研究之一

汉代是中国神话再度活跃的阶段,是其传播流变的黄金时期。在汉代,一些神话完成了由神话到仙话的飞跃发展,即有些神话首次出现仙话化的表现;一些已具有仙话化倾向的神话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强化。汉代神话仙话化倾向主要是受神仙方术思想的直接影响和神话载录者的侧面推动而产生的。     

道教神仙信仰影响下的嫦娥奔月神话之演变

"嫦娥奔月"神话产生初始,即受到神仙思想的浸润与渗透,特别是在道教神仙信仰影响下,得到神仙家和道教徒的不断改造与丰富,逐渐被仙话化,最终演变成为了纯粹的仙话.     

论蓬莱仙话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

蓬莱神话系统自它萌生之日起就开始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蓬莱仙话在魏晋南北朝十分兴盛,志怪小说、游仙诗和辞赋等体裁的文学作品皆受其泽溉.志怪小说中出现了对蓬莱仙话的专门记述,蓬莱仙人安期生是其中个性独特的形象;游仙诗也因借蓬莱仙话,曹操、曹植、郭璞等作家或者以之为典实,作全诗之一瓦,或者侈写蓬莱之仙界,为列仙之佐证,或者借神仙意趣,抒发不平之胸怀,增加了诗歌独特的具象性和神异性;在辞赋创作中,傅玄《枣赋》把仙境物品作为独立铺写的对象,更多的作家是借助蓬莱典实,写景状物,表情达意,使蓬莱仙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特殊的表意功能和审美价值.     

还珠楼主武侠小说“神兽坐骑”母题的社会结构功能

在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蜀山剑侠传》中,初凤降服神兽坐骑,条件有三:一是发现天书所载龙鲛弱点,二是初凤受仙蚌庇护拥有神性,三是初凤和龙鲛的终极目标都是"谋一正果"。"神兽坐骑"与法器是剑仙的身份标志,显示了剑仙的正邪取向、个体修为与仙界地位。神兽坐骑母题具有"琴高骑鲤"的仙话渊源,鲤鱼构成仙话质素和拥有超凡能量。还珠楼主将鲤鱼"仙性"与剑仙仙话融合,开拓了海中世界愿景,世俗性与传奇性熔铸在女剑仙以及"龙鲛"形象上,在"神兽坐骑"母题演绎中折射出理想社会结构整合的进步意义。     

生命的渴望与超越——中国仙话研究刍议

仙话是以描写仙人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文学作品,是中国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土壤中的一种特殊产物。仙话晚出于神话,最初由神话发展演变而来。但仙话之所以能在中国神话的母体中诞生,中国神话之所以走向仙话化,归根到底是由上古时代中国生命意识觉醒的独特道路和导向所决定的。早在被西方学者称之为“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相当于中     

论仙话的蜕变与异化

仙话发展到清代,发生了巨大的蜕变：梅新林曾经说,清代仙话是“过分‘杂化’以致‘异化’实际上是以牺牲仙话固有的独立品格与价值为代价的”。梅新林所谓的‘杂化’和‘并化’是指：“道释仙怪之合流”,“仙界业已成为一个大杂烩”,但梅新林没有指出把儒家的根本理念掺进本来是讲凡人追求长生、通过修炼可以成仙中故事中才是最大的“异化”。笔者认为,这是对仙话作品灵魂的“异化”,更确切的说,是对仙话的儒化。     

神话的解构:以古典诗词为例

在神话传承的过程中,传统文人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神话思维的承袭,还是对神话母题的解析与重构,其间,传统文人都担负着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使命。但是,延至唐宋时期,传统文人不再斤斤于原生态神话及其变种的转述,而更多地着眼于与神话相关联的思维方式的表露及仙话的开掘,明显地表现出以仙话替代神话的倾向。正是文人的这种创新精神,给神话注入了一种全新的内涵,开启了神话演变的新天地。     

论仙话的反抗精神

中国古代特有的仙话,蕴含着一种宝贵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凡人坚信“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理念,追求肉体成仙长生不老,这其实是对上天命运的反抗;另一方面是修道者以及仙人显示出做人应有的高贵与尊严,与权贵斗争,争得做人的权利,这是对社会压迫者的反抗。第一种反抗,从早期的仙话到晚期的仙话一直持续着;第二种反抗,则由于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变迁,没有能够很好地持续下来。仙话所表现出的反抗精神,是古代中国人极为希缺极为珍贵的品格。     

