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的注脚——读《尼各马科伦理学》有感

《尼各马科伦理学》作为一部经典的伦理学著作,友爱观思想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友爱观是亚里士多德根据城邦的实际情况阐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对构建和谐城邦有重要作用。本文从友爱与爱,友爱与善意,友爱与友善的关系阐述中,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友爱观,认为德性友爱观是基于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原因以及实际行动而形成,与有用、快乐的友爱观进行区分,同时得出一定的启示,试图对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进行注脚。     

完满幸福与非完满幸福——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双重含义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等著作中,亚里士多德从外部条件、内在标准、幸福的双重含义、幸福与外在的善四个维度探讨其幸福观。其中,幸福的双重含义:完满幸福和非完满幸福是他重点阐明的对象。他把灵魂分解为理性灵魂和非理性灵魂,德性分化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基于此,推导出幸福可分为完满幸福和非完满幸福。假如从完满幸福和非完满幸福两个视角来考察,我们可以整体、逻辑、连贯地解读《尼各马可伦理学》,也可以消解"综合论"和"理智论"之间关于亚里士多德幸福内涵的理论分歧。     

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中的“善”与“德”——以《尼各马科伦理学》为例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与"善"、"德性"、"城邦生活"紧密联系;是一种合乎德性的善(好)的生存状态。他一方面强调作为优秀品质的德性对于幸福的前提性意义,另一方面更崇尚人的"德性的实践"作为幸福的有效途径。     

剖析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的新理路

亚里士多德没有完全接受前时代哲学家关于幸福的种种观点和看法,他创新性地研究了＂幸福的内涵＂、＂幸福的实现路径＂两个命题：幸福是至善、是完满的,并且是自足的,同时思辨是最大的幸福;幸福必须在灵魂的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中,在城邦中才能获得。通过对这两个命题的阐述,亚里士多德确立了自己的幸福观,实现了对前时代幸福观的继承和超越。     

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主义教育观

德性主义是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核心。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主义教育观以德性为中心，提出教育就是使人的自然德性达至完满德性的主要手段；完满德性的实现过程不仅仅是理性教育过程，也是情感教育过程；在教育过程中，家庭和城邦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主义教育观对于我们当前的教育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思想

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思想是理解现代社会团结的一个很好的参照点。他认为,友爱为一切人所需要,幸福的人也需要朋友。友爱有三种原因:善、有用和令人愉悦。友爱是相互的,友爱实现于友爱的活动中。在不同的政体中,友爱也不同。政治的友爱是对共同利益有共同认识,并采取共同行动以实现之。关心自己与关心他人并不矛盾,因为朋友是另一个自己,而且,关心自己与关心朋友都是要求生活服从理性的安排。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启示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的善就是幸福,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德性即中道,思辨活动是至上的幸福.他的幸福观启发我们在追求幸福时应当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个体幸福与集体幸福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的快乐观及其现代人生启示——重读《尼各马科伦理学》

《尼各马科伦理学》是西方伦理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伦理学著作,亚里士多德在此书中论述幸福的同时对快乐也进行了着重阐述。快乐内含于善中,它是幸福的应有之义,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真正的快乐是合乎德性的,是完整和完满的,思维的快乐是最纯洁的快乐;追求伦理德性,提高思辨能力,充分拥有外在善是获得快乐的重要条件。其快乐观对当今现实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参考意义。     

论完善的友爱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意义——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之友爱论为中心

与儒家强调仁爱不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更加重视友爱。友爱作为一种德性实际上是指完善的友爱,而非因有用或快乐而生的友爱。完善的友爱作为友爱的最高形式,不但有助于培养和完善个人的德性,而且对构建理想城邦具有范式作用。亚里斯多德之所以选择完善的友爱作为理想城邦的范式,是因为完善的友爱不仅涉及爱,还能体现公正,而公正的城邦是公民实现人生价值和幸福的必要条件。     

德性和幸福的伴随物:论亚里士多德的快乐观

快乐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快乐主义主张快乐是至善,反快乐主义者提出快乐是恶,折中主义者认为即使快乐不是恶,也不会是至善。亚里士多德深入地讨论了快乐,提出了"快乐是自然品质的现实活动"的快乐观。他以德性活动来观快乐,把快乐发展为德性现实活动的天生伴随物。以此为理论基石,从快乐与幸福,德性与幸福的关系上,就可以自然得出快乐也是幸福的伴随物的结论。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德福统一及其现代启示

