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上限的设定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刑法和中国刑法史上对于老年人犯罪规定了相应的从宽处罚的规定,而我国现行刑法没有立法规定。通过对增设刑事责任年龄上限的根据的分析,提出了刑事责任年龄上限的设定和刑法对老年犯罪人的刑罚予以特殊的立法规定。     

论构建我国社会化的未成年犯罪人处罚体系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罪人处罚体系,现有的刑法和非刑法处罚措施,很难适应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矫正的需要。设立多种类型的刑罚和非刑罚的社会化教育改造措施有利于提高未成年犯罪人的改造效果,实现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对策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特殊,坚持"以人为本",深入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问题,改革创新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处罚的原则与方法,遵循刑事立法非犯罪化、刑事处罚非刑罚化等原则,采取司法警告、补偿损失、善行保证等非刑罚处罚方法,加快未成年人犯罪实体法和程序法建设步伐,对有效打击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挽救和保护未成年人,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行贿罪立法新动向之思考——兼议行贿罪废除论

2015年8月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我国对行贿犯罪"立法从严""司法从宽"的悖论更加凸显。从立法因果论出发应当严惩行贿犯罪,从司法效果论出发则应宽宥行贿犯罪,解决这一悖论,不应作"非宽即严"的简单取舍,而应"宽严相济",既坚持严惩行贿犯罪的立场,又采取措施走出受贿犯罪难以查处的困境。要从刑事实体法上调整行贿罪的刑罚结构,严密行贿罪法网,同时在刑事程序法中构建腐败犯罪"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对于反腐败而言,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和制约体系才是治本之策。     

建立多元化的法益保护机制探究

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保护法益的思想贯穿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的全过程,在犯罪进程中不仅要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对犯罪人也要坚持在刑法基本原则的框架内依法进行处罚,防止对犯罪人适用不当的刑罚,从而达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法治目标。犯罪行为发生前主要通过一般预防来保护法益,犯罪行为发生中主要通过及时制止犯罪行为来保护法益,犯罪行为发生后主要通过对犯罪人及时进行处罚来弥补法益的侵害。     

刑罚轻缓化的实践范式及其价值蕴涵

刑罚轻缓化是指在刑事立法上建立轻刑化的刑罚体系,刑事司法上尽量适用轻刑和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刑罚改革趋势.作为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的一大主题,刑罚轻缓化主要体现为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三种实践范式.推行刑罚轻缓化,有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和彰显刑法的谦抑性价值,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同时还有利于提高犯罪人的改造质量.     

刑法控制环境犯罪的障碍及立法调适

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预防、控制、惩罚功能是实现良性环境秩序的强有力保障,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立法目的及体系设计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与滞后性,这已成为刑事立法控制环境犯罪的障碍.只有对现行<刑法>进行必要的调适与完善,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其防范和控制环境犯罪、保护环境的功能.     

犯罪客观处罚条件刍议

客观处罚条件 ,是指犯罪成立之后 ,国家对犯罪进行刑罚处罚必须具备的某种客观事实条件 ,其实质是以某种客观条件的具备与否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我国刑法应当引入客观处罚条件的概念 ,以完善犯罪构成 ,消除目前理论中的混乱。我国刑法引入客观处罚条件的概念应当解决四个理论问题 :1 .客观处罚条件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关系 ;2 .客观处罚条件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关系 ;3.客观处罚条件与过失犯罪中危害结果的关系 ;4 .客观处罚条件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     

刑罚的非监禁化及其在中国的实现

刑罚的非监禁化是指对罪行较轻的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的一种刑罚改革趋势.作为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的一大主题,刑罚非监禁化以人权保障理念、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以及"两极化"刑事政策作为理论基础.在当下的中国,实现刑罚的非监禁化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其一,树立慎用监禁刑的刑罚理念;其二,加强刑事立法;其三,完善量刑方法;其四,推行行刑社会化.     

多次犯立法中行政法与刑法交叉问题研究

多次犯属于行政犯,是行为人实施违反行政法规范之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后,又再次实施违反行政法规范之行为,而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形态。现行多次犯立法存在处罚范围规定过于随意、入罪条件规定过于混乱、规定不成体系及立法定位有缺陷等问题。从未来发展的角度,应当设置多次犯立法一般性的指导,原则上将2年实施同一行政违法行为受过2次行政处罚后又实施该违法行为的形态认定为多次犯。为贯彻特定犯罪刑事政策的需要,可对2年2次以明文规定的方式予以突破;多次犯立法的优化在行为模式方面应坚持"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原则,在法律后果方面要完善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折抵制度;多次犯立法应采取独立于刑法典的轻罪法或违反秩序法形式。     

关于我国刑事责任能力上限的立法思考

刑事责任能力上限,就是指对老年犯罪人不予以处罚或减免处罚的最高年龄极限.由于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对刑事责任能力上限作出规定,从而导致立法结构上的不周延.基于此,本文提出刑法总则中应明确规定对老年人犯罪可以从宽处罚,一定程度上限缩刑期.执行中对于老年人的减刑、假释规定更缓和的条件,并在刑事诉讼法上增设对老年犯罪人、犯罪嫌疑人特殊程序保障的规定.     

