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歌行的都城书写及其诗歌史意义

初唐歌行呈现出大量的都城书写,其书写模式主要可分为三种,运用散点透视的手法描写两京都城的建制和建筑景观,记录两京都城中的文化生活和都城意象的书写。其中,记录都城文化生活多有采用"公子""娼妇"对写模式,浓缩化的都城意象书写则扩大了都城的文化内涵。这种书写受都城赋的影响很大,同时也与统治者的喜好、宫廷诗的影响及京都生活时尚有关。在这些书写中,诗人们将两汉以来都城建制中天人合一思想转换成宇宙意识,推进了唐诗时空意识的思考。都城书写中也富含诗人们的盛世想象和英雄怀才求志的抒写,是诗歌盛唐到来的重要准备。同时,也影响了其后的歌行创作。     

论晚清至“五四”诗歌的“言说方式”——兼及诗学与诗歌史的辩证

晚清至五四诗歌由旧而新的变迁,既源于语言形式的构造也出自现代经验的催逼,但如何理解文类内部和外部的错综关系,避免把它们或割据式地单独处置或牵强地缝合粘连,实为把握该时段诗歌的关键和难点。言说方式因而作如此构拟,即现代性的运作被语言知觉时即成了内部与外部的混融,它寄身于形式与经验交织的纹路中,改变诗,也被诗所改变。据此,言说方式必须挣脱静止的、惰性的结构,为从根本上克服时间性难题这一哲学和美学的拷问而赢得合法性。它由诗学的诉求而至诗歌史的关切,且在二者的互为征显中,最终作为一个面向诗学与诗歌史双重目标的概念,体现结构与运动、共时性与历史性的辩证法品格。在此基础上,该时段的诗歌在体式与经验之间不间断地角力、相斥与包容,就可以恰当地理解为,诗的异动和凝聚相生、变奏与重建共存的过程。     

“本色”“当行”比较论

"本色"和"当行"是中国历代曲论中使用频率很高而其意义又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曲学术语.曲学中的"本色",主要是针对曲作(包括戏曲和散曲)语言风格而言,大要有三方面的指意一是指曲作语言质朴自然,通俗明朗;二是指曲作风格简淡蕴藉,刚健豪宕;三是指曲词严守音律,合度依腔.而曲学中的"当行",则主要针对戏曲而言,大要指戏曲文学作品能适宜于实际演出,能真实生动地反映生活,且具有左右观者喜怒哀乐情感的艺术魅力."本色"与"当行"既各有特指,又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二者乃是曲论家心目中最佳曲作的最重要特征.     

《河岳英灵集》选评李颀诗及其诗歌史意义

《河岳英灵集》遴选李颀诗十四首,序列上卷第八位。以品评观之,殷璠在选本中重点论析李颀的诗歌内容、艺术成就。同时,又摘句品评、叹惋李颀生平的不幸,兼与其他诗人比较。以遴选诗篇观之,其内容包括寄赠送答诗什、怀人伤时诗章等,突出了李颀诗“发调既清”“玄理最长”等特点。以遴选诗什体裁观之,选本体现了李颀以古体为主的特点。殷璠选评李颀诗,其不仅具有存录诗章意义,亦有考订篇目、资证辨疑价值。最值得关注的是其文学史意义,不仅体现在对李颀诗内容特征的认识上,也体现在李颀诗艺术价值的发掘层面。此外,殷璠选评李颀诗,亦具有接受批评史、文化史等多方面的意义。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诗歌史研究断想

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的研究,应以曾经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历史时期活动过的诸多民族的诗歌创作作为论述对象。判断作品所属民族,一般只能以作者的民族成分为根据;认定古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成分,只能以父系血统为准,应具有清醒的历史观。就整体考察,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具有民间诗歌丰富、载体形式多样、诗歌理论精湛等显著特征     

北大古代文体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古代诗学与诗歌史学术研讨会”

恰值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系庆之际,北京大学古代文体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古代诗学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古代诗学和诗歌史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7月3日至3日在北京邮电会议中心召开。     

殷璠《河岳英灵集》诗歌史论及其意义

《河岳英灵集》是一部诗歌选本,然其《叙》与《论》以及诗人小传中有大量诗歌史论,其中包括诗歌史分期、诗体史、诗歌接受史以及诗歌选本批评史。通过这些论述,今人可以看出,殷璠不仅致力于编集精善的诗歌选本,还努力将选诗实践与理论构建相结合,关注不同时期的诗歌特征、辨析诗体及诗体史演变特点、研究学习借鉴前人诗歌创作经验、探索诗歌选本的编集理论。正是这样,使《河岳英灵集》不仅具有选本的实践价值,亦具有很高的诗学理论价值。     

徐渭“本色论”曲学内涵新探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明代曲家的"本色论"只涉及戏曲的语言问题,但徐渭的戏曲"本色论"在明代曲家中比较独特,内涵丰富,除关注戏曲的语言外,还广泛涉及了戏曲的审美特征、创作技法、角色塑造、声腔格律、曲家个性、艺术创新诸多曲学范畴的问题。徐渭戏曲"本色论"的提出,因其曲学内涵的丰富性,指导并启迪着当时及后世诸多曲家的戏曲创作与剧论表述,为晚明及清初古典戏剧学高峰的到来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     

