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与汉末政治

古代士人素有游学之传统,东汉时游学尤盛且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东汉游学形成了"处士山积,学者川流"的盛况。其政治色彩表现为两端:一是游学成为干谒手段,游学重在(交)游不在(求)学,士人为能出人头地,多以游学的名义结交名士、朝臣,以邀名利,此乃东汉中后期仕路日益滞塞和士人心态急功近利、日趋浮躁所致;二是游学助长了汉末处士横议式的清议之风及党同伐异式的结党之风,一方面是以游学的太学生为主体、以批评朝政为中心内容的处士横议,一方面是师生之间、同门之间的关系从荣辱与共到越来越带有政治结党性质,隐然成为与朝廷分庭抗礼、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的政治集团,汉末的党锢之祸遂不可避免。     

《裴启语林》亡佚原因考

《裴启语林》欲效"处士横议",不顾时忌,直至触怒权相谢安;时人望风鄙视,小说最终亡佚。《裴启语林》"遂废"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有微小不实,而是因为讽刺锋芒。这一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有其深层的文化动因。     

论魏晋士人的朝隐观

出处问题是中国古代士人必然面临的问题,按照儒家的看法,士人面前通常只有两条路,或者为人臣,或者为处士。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玄学的盛行,士人在隐与仕之间徘徊去就,其中许多人选择了一条非隐非仕的中间道路,这就是具有魏晋特色的“朝隐”。     

艺术"俗"化 ,经典式微——对后经典艺术时代的思索

经典的存在需要特定的社会语境,人类社会的绝对不发达和相对不发达是"经典"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而今,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飞速提高,在使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也使"经典"的语境消失了。本文基于艺术活动本体论角度,认为经典创作活动的式微、经典认定机制约束力的式微和经典接受者的式微是经典式微的直接原因。     

试谈《孟子》对孟轲主体思想——“仁义”的反映

孟轲以好辩闻名于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出于“不得已”。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滕文公下》)。至于为什么“不得已”,孟轲曾对其门徒公都子作过比较详细的解释,他从人类社会兴亡、治乱的历史回顾着手,指出当时“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在这种形势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因     

观点的市场——另一角度看报纸言论版

报纸言论版是一个争鸣辩驳的声音广场,是一个话题多元的信息集散地,是一个＂处士横议＂的对话平台。受众主动而积极地获知言论,不是为了接受其中的观点,而是为了解这些观点。受众看重的是言论这种样式,和新闻报道一样含有丰富而有用的信息。在此意义上,言论版面正是埃默里父子形容的＂观点的市场＂,从这一角度看,言论也是一种＂新闻＂。     

宋代的处士内涵与处士文化

处士常被美化为隐士,处士文化也因而被简单化归结为隐逸文化。而实际上,处士真正的社会身份一般是山林乡野中有文化的富民、城镇市井中的医卜及文化技艺人。这些被有意无意淡化了真实社会身份的处士们所生产创造出的文化,其实是涵盖了隐逸文化而更具农工商民间色彩、更具社会底层色彩且并不单一的文化。宋代的处士文化相当于明清时期的乡绅文化以及城镇工商文化。但在处士与士大夫的合力作用下,宋代的处士文化特别是处士文学,其乡土市井气息被全然隐藏或遮蔽。     

“士人”品格与中国高校教师群体的精神建构

"士人"品格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志于道"的求索精神;"以天下自任"的济世情怀;"修己以敬"的品格砥砺意识."士人"品格曾是近现代高校教师的重要的或基本的品格.从大学的合法存在、大学社会功能的发挥、社会对高校教师的预期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这些品格在新的形势下对高校教师的精神重构的意义,并认为"士人"品格在高校教师群体精神中的重构应有制度性保障,而制度建设应在规限与自由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国家演进、水德之运与处士横议——秦帝国“事皆决于法”的三维探析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最终二世而亡.在"过秦"思潮中,秦帝国"事皆决于法"的酷刑滥施被凸显与批判.探究"事皆决于法"施政原则的确立,当是秦帝国基于三方面认知与考量的结果:其一,秦因变法重法而致富致强进而最终实现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二,"五德终始"说视阈下秦为"水德",由此当遵"水德"之性,行"水德"之政以"合五德之数",以此获得"君权神授"的天命诉求;其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所面临的六国旧贵复仇以及处士横议的现实政治危机.     

