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藏传佛教寺院考述

西域藏传佛教传播的真实情景,随着国内外学人的努力正在逐渐呈现.历史上,藏传佛教寺院在伊犁地区曾一度兴盛.17～18世纪中叶,该地建有藏传佛教寺院17座;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建有13座.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功能及其改造

（一）藏传佛教的寺院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8世纪中叶,赞普赤松德赞为进一步发展佛教教法,在西藏山南扎囊县境建立了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并聘请印度和藏族僧侣13人为教师,招收学僧25人,学习藏文及佛教教法,这就是藏族历史上最早的寺院教育。此后,随着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发展到了全民信教的程度,随之大大小小的寺院星罗棋布,遍立整个藏族地区。据乾隆二年（1737年）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申报理藩院的数字：达赖所属寺院3150座,僧侣302560人;班禅所属寺院327座,僧侣13670人。①如果把格鲁派以外的各教派所属寺院和僧侣…     

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时空分布变化及现状空间格局特征分析

安多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是藏传佛教寺院空间格局形成的必要前提,而西藏文明东向发展与中原文明走向一体,藏传佛教“主向北上”“逐步东渐”和历史时期中央政权扶植政策渐趋强化,及西藏地方和安多地区政教合一等复杂社会历史影响,是这种历史演变和现状格局形成的主导性因素,显示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大势。文章结合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时空数据库数据及相关历史文献资料,认为寺院总体分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和相对聚集性特点,东部形成一个极高密度区和一个高密度区,寺院之间空间冷热点区域差异比较明显,东西梯度式变化。格鲁派寺院分布范围最广,宁玛派寺院形成青海—甘肃、青海—四川两条分布带,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和苯教寺院多分布于四川、青海、甘肃三省交界带。从历史来看,宋代佛教本土化形成,元朝快速“北传东渐”,明代格鲁派“脱颖而出”,清代格鲁派形成格局性覆盖。     

试论15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以寺院为中心

15—18世纪是格鲁派在康区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本文以寺院为中心,阐述了这一时期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认为,15—17世纪中期之间,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并不顺利,这一时期其只是在昌都、理塘等地建立了少数传法据点。而17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康区政教格局的演变,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得到了飞速发展,其通过巩固原有、改宗以及新建等主要途径,使得格鲁派寺院扩展到了康区绝大部分重要地区,直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布局已经大体定型。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势力的支持与否决定了格鲁派在康区势力扩展的最终结果。     

甘丹赤巴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藏传佛教格鲁派第一座寺院甘丹寺的法台即甘丹赤巴在格鲁派中享有极高地位,其选任制度有别于其他寺院寺主的传承方式,重学识而不重出身,通过严格选拔方可担任。作为宗喀巴法位继承者的历任甘丹赤巴,在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创建教派、建寺弘法、著书立说、培养人才等方面。     

旅游业与塔尔寺藏传佛教文化保护传承问题之思考

塔尔寺藏传佛教文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享誉海内外,成为藏传佛教文化的旅游文化品牌.但近年来藏传佛教旅游的持续过热,对塔尔寺的藏传佛教文化传承和文物保护工作等方面带来的种种影响,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之外,塔尔寺是举世闻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开放、最早实行”以寺养寺”试点和旅游开发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尤其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实践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社会问题,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在整个藏传佛教旅游业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典型意义.     

雍和宫祈愿大法会音乐特点与文化融汇性

祈愿大法会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一年一度僧俗共同参与完成的重要佛事活动。自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之后,就在乾隆皇帝与三世章嘉活佛的推动与支持下,于1746年沿袭拉萨大昭寺,开创了庄重而神秘的祈愿大法会及其音乐,该法会一直传播至今。本文以藏传佛教祈愿大法会历史渊源为切入点,对雍和宫祈愿大法会的历史、传承、发展、法会音乐特征进行阐释,从而进一步论证其文化融汇性。     

拉萨三大寺的学制

格鲁派之所以能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异军突起,与其完善的寺院制度和健全的僧侣组织密不可分.而拉萨三大寺又为格鲁派寺院的最高学府和学院制度的典范.深入细致地叙述寺中知识分子也即僧侣组织中的脊柱--"贝恰哇"的修学制度和管理体制,旨在反映格鲁派宗主寺在培养和管理宗教人才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和产生的深远影响.     

试述卓尼禅定寺与拉卜楞寺的宗教文化关系

18世纪初,安多地区藏传佛教主要寺院禅定寺和拉卜楞寺之间缔结宗教文化关系,是藏族历史和宗教史上的重大事件,这种关系的缔结,对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的广泛传播,藏族传统文化的不断发展及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文章以历代卓尼土司和嘉木样活佛的宗教文化联系作为切入点,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禅定寺与拉卜楞寺的宗教文化关系,同时也概括了清代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安多地区传播的特点.     

寺院——历史上藏族文化的中心

藏族地区的寺院文化,是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佛教影响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当15世纪初宗喀巴创立的俗称黄教的格鲁派继藏传佛教各派之后而勃然兴起时,其他教派的寺院、教徒就大都先后归顺于黄教。黄教由于得到当时中央政府和藏区各地封建主的支持,受益于政教合一制度,从而在藏区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加强与巩固。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寺院文     

探索藏传佛教寺院管理的新模式--从萨迦"模式"看寺院管理向民主化的过渡

本文以西藏萨迦寺为例,就政教合一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所包含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入寺管理、学经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寺院管理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通过对两种制度下的萨迦寺寺院管理模式的比较研究,本文总结出了"萨迦模式"的寺院管理特点,为新时期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工作和藏传佛教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实践和理论的参考依据.     