浅谈《太平广记》中的仙枣简

在中国诸多的神话故事中,枣常常成为神仙的钟爱之物,并被赋予种种的奇妙特性。北宋编修的《太平广记》中,枣的身影也时时出现。书中留下的许多关于枣的神奇传说,更是反映了枣在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山水诗的产生与永嘉山水

先秦两汉是中国山水诗的孕育期。《诗经》中已经出现描写山水景物的诗句。《楚辞》中山水景物的句子大大增多;渐趋于具体;景与情进一步契合交融;借景物以象征自我心志和人物、事件。汉代赋体的景物铺叙更加细致,更加具象化。魏晋则是山水诗的催生期。曹公父子感怀、宴游、游仙诸诗标志着山水诗阵痛的到来。文章认为魏晋时期中国山水诗有三大催生因素：江南明媚秀丽的山水景物诱发了诗人的灵感;隐逸、隐居山林之风盛行;五言诗的日臻成熟。而山水诗最终完成于谢灵运的永嘉山水诗,其特点是将山水作为自觉的、直接的、特定的审美对象,将山水情化诗化,而又极貌写形、刻画入微。     

论魏晋六朝游仙文学的崛起

游仙文学在秦汉是宗教的或政治的附庸,它在魏晋六朝的崛起,一般认为是受到同时兴起的道教的影响,但实际上与以汉末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为契机的文学的自觉有更密切的联系,所以在创作上表现人的主题,追求美的创造,从而汇入到当时的主流文学中。     

岭南汉唐间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是岭南古代小说的源头，滥觞于西汉初年，成熟于东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尚有余音。其内容包括岭南的远国异民传说、山川湖泊传说、动植物传说和奇珍异宝传说。在创作意识上，由两汉的“实录”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的“尚虚构”，再发展到唐代的“有意为小说”。在艺术上，两汉叙事粗陈梗概，语言质朴；魏晋南北朝叙事完整，语言渐趋优美；唐代叙事生动曲折，语言华美绮丽。     

天界与冥界:汉魏晋南北朝死后世界的想象及图像

战国楚墓帛画人物形象兼具巫觋与墓主双重角色,是汉代关于死后世界想象和图像出现的先导。汉墓帛画描绘天象与天府(太一主神)组合的天界图像,汉墓壁画、画像石描绘天象与仙界(西王母主神)组合的天界图像;汉代冥官系统复杂,但缺少冥界图像。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墓葬照墙与墓室覆斗顶四坡描绘西王母与东王公共同主宰的天界图像,天象图像较少出现。南北朝时期,孝子高士与渐趋科学的天象认识组成的天界想象出现。对天界的无限向往与对冥界的极端回避是汉魏晋南北朝中国人关于死后世界想象的基本原则。     

论“魏晋风度”形成之独特环境和个体因素

针对“魏晋风度”迅速式微的事实,从“魏晋人物”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个体因素诸方面进行分析,汉末、曹魏与司马氏统治时期严苛的社会政治生态,“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为主的官僚选拔制度,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门阀体制下“魏晋名士”独特的家世、形容、才情、少年风范等因素的综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必要条件。     

两汉生死观的演变及其艺术表现

两汉时期人们对于生死的看法 ,不尽相同。西汉仙论最盛 ;东汉鬼论发达 ,二者同样源于汉代发生的对于生死的自觉认识和体验 ,后者比前者更为深刻地意识到了生命的短暂、死亡的恐惧。两汉生死观念的变迁也通过画像艺术生动地表现出来     

“文人”概念起源考释

"文人"是一个发展性概念,其远源是"士"。在西周到春秋初叶,"文人"指有文德的人。春秋战国之际,"文士"崛起。到东汉时,"文人"等同"文士",指那些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代表社会道义的知识阶层的成员。     

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两汉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论魏晋玄学思想资源在两汉时期的先期整合

就基本思想方面看,老、庄、《易》“三玄”在汉代四百年间的变化和整合,表明魏晋玄学的兴起,自有前代思想学术所作的酝酿铺垫,并非突如其来发生的现象。对于汉代整合“三玄”方面比较重要的人物和著作,如《淮南子》、扬雄、张衡以及王导“三理”等,典型体现了汉人在一些玄学命题上做出了程度不等的先期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