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稳定性值得关注。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     

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0省市的调查数据

利用10省市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计量分析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工资制度、工作条件、权益保护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等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而失业保险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不显著;另外,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更强;文化程度和职业培训能显著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更强;工作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呈倒U型关系,而年龄和婚姻状况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主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意愿分析及对策思考——基于湖北省的实证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当前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则是改善农民工生活与发展环境最核心的内容。基于湖北省6县调研资料,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意愿及就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务工、工作机会、所属服务行业性质、行业技术水平、资金扶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倾向有重要影响,而其就业能力则受文化素质、专业技能、工作耐受力、政策认知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因素的影响。从提高学历、提升技能、增强耐受力、提高政策关注度和拓宽信息渠道等5个方面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对策建议。     

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研究

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因区域环境、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而具有以下群体特征:他们在当地农民工群体中所占比例较高,多来源于周边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年龄更小、受教育水平更低;其就业领域集中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服务业;少数民族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与其他地区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相比数量较少,受教育程度更低,城市融入更难;其居住格局呈现围寺而居,小聚居、大杂居等特点;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有宗教信仰,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其人际交往呈现"去内卷化"特征,族际通婚的现象渐多。     

基于性别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对他们就业满意度的研究,有利于客观反映该群体的就业状况,加快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本文基于山东省894份调查样本,运用统计性描述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整体就业状况的满意度偏低,并且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就业满意度低于女性;在就业满意度的各维度方面,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在报酬、工作关系、职业发展和劳动保障方面的满意度均高于女性,但在工作环境方面男性满意度低于女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在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该群体的性别差异及诉求特征.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返乡行为的影响——基于代际差异视角的分析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农民工返乡行为受到其人力资本异化的深刻影响。基于经典托达罗模型,引入人力资本相关变量,构建拓展的托达罗迁移决策模型,通过调查问卷采集陕西省526户农民工的样本数据,针对农民工未外出、在外务工未返乡和外出务工已返乡三种就业流动状态,运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对劳动力行为决策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利用分样本回归模型探讨新生代、中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群体的返乡决策差异。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返乡行为存在显著影响,表现为受教育程度低、劳动年限长、具有非农技能的农民工返乡概率更大;分样本回归模型分析则表明老一代农民工的此类返乡特征更加突出;另外,研究还发现女性明显偏向于做出不外出和返乡决策,年龄大的农民工更偏向于选择返乡。鉴于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加强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投入,提高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择业就业能力;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民工返乡就业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本土化就业研究——基于台州市星村的社会学考察

本土化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本土化就业后,其生活水平、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具有新的特征。自身因素与外部因素的结合促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本土化就业。本土化就业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及其家庭,乃至对社会都有显著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长乐区的调查数据

在供给侧结构改革背景下,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利于减少企业运营成本,深化企业人力资源的整合。本文运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月工资收入、是否拖欠工资、工作时长、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经验、职业技能掌握情况、择业机会识别、职业发展观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显著性影响。基于以上改革背景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关的政策与建议,以期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以陕甘宁3省的30个村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的职业转移状况进行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现状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是否接受培训、婚姻状况、性别及城市规模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显著影响;工龄、受教育程度、配偶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及区域性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影响;年龄及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以江西省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交叉表和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因素、成本因素和收益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意愿较强烈,个人因素中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影响显著;成本因素中培训时间越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越弱;收益因素中培训对收入的影响和对职业发展的影响都与培训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武陵山区农民工大军中的主体。但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武陵山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依然异常严峻。为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的长效机制,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加强职业培训的力度,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自主创业能力;构建完善的服务体系,提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服务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福建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就业能力、就业收入、就业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等5个维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群体差异,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就业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户籍地差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水平整体较差,就业能力对其影响最大。据此,提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以改善农民工工作条件、加强权益保障工作以提升农民工保障力度等对策,以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     

社会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涉及职业待遇、职业行为、文化观念、身份意识等多个层面对非农职业的适应与融入，具体包括职业待遇整合、职业行为适应、职业文化接纳和职业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因子测评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总体水平低、内部不平衡的发展特点。回归分析表明，学历低、年龄小、不在婚、务工年限短、所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的就业质量状况都比较差。而分地区进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现了更多的差异性。以上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相关部门以社会融入为指导思想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行为与就业质量

通过对湖南、安徽与贵州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探讨择业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程度,并考察市场化程度与劳动力类型对这一因果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择业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与职业满意度的影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二元路径模式,而新生代农民工择业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会因市场化程度与劳动力类型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择业动机实证分析

利用全国10余个省份调查数据,应用多元Logistic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择业动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择业动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年龄、婚姻状况、风险偏好、兄弟姐妹数量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择业动机有负向作用;文化程度、是否是技工则对其有正向作用。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

利用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更高,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无拖欠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程度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扩宽社会资本积累方式;(2)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3)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问题实证研究——基于兰州市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对兰州市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以及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一定影响.兰州市新生代农民工表现为创业者以男性为主、创业领域多元化、以独立创业为主、创业规模较小、创业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等特点;存在创业者综合素质偏低、创业层次较低、创业资金不足、创业环境欠佳等问题.建议: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培训体系,搭建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的创业政策保障机制,健全新生代创业农民工的社会服务体系,鼓励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等.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模式探析--期望理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是现阶段我国农民工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着与传统农民工不同的地方。本文从期望理论角度出发,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分析得出影响其就业培训参与积极性、学习积极性的因素,再针对这些因素,提出在进行就业培训模式构建时应当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点和个体差异的建议。     

教育能够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吗?——基于CHIP外来务工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外来务工住户数据,考察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比较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表现在教育能够提高工资、降低工作时间、提高稳定性和改善福利;接受职业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但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教育更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务工距离和工作获取方式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也存在代际差异。提出政府部门应重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促动因素分析

运用分类比较法、问卷调查法和个案访谈法分析促动因素。从外出务工动因、离职动因和返乡动因三个方面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的促动因素进行排序。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受工资性收入、自我发展,具体的主观诉求实现程度、家庭迁移成本等多重因素影响。需要在职业技能培训,企业用工模式、工作环境、管理体制,城市融入和定居的社会管理制度上不断改进和创新以适当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