藏传佛教寺院与地方社会互动的个案研究——《贡本贡本措周——塔尔寺与塔尔寺六族供施关系演变研究》评介

历史上安多藏区寺院林立,现存藏传佛教寺院以清代寺院为主,有格鲁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和觉囊派等.寺院类型也较为复杂,有一般性寺院,也有形成区域性政教合一统治的寺院.形成过区域性政教合一统治的藏传佛教寺院与地方信众通常结成牢固的供施关系,在“供”与“施”的交换模式中将社会生活编制在一张无形的权力文化网络中,对所在地区的宗教、文化、政治、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     

近70年西藏艺术研究的进展

文章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从研究对象至研究主体两方面对近70年的西藏艺术研究加以讨论:从研究对象看,重点关注对青藏高原史前文明的源流探索、不同区域岩画的考察、吐蕃时期汉藏边界佛教图像的研究、重点寺院的个案分析;西藏西部11世纪至15世纪佛教石窟与寺院的考古学调查,佛教图像的辨识与义理的解读,绘画风格的溯源;藏传佛教艺术在中国内地传播的研究,特别是丝绸之路与河西走廊辽宋西夏、吐蕃艺术关系的考察等方面。从研究主体看,藏汉研究队伍的成长,学术研究的深入,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把握,最重要的是方法论的演进与理论体系的建立,是西藏艺术研究在90年代以后最大的进展。     

青海夏琼寺与却藏寺关系探微

夏琼寺和却藏寺是青海著名的两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根据两寺僧人的口传和一些文献记载以及塔尔寺的唐卡等其他资料,两寺的创建者同属却藏活佛转世系统.两寺因同一寺主,宗教关系密切.同时,按照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理论,却藏活佛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老师,加之其他原因,在藏区乃至广大蒙古族地区颇有影响.     

规则的发生及其背后的成因——以17世纪格鲁派寺院寺规为例

格鲁派寺院的寺规是规范僧人行为的准则。在寺规中对俗人出家入寺成为僧人方面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其中对部分人群进行了出家入寺的限制。这样的限制与佛教本身的教义似乎“矛盾”。究其原因,与佛教戒律及藏族的“洁净”观念相关,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受到了寺院所依附的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寺规中对俗人出家入寺的限制性规定,有助于我们理解17世纪的藏传佛教寺院及其所处的时代;同时对寺规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规则的制定与其背后所回应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     

从文献看元大都的皇家藏传佛教寺院及其艺术活动

为了有效的管理西藏和其他藏区,元朝中央政府积极扶持藏传佛教,在首都大都修建了众多皇家藏传佛教寺院,并组织创作了一大批藏传佛教艺术.这些艺术机构、活动和艺术品对元明清宫廷和西藏及其他藏区的藏传佛教艺术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文献记载入手,对大都主要的藏传佛教寺院、机构及其艺术创作进行一次概要性的梳理.     

论藏传佛教主属寺系统及其形成原因——以青海格鲁派寺院为例

文章以青海省境内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为例,对藏传佛教主寺和属寺的传统称谓、主属寺关系中的几组模式、主属寺系统形成的内在原因等,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认为"教"和"人"的因素是其内在的原因或动力,这种内在因素与包括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结合在一起,成为格鲁派主属寺关系在青海境内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原因。     

藏传佛教寺院治理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一个国家或民族传统文化仍然不失为国家或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内容,藏传佛教是藏族文化的主体和核心,藏传佛教所特有的文化属性无疑影响着藏传佛教寺院治理.从藏传佛教寺院治理制度演进轨迹来看,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环境、组织、形式和内容.但在当下藏传佛教寺院治理中恰恰忽略了藏传佛教及寺院所具有的文化特点和属性,更多关注社会层面的问题.因此,建立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藏传佛教事务社会治理体系,须从藏传佛教及寺院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特点,审视藏传佛教事务社会治理,构建起与当下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机制.     

神秘的甘南郎木寺

建筑作为人类室内活动的主要场所,其不仅是一种社会物质产品,同时是具有审美功能的艺术品.人类在建筑艺术创作中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美学思想,并要求以各种建筑艺术语言表达其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物质文化的风貌.宗教作为“文化的基本质量”,在藏传佛教的宗教建筑上具有强烈的表现.藏传佛教的建筑是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民族精神的物化体现,是社会历史的“活化石”.藏传佛教是藏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从内部的佛台到外部的经幡,从火塘边的座位到喇嘛的住床,都打着藏传佛教的印记.藏传佛教的艺术境界,让古今中外的人都为之赞叹,这与藏传佛教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本文主要从藏传佛教主要的精神实质出发,以素有“东方小瑞士”之称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大的寺院郎木寺的藏传佛教建筑为例,探讨藏传佛教传统建筑的艺术特点.     

内蒙古藏传佛寺壁画与唐卡中的地域特色

本文以元代遗存的一幅唐卡为引入点,阐述藏传佛教绘画融入的蒙古元素。明末格鲁派再次传入漠南蒙古土默特部地区,在内蒙古掀起了建寺高潮,清代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内蒙古的发展达到鼎盛。从内蒙古地区遗存的明清壁画、唐卡中可以看到逐步融入佛寺绘画的内蒙古地域特色。文章列举了内蒙古佛寺壁画中的蒙古元素,以及在佛寺发现的有蒙文题记的唐卡和博物馆收藏的多幅反映蒙古族民俗风情、偶像崇拜的唐卡,以此证实,这些画作为蒙古族在吸收藏文化中出现的本民族绘画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