论我国刑法中的自首制度

自首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无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或者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尽相同的内容，但把自首作为一种刑罚制度在刑事立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却是其共同之处。自首制度，就是自首从宽的制度，其理论根据，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自首可以减少或者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犯罪之后，犯罪人态度的选择，是表明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重要因素。犯罪发生后，无论犯罪人出于何种动机，是基于悔悟，还是为了避免处罚，只要投案自首，使其及时地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就意味着犯罪人自行减少对社会的危险状态，…     

青少年刑事案件处罚问题研究

青少年刑事犯罪案件是我们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对相关的国际公约进行了探究,总结出了处理此类案件的一些基本原则。并指出现行处罚制度中刑事化、监禁化处罚措施中不利于青少年犯罪人发展的弊病,进而通过对国外此类案件处罚制度的比较,认为现行处罚制度应在适用非监禁化、社会化、社区化处罚措施,改进扩大审判主体,在案中、案后积极引入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案件处理等多方面加以提高,以期对青少年犯罪行为进行干预和矫治,实现保护社会利益与保护青少年犯罪人利益间的平衡,体现刑罚本身的公平性和公正效益性。     

被害人量刑建议权探解

完善刑事实体法中量刑基准的立法规定并在刑事程序法中确立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具有法理依据和现实意义。量刑建议制度应是一项有多方主体参与刑罚裁量过程的互动制约机制,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不仅存在于自诉案件中,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也应享有量刑建议权。我国的量刑基准的立法中应增加规定：在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中,法院在量刑时,应考虑犯罪人为补偿损害和被害方达成协议所做的努力,并应合理考量被害人提出的对犯罪人量刑的建议。     

我国与新加坡受贿犯罪立法比较及其启示

新加坡对受贿犯罪的规定具体、严格,无论是在犯罪构成上还是在刑罚体系方面都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借鉴新加坡受贿犯罪立法,我国立法者对受贿犯罪主体的规定应采用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适当扩大主体范围;将犯罪对象扩大到“非财产性利益”,以顺应社会发展需求;降低入罪标准,遏制“贪小贪少不犯罪”的扭曲心理;废除受贿犯罪关于“死刑”的规定,以“罚金刑”代之,使刑罚的设置符合贪利性犯罪本质;同时要完善刑罚梯度,保证量刑的统一和公正。     

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罚力度的政策性反思

我国当前对腐败犯罪的惩治,不应提倡轻刑化的理念,而应确立“又严又厉”的刑事政策。但是,现行立法中对腐败犯罪的刑罚力度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缺乏资格刑的适用规定、预防性刑罚措施阙如、未实现罚金刑的全覆盖,以及由于部分腐败犯罪的刑罚设置失衡,导致罪刑难相适应。而且,司法实践中腐败犯罪的轻刑化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具体表现为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调整过高导致普遍处刑过轻,过多、过滥地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因此,应通过立法对腐败犯罪刑罚力度过轻的问题进行纠正,并对司法中的轻刑化现象进行纠偏,遏制对腐败犯罪的刑罚“优待”,真正实现罪刑均衡的要求。     

论我国老年犯罪人刑罚制度的完善

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中缺少对老年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特殊规定,这既不符合国际通例,也与我国传统恤刑思想不相衔接。基于构建和谐社会、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以及适应社会老龄化趋势的需要,我国应从传统恤刑思想中汲取精华并参考国外相关立法例,从老年犯罪人的刑罚创制制度和老年犯罪人的刑罚执行制度两方面构建科学合理的老年犯罪人刑罚制度。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比较研究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中“未成年人”的界定相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种类也大多相同。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之差异表现为：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范围不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种类有一些不同;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量刑制度不同;在个别犯罪上对未成年人设置的刑罚不同等。通过比较得出对完善我国大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启示是：调整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人的刑事责任范围,在刑法中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增设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量刑制度等。     

交通肇事罪立法的比较与反思

孙伟铭案件是交通肇事行为受刑罚惩罚最严厉的案件.该案对交通肇事罪本身的反思,反映出我国交通肇事罪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困境.在域外,交通肇事行为的刑事立法有多种形式:只处罚故意类的交通肇事行为;将"醉驾"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规定交通危险犯;规定交通肇事罪的结果犯;将交通肇事后逃跑行为单独规定为罪;规定不救助罪.我国交通肇事罪立法中忽略了交通肇事中"放任"这一主观罪过可能存在的情况;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和"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独立性缺乏立法反映.我国交通肇事行为刑事立法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把醉酒驾驶和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独立成罪:二是区分不同交通肇事罪的罪过,确立交通肇事罪中过失和间接故意两种罪过形态.     

涉及发票违法犯罪的立法控制问题探究

涉及发票违法犯罪的立法缺憾问题,主要包括在不同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刑罚与行政处罚的衔接不当问题,在"非刑事法"中存在某些刑事责任条款的缺位问题,在刑法同一法条中存在不同处刑档的刑罚衔接不当问题,在刑法不同法条之间存在处罚规定不协调问题。作者对前述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且对完善立法提出了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