戏曲理论中“本色”之演进

“本色”是中国戏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本色”一词从出现至宋、元、明,逐渐在戏曲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在明中叶后,“本色”“当行”的相提并论使得“本色”内涵向更深层次发展,至清代以及当今,“本色”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罗伯特·弗洛斯特的创作思想及其诗歌特点

罗伯特·弗洛斯特是一个单纯写农事的诗人,还是一个通过写农事表达其它寓意的诗人？他用暗喻和提喻遮掩了他诗歌语言后面的真实含义。在探讨他诗歌的真实含义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掘其独特的诗歌创作思想和他的诗歌的一些特征     

作家与人的融合——巴金本色创作论

巴金是一个典型的本色作家,其创作呈现了本色特质:一是作品表现了与生命发展同步的阶段性;二是运用"天然去雕饰"的本色化叙述语言;三是作家的"高峰体验"促成其本色的创作生态。巴金的每一次成功的创作都是一次自我实现的历程。     

诗歌史写作的新"型构"--以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为例

面对20世纪中国汉语诗歌的发展演变，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叙述。王光明认为20世纪中国诗歌是一种在“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三者的互动中展开凝聚和建构的文类。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与众不同的是，他能融合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于一体，结合中国的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的现代性寻求，重构百年来的汉语诗歌的变迁历史，为诗歌史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竹枝词”的文化意义

"竹枝词"是受民间歌谣影响而形成的诗体,自文人争相仿作,逐渐普及之后,成为表抒历史情感、文化观念、社会思想以及乡土意识的习用形式。其中保留的社会史料、民俗史料、少数民族生活史料,都有丰富的内容。反映妇女史的诗作,也包涵极有价值的文化信息。"竹枝词"可以看做能够从不同角度多方位反映社会历史文化面貌的全景式画卷。     

本色要求与体制之辨——明代七子派的“本色论”

刘勰首先将"本色"一词用于文学批评,初步探讨文学自身的规定性。刘勰的"本色说"在宋代得到回应,在明代七子派手里得到充分发展。七子派的"本色论"在批评实践中表现为十分重视体制之辨,他们维护各种文体体制的纯粹性,维护不同体式诗歌体制的纯粹性,对不同体式诗歌的体制坚决加以区分,其目的是为明人的各体诗歌创作提供典范。     

老舍与基督教“本色化”运动

本文将老舍置于上世纪 2 0年代初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背景下 ,探讨他早年皈依基督教的心理因素及社会角色意识 ,并论述他在这场运动中所体现出的宗教虔诚及对神学理论的积极探讨 ,以展示老舍与基督教的真实关系及所曾受到的影响     

草原上的“永生羊”：叶尔克西及其散文创作

叶尔克西的散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一．作为一个哈萨克族女作家,她对汉语的感觉非常好;第二,叶尔克西写出了新疆这片充满阳刚、粗犷土地上的阴柔之美;第三,汉语写作表达了一种不为常人注意的“隐性”特质,即新疆的精神文化特质。叶尔克西的散文创作具有双重文化背景,一是汉语学习的经历,另一是哈萨克民族文化,这两个背景作用于作家本人,使之在不同的文化视角、思维方式下创作了清新细腻的作品,充满了对哈萨克草原生活的诗意眷想,     

论赵树理及其创作的当代意义

对赵树理的研究，以往大多重其“体”，即注重其构成要素、内涵和特征的观照、梳理，本文侧重从赵树理及其创作的“用”，即功能、价值和影响等方面入手来透视其当代意义：对政治的热情关注、积极参与的良好政治素质，真实反映民情、勇于为民请命的真诚和良知，严于律己、从自我做起的品格以及丰厚的人生阅历、广博的文化底蕴等，使赵树理的人格魅力身后流誉溢芳；对革命队伍内腐化变质的坏干部形象的关注、对人性之恶的高度警觉和对身陷迷途的农村青年的忧虑等，使赵树理的小说对今天的受众仍有极大的警示、启迪；以人为文学的中心和目的、文学根植于现实生活和心灵情感的文学理念，对当代作家的创作还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论苏轼创作之“真”及其创作理论

苏轼在诗、文、画作等艺术创作中,皆体现出表达真性情之特色,他重视诗人、画家对现实的观察和体验,重视诗歌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在创作理论方面,他提出了＂常行＂与＂常理＂的问题。通过对苏轼＂真＂性情的剖析,可以发现苏轼诗、文、画作的艺术特色,及其创作理论的价值。     

论新世纪的领袖传记文学创作

新世纪的领袖传记文学,达到了新的认识高度和新的审美高度。它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质:政治文化视野下的领袖人生,爱情亲情友情里的人性阐释,视角趣味细节中的匠心独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