先秦儒者以君主为“言说”对象传播儒家之道的尝试与失败

战国时期,为政者的地位受到传统贵族的威胁,其有向士人寻求方略的需求,儒者亦将"为帝王师"视为实践其政治思想的重要途径,两者的契合促成了儒者以"言说"为手段向君主传播儒家之道的尝试。但由于先秦儒者"言说"过程中其政治主张常常遭到社会现实的证伪,再加上"言说"中不乏迂远空阔之辞,故其主张难以为君主采纳。儒者在向君主"言说"的尝试受到挫折后,将宣扬儒家之道的对象由君主转向士人,希望通过培养合格的士君子以达到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目的。     

刘向《列女》、《列士》、《孝子》三传考论

刘向作《列女》诸传 ,其实是对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作了创造性的运用。正是这种具有创造性的做法 ,不仅使杂传文体得以形成 ,也使刘向成为第一个大量创作杂传的作家。刘向所作《列士传》、《列女传》、《孝子传》三传 ,不仅是杂传之“始作” ,而且其中鲜明的小说品格 ,又开启了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之路 ,汉魏六朝杂传由此成为唐人传奇的重要源头。     

汉魏六朝杂传兴盛的人文观照及其品格检视

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创作十分兴盛，究其原因，这不仅是先秦以来杂传由孕育、萌生而走向成熟的自然结果。同时，汉魏六朝时期的时代环境也为之提供了适宜的人文氛围。也正因为如此，汉魏六朝杂传才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独特品格。本文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投射自我、搜奇记逸、道德劝诫、崇道弘佛、显扬家统郡望。     

虚构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从《雷焕别传》说起

检视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多如《雷焕别传》,常羼杂有虚构性的内容和情节,通过这些具有虚构性质的内容和情节凸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也具有了明显的虚构性特征。可以说,虚构性已是汉魏六朝杂传的重要特征。而虚构性无疑使得汉魏六朝杂传渐离史传,并在不知不觉中趋进了小说。     

媒体使用、政治信任与腐败感知——以中国网民为对象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媒体政治信息传播语境下,媒体使用与腐败感知显著相关,官方媒体使用弱化了网民腐败感知,非官方媒体使用则强化了网民腐败感知。不同类型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差异显著,官方媒体使用对网民政治信任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非官方媒体使用对网民政治信任具有显著负向作用。政治信任负向影响网民腐败感知。政治信任在媒体使用和腐败感知之间的中介作用,放大了官方媒体使用对网民腐败感知的负向影响,也削弱了非官方媒体使用对网民腐败感知的正向影响。     

清末私盐对湖广市场的争夺与政府的缉剿

本文主要分析了清末湖广盐业市场上私盐的种类以及私盐对湖广市场的争夺。清政府为了筹措军饷、裕实国库,对私盐采取了严厉的禁缉措施。通过官、商、私对盐利争夺的分析,折射出了全国市场走向统一的趋势。     

从分散走向整体：宋代湖南士人社会形成述论

宋代湖南士人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发展到一体化的过程。北宋时期,湖南士人社会处在以县域或州域为单元的分散发展过程之中,尚未形成湖南全域性的士人社会。南宋时期,随着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一流名士移居湖南,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涵盖湖南大部的士人圈,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的理学思想也随着其众多湖湘弟子深入湖南社会,逐渐形成了湖湘学派,湖南士人也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学术旨趣和价值取向。因此,南宋是湖南士人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期。     

方国珍家族事迹拾遗

方国珍家族是元明之际割据于江浙沿海一带的一支地方武装,正史、杂史对其多有记述而有大同小异之处,元末比丘循规募刻的<华严经>卷末附有愿文题记多组,乃当时第一手材料,其中有关方氏记载,可与史书相互订正.     

政治视域下的困厄文人透视——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时期,在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文人们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面对政局的纷乱,文人们就有了不同的选择,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人生。从困厄文人与政治的关系维度考察,可以把他们分为政治型困厄文人、隐逸型困厄文人和矛盾型困厄文人。     

论《诗经》士人文化主体精神与社会认同

《诗经》时代的"士"是一个"阶级"、也是一种"职业"。由于社会的变革,"士"阶级不断扩大,在理性觉醒和时代精神感召下,具有文化知识的士人阶级渐次形成并走向政治舞台,体现出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本思想和"德政精神",由此一种新的士人主体文化精神形成并在社会践行,成为社会文化核心精神。民本思想的显露,疏远了神权巫术,承认了人的至高无尚作用。士人的新思想、新观念朦胧性的成熟及人格理想的形成,同充满活力和野心的时代相结合,得到了社会认同。而诸子百家思想就在这士人文化母体中孕育并形成。     

汉魏皇权嬗代与士人心态

汉魏皇权嬗代是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建立霸府直到公元220年曹丕登上皇位,达24年之久。汉魏皇权嬗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不安的时期,同时也是士人活跃的时期,士人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汉魏皇权嬗代这一重大政治变动,士人表现出了支持、反对、由不适应转向适应的三种心态。在汉魏皇权嬗代的不同阶段,士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士人心态的不同,除自身因素外,与汉末的政治形势和思想领域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士人对于皇权嬗代的心态不同,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