对于道德与幸福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将德福完全统一起来,认为幸福至善,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康德认为德性的目的在于配享幸福,至善在于德福统一。两种德福统一存有较大区别,在统一路径上,亚里士多德从始至终将德性与幸福结合起来,达到德福统一,康德则是先将德性与幸福分离开来,然后引入三大公设,通过至善的方式将德福统一起来;在对幸福实现途径的思考上,源于经验层面的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是指日常生活中实现的幸福,而康德的幸福理论充满宗教色彩,致使今生实现难度加大。     

至善、至德与至福: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对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有争议。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德福一致"思想的鼻祖,他用中道原则调和古希腊学者的看法,创立了幸福主义伦理学体系和道德规范。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从目的论出发,认为幸福的基点是至善;另一方面,他从功能论出发,认为幸福的实现依靠至德活动,由此确定了幸福是一种为了其自身的完善与自足的现实活动。在这一幸福知识的建筑顶层,至善、至德与至福既是人的终极目的,对现实人活得好、做得好又具有异曲同工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的“快乐”思想——基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文本解读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阐发了丰富的"快乐"思想。针对当时人们对"快乐"问题的不同看法,他在批判前人快乐观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快乐观,辩证地分析了快乐与善、快乐与德性、快乐与幸福的关系,进而提出了快乐是某种意义上的善、快乐是德性品质的表征、快乐是幸福的题中应有之义等观点。厘清他的快乐思想,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对于建构当代人的快乐观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特征——基于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比较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德性伦理传统的代表,而亚里士多德作为伦理德性系统经典的阐释者,为当代的德性伦理学方案提供了可直接借用的资源。总结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特征,在于他力图在理性与经验、理性与欲望、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个体与整体之间寻求和保持平衡。与他的老师柏拉图相比,这种"中道"平衡的原理使其更能如实地理解人的德性实践,因而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运动中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及其德育启示

<正>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德性的观念中,德性始终跟幸福与至善是相追随的。人生的最终目的就是获得幸福——在人的一生中合乎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做合乎德性的行为,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不断的完善     

略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

幸福是古希腊伦理学的重要范畴。古希腊伦理学家尽管对幸福是什么有不同理解,但大都认定幸福是人生追求的目的,并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理性精神。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与以感官快乐或以德性自身为幸福的思想学说不同,主张快乐与德性相结合,并相应地强调公民个体幸福与城邦幸福的一致性,其思想学说具有综合、整合的性质,因而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对于亚里士多德以及古希腊幸福论思想的历史考察是研究幸福问题的重要视域,对于建构当代幸福观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善治视域下幸福国家的构建

正"幸福"一词在《辞海》中解释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幸福是名词,也是形容词,是指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向往的人生终极目标。幸福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亚里士多德指出,政治伦理学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指导人们达到幸福的境界。在他看来,"幸福是     

孔子德性幸福观的缺失

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是对宗法制的继承和发展.建立"大同"社会是孔子的理想,他的言行目的只指向这一目标,加上春秋时家庭关系的演变,儒家对个体家庭并不看重.孔子的幸福观可以分为纯粹德幸福、抽象德性幸福和现实德性幸福三种.但这种德性幸福感是针对理想而言的,它连最起码的亲情都不看重,不足以用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成熟形态的德性正义论——亚里士多德论公正及其对柏拉图的继承与超越

关于公正,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坚持了古希腊的德性认识传统,认为公正是一种德性,并意识到公正与其他德性的不同,但同时又比柏拉图更进一步,不仅把公正看成一种整体德性,而且强调了其个体间性。在具体的使用语境中,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含义有饱满与不饱满之别。公正的人、公正的德性、公正的行为、公正的事中的"公正"二字所表达的意义是不同的,其中"公正的人"中的"公正"所表达的公正含义最为饱满,其余的公正只包含了公正的部分含义。从整体上看,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是成熟形态的德性正义论。     

论孔子德性幸福的三种形态

"孔颜之乐"是儒家幸福的典范,但却不是孔子德性幸福的唯一形式.孔子的德性幸福观涵盖纯粹德性幸福、抽象德性幸福、现实德性幸福三种形态,始终坚持了德性至上的原则,纯粹德性幸福摒弃功利幸福,抽象德性幸福超越功利幸福,现实德性幸福把功利幸福作为德性完善的副产品.三种形态德性幸福的统一体就是孔子完整形态的德性幸福,既有作为理想追求的幸福境界,也有现实可及的幸福生活,从而奠定了儒家德性幸福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