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社组织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     

农民合作组织与乡村公民社会转型

从语用学的角度看,农民合作组织的基本意蕴是双重的,即一方面是一种乡村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又是乡村市场体系或者私人领域。农民合作组织的这种双重性决定了其在当代的双重使命:既要表达农民的公共性诉求,又要实现乡村的市场化。在当前世界市场化和中国农村市场化的双重语境下,农民合作组织的兴起与发展预示着乡村公民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在这一转型中,合作组织涵盖了两种领域,因此成为乡村结构转型的典型性路径。     

农民的公民意识与中国乡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经济行为总是渗入在社会关系之中.一个社会中,以"人的结合而非资本结合"为内在规定性的合作经济发展与否,无疑与农民的公民意识状态有着极大关系.当前中国农民的主体意识,特别是他们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契约意识的孱弱,不仅使得农民处在"被组织化"或"被合作"境地,而且也使得合作经济在中国处于"发展难"和"难发展"的困境中.为此,需要调整思路,采取多种举措,着力培育公民意识与塑造公民文化,促使"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为合作经济的成长和发展创造"软环境"和"软实力",如深化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增强农民信任感;引导和鼓励农民参加有利于公民意识提高的社会实践;开展对农民的公民意识教育等.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实困境与对策思考——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量设立及良性发展,可以在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集聚和优化,加强小生产与大市场联接,提高农民经济效益、降低市场风险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现实却是: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之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诸多举措旨在重塑乡村社会转型期合作社发展所需的信任基础.     

社会变迁视野中的差序格局与农民合作

作为传统乡土中国主要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合作的差序性与特殊性.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得差序格局理性化,这扩大了农民合作的对象范围,却没有改变农民合作的"中国特色".随着市场经济的继续深化,差序格局将趋消解,中国农民合作的形态也应该从传统向现代转变.     

信任与秩序: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

信任和秩序的适应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传统社会,统治者依靠思想灌输,建立起与统治相适应的外控型秩序,促使人们对统治者产生超乎寻常的个人信任,普遍的人际信任则难以建立.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基于理性规则及普遍信任,产生民选政府并管理社会,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自控型秩序,这种秩序又反过来巩固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在转型过程中,社会自发产生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需要,统治者是否主动适应并改变外控模式,对社会平稳转型至关重要.     

农民流动、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革新

改革开放后,农民大规模的流动打破了传统农村的社会资本格局,并将乡族式社会资本带入城市,这种具有很强的自我封闭性、同质性、强联系性质的社会资本,本身内含的特殊信任与现代社会所需的合作信任、公民信任严重不符,导致城市不稳定因素增多。形成这种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在治理思路、治理法规、治理体制、治理方法上存在弊端。维护城市稳定,实现居民团结合作需要政府治理的革新,以为传统与现代社会资本的融合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社会变迁视野中的差序格局与农民合作

作为传统乡土中国主要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合作的差序性与特殊性。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得差序格局理性化,这扩大了农民合作的对象范围,却没有改变农民合作的“中国特色“。随着市场经济的继续深化,差序格局将趋消解,中国农民合作的形态也应该从传统向现代转变。     

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之社会、文化因素探源

从社会、文化方面探讨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背景是一种新的视角.国民革命中农民运动促使乡村建设者开始重视农民组织和农民自觉性的问题,这是引发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最重要社会因素;中国传统的乡村情结和西方实用主义理念是影响乡村建设思想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实用主义理念对乡村建设思想的勃兴起了催化作用,并且为乡村建设实践引入了具有现代化性质的科学指导方法;始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情结",让人们试图从乡村中找到民族复兴的契机和起点,这种思路有利于创造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现代化改造道路.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社会、文化因素探源可以对当代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资本扶贫逻辑

社会资本已成为农村扶贫的战略资源,而我国贫困农村却正处于传统社会资本流失、现代社会资本尚未建立的中间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利于修复与拓展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扩大农村贫民的人际信任半径,并强化公共治理的制度性和规范性,对农村现代社会资本转型具有推动作用.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资本扶贫功能,基层政府应当在其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滚动式发展等阶段提供扶持,规避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引导其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组织绩效和社会效益.     

乡村民主建设的文化探源与出路

中国乡村民主建设和农民的民主政治参与状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农民的民主政治行为尚未达到理性化的高度.从国外引进的"形式制度"与农民的"社会心理文化"还隔着一层皮.探求乡村民主建设的文化根源,是解决乡村民主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的重要依据.     

