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以来国内先秦儒家消费思想研究综述简

中国古代的消费思想是极其丰富的,特别是先秦儒家消费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消费思想的主题,近来关于这些方面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所限,本综述只能从先秦儒家消费思想基本内容、先秦儒家消费思想与诸子消费思想比较、儒家消费思想的评价及对当前社会的意义、消费伦理思想等几个方面,对近三十年来的研究概况、主要线索和重要成果,择其要者,作简单介绍,供研究者参考。     

荀子的礼法思想及其社会意义

荀子批判地继承了先秦儒家关于礼的思想,把礼和法协调统一起来,构建了以“隆礼重法”为核心的礼法思想体系。“性恶论”是其礼法思想的人性论根据,“礼义之化”是形成礼法思想的渊源,“法者,治之端”是其法治思想的法家倾向。深入分析荀子礼法思想的社会意义,这对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     

先秦儒家"圣""君"立法思想及其法伦理意蕴

在先秦儒家看来,只有先王与君主才拥有立法权.在理想层面上体现为"先王以明罚敕法",在现实层面上体现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矫正层面上体现为"暴君放伐".先秦儒家认为,只有先王与君主所创制的礼法才是良法,而暴君所创制的礼法则是恶法.因此,从法律伦理角度看,所谓"圣王立法"、"法自君出"和"暴君放伐"思想,不仅彰显了先秦儒家立法主体的伦理品格,而且包含有"恶法非法"的良法论思想.     

从出土文献看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的连贯性——郭店与上博儒家文献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郭店和上博的出土竹简为重新审视中国思想文化史提供了崭新的文献依据,但迄今为止,利用郭店和上博儒家文献的研究尚多局限于先秦。以往学界流行的看法多认为宋明理学诸多观念是佛教影响的产物,对于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之间的一脉相承多有忽略,甚至认为宋明理学偏离了先秦儒学的精神。对此,文章运用郭店和上博的有关儒家文献,将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学关联起来考察,具体论证了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在"性"、"情"和"无"这三个重要哲学观念上的连续与一贯,揭示了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之间的内在连贯性,既扩展了郭店和上博儒家文献的应用范围,也对以往过于重视宋明理学中的佛教因素而忽视其中先秦儒学固有内容的倾向有所补充和修正。     

孔子的法律思想与周礼

先秦儒家的礼学即其法律思想,舍礼学则无其法律思想,而儒家的礼学是在西周礼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我们研究先秦法律思想不能不对周礼的实际状况和儒家礼学与周礼的继承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然而在以前的研究中,多据儒家的礼论推断周礼,因而对上述问     

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政治性维度的凸显

君子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对儒家君子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君子最早是指“有身份地位之人”;春秋末期,孔子为其注入了道德性的内涵;战国中期,孟子拓展深化了孔子君子思想的道德性维度;战国末期,荀子在发展孔孟君子思想的道德性内涵的同时,更着力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维度。如果说孔孟主要彰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道德性之维的话,那么,荀子则主要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之维,他在推崇德政君子的同时,强调礼法君子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道德性维度的重视以及对政治性维度的凸显,对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追求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今人的修身养德、建功立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试论先秦时期有关环境资源的节约思想

先秦时期有关环境资源的节约思想分为五个系列:道家的节用寡欲思想;儒家的节用伦理思想;墨家的节用贵俭思想;法家的节用能动思想;<周易>的节用简易思想.先秦产生这些思想有七个原因:治理国家;对付灾害;引导社会风气;恪守天道;资源逐渐减少;效法先贤;对环境资源的理性认识.先秦节约环境资源采取了三个举措:"网开三面";适时封山禁湖;统筹兼顾.先秦时期的环境资源与节约思想构成了当时的思想潮流,我们不仅要从新角度加以研究,还有必要发掘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班固“天人合一”的法制观及渊源——兼与姜晓敏同志商榷

“天人合一”法制观是班固的法制思想的核心。班固认为:圣人怀明哲之性,与自然的意志相通,根据人的性情和自然意志设立了礼制和法制,因此礼法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法律的作用在于顺天地、卫王道、禁暴恶、惠百姓和辅助德教。班固的法制思想有其时代基础,更渊源于先秦儒家特别是荀况和西汉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皋陶谟》论礼