转型期乡村社会资本生态:动态发展中的共存与互动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转型"带来了"转型乡村社会"的情态。在此催酶诱化之下,乡村社会资本也就由"单质同一性"转向了"异质多元性"局面:既有传统社会资本,也有现代社会资本,更有处在亦新亦旧、新旧杂陈"中间状态"的社会资本。它们共同汇聚于乡村基层,使得社会资本生态呈现出"多元一体"关系中的动态发展。乡村社会资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表明,两者并非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同时也昭示出乡村社会应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建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狭窄选择。这就要求人们在对乡村问题(包括社会资本)考量时需要打破既成的"发展主义的思维范式"和"二元论"的思维取向,真正在破除"非此即彼"模式中去蠡测"转型乡村社会"的实在,惟有如此才能在理论和实践结合基础上把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道路展现出来并阐释清楚。     

中国农民经济德性的现代转型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已经证明,无论是"中国性"还是"农民性",都可以与"现代性"相契合。中国农民的现代转型,不能仅仅是生产生活的现代转型,还必须包括思想观念的现代转型,尤其是经济德性的现代转型。在漫长的自然经济时代,中国农民在乡土依恋中形成了重利求稳、勤劳节俭、信任互助、关爱家园等独特的传统经济德性。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洗礼下,中国农民在传统经济德性的基础上又新生了诸多现代的市场经济德性。传统经济德性源于乡土,现代经济德性源于市场。从未来发展看,中国农民一方面要完善现代市场所需的新兴经济德性,为实现农民的现代转型奠定必要的精神基础;另一方面要弘扬具有现代价值的传统经济德性,为促进世界的现代发展贡献中国农民的独特智慧。     

“乡土中国”及其终结:费孝通“乡土中国”理论再认识——兼谈整体社会形态视野下的新型城镇化

费孝通先生以"乡土中国"这一概念所描述的是包括"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政治—社会治理格局"和"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中国整体社会形态,而不是中国乡村社会形态。自晚清开始,随着中国被动地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相遇而被迫步履蹒跚地迈向现代世界,传统"乡土中国"不得不走向终结,由于这种终结是被迫发生的,因而是扭曲的、病态的。但费先生在揭示这种扭曲、病态的终结形式的同时,也构想描绘了传统"乡土中国"之另一种可能的良性终结形式,这种良性的终结方式实际上是我国整体社会形态之自觉的现代转型:既是农村的转型,也是城镇以及城乡关系的转型;既是经济的转型,同时也是政治—社会治理形态乃至社会心态的转型。对于今天正在实践进行中的"新型城镇化",也应该在整体社会形态之现代转型的视野下来认识;套用费先生以"乡土中国"来指称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方式,不妨称经上述转型而来的新社会形态为"城市(镇)中国"。     

农民市民化:传统超越与社会资本转型

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农民超越自身的传统性的过程。通过对定县(定州市)的再调查,我们发现,农民在接受现代市民素质、实现市民化的同时,自身的社会资本也在实现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向:农民的人际关系网络结构出现转变,自发性组织在增多,而且信任观也从传统的特殊主义信任开始走向现代市民性的普遍主义制度信任。在建构和完善促进农民市民化的制度体系时,这些都值得重视。     

"百姓"、"公民"语义的社会学分析

从"百姓"和"公民"这两个简单的日常生活用语出发,将其置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去思考语言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并试图通过这种社会学的分析,来论证为何应当摒弃"百姓"而代之以"公民"。     

理性化互惠：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乡土文化的契合点

组织是嵌入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的。作为外部导入的组织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乡土文化背景。寻找两者的契合点,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互惠与理性化是其基本特征。而在乡土文化中,某些传统的乡土习俗与自发性互助组织体现了良好的互惠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乡村社会呈现理性化发展趋势。理性化互惠可以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设置与乡村社会文化的契合点。今后的政策导向,是要为已有的互惠规范建立制度化基础;同时为理性化互惠拓展合作范围。     

市场经济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内在价值冲突及其化解路径--"社会资本"理论的合理性视野、效能及其实践启示

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结构的利益交往格局所塑造的是一种“市民社会”的私人生活空间,这种私人生活空间虽然是自主的,但在文化伦理与价值观上却是不自足的,它无法提供社会“公共价值”的产生空间,也不能培育出现代“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合作精神与“公共责任”感;与市场经济着意打破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的逻辑相反,公民社会的运作逻辑的精髓恰在于集体行动的达成,它拥有一种实质上是发端于市场活动内在要求的自律、自治、参与、合作、信任、奉献、责任精神等文化价值观念,并构成市场社会的“引致”性文化;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的是与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它提供了有效地化解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内在冲突的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充分尊重公民社会民众个人的基本权利。创造社会资本生成并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系统构建。     

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尤其是基层政府信任,历来是直接关乎民生、关乎社会和谐的重要砝码。本文利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和复旦大学“现代社会信任模式与机制研究”课题组的合作调查数据,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从信任观、威权观和法治意识三个方面考察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这三种观念对农民的政府信任都具有显著影响。具体的研究结论为：持有“家本位-特殊信任”取向而较少一般信任观的人具有较低的基层政府信任;作为中国农民心灵深处的威权依附文化,对维持和提升基层政府信任起着强力增进作用;随市场推进而逐步形成的农民法治意识已经实际影响着基层政府信任,它将成为国家建设、重塑政府信任必须认真考虑的文化因素。     

关于理性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

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由新教伦理等因素所带来的西方社会理性化特征,促使传统资本主义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从而使西方在近代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笔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系列历史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理性化固然是重要因素,但理性化之外的其他因素,特别是西方世界所开创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与非西方文明的交流等等,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