《皋陶谟》是《尚书·虞书》中备述礼治思想的篇章。皋陶是尧舜时代的"大法官",他提出的礼治思想被传统儒家视为万世宪章。《皋陶谟》的历史地位曾经因为疑古思潮的影响而备受忽视。但是按照传统儒家的理路,就《皋陶谟》的历史意义而言,该篇虽然没有对礼法作出具体的规定,但它对于天人上下与典礼服刑的阐释,对后世礼法传统具有典范意义。皋陶公私统一的礼法思想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礼法传统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大法官,皋陶对中道德行的强调说明,与我们今天提倡的法治与传统儒家的德治在根本精神上可以相得益彰。     

先秦儒家法的内涵、性质及其伦理精神

先秦儒家法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法的理论源头与文化基因.在理论内涵上,先秦儒家法是"礼"与"刑"的统一体;在性质定位上,先秦儒家法是一种"伦理法";在伦理价值上,宗法伦理是先秦儒家法的伦理精神.深入理解先秦儒家法思想的理论内涵、性质定位及其所蕴含的法伦理精神,无疑是我们把握秦汉以后儒家法思想和法律制度体系的关键,同时也是构建现代法律伦理学体系的重要资源.     

略论先秦儒家消费思想

在中国先秦时期的经济思想演变过程中,儒家消费思想独树一帜,后经孟子、荀子、曾子等人的补充和发展,从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先秦消费经济思想体系,并在中国经济思想长河中占据重要地位。先秦儒家消费思想的主张可归纳为：1.黜奢崇俭;2.等级消费;3.礼仪和宗教消费等。先秦消费思想的演变是以其深层次理论和逻辑底蕴为背景的,包括：生产决定消费论、欲望论、义利论等理论和思想。先秦儒家消费思想在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既有积极作用,也产生过负面影响。从现在市场经济观点来看,先秦儒家消费思想既有指导人们正确处理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积极一面,也有限制消费从而扼杀经济增长的消极一面。其中,等级消费及礼仪性消费思想中的不合理部分应予扬弃。     

论荀子思想中的礼、法、刑

荀子是战国末期的伟大思想家,也是先秦诸子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发挥了孔子思想,就其思想体系讲,不是法家,而是儒家.他的思想体系中各类学科思想都很丰富,尤其着重从论“礼”出发,阐述法律理论、法律制度,以及国家制度,更具有前人所不及的精到见解.他的隆礼重法的礼法观,对中国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封建法制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荀     

新材料与新视角的结合--《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述评

二十世纪以来,先秦学术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也为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毋庸讳言,有关先秦的许多命题仍然悬而未决。不久前出版的俞志慧教授所著《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九辑,2005年3月)一书,在充分吸收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深入地梳理先秦文献和出土资料,借助对先秦思想背景的准确把握,对历来争议的诸多儒学关键命题作了极富创意的探讨。一般而言,学术研究要有大的突破和创新,大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二是新视角和新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前者…     

礼法、刑法与道法:先秦法思想的三条路径

先秦法思想有礼法、刑法与道法三条发展路径.礼法思想是中国古代法思想的起源,基于自然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宗法伦理是其核心要义.刑法思想是在解决战乱的社会需要中,以内刑外兵发展起来的以法治国的法治理论.道法思想是哲学意义上的法律发生学,道生法,以王霸杂之为社会治理的内容.先秦法思想演变的不同路径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必然性.     

《要》与先秦儒家易学的理论架构

对帛书《要》的深入分析表明,孔子对先秦儒家易学进行了分类概括,并宣示了他的易学理论架构:"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和"观其德义"。这个理论架构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指明了先秦儒家易学的理论建构方向。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易学学者,在易学研究上展开了两个向度:对《周易》文本的义理阐发和对《周易》文本的象数重构。在这两个向度上对于易学传统的借鉴和突破,对于孔子易学理想的落实与增进,都显示了儒学和易学在融合互动、共同生长的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思想张力与理论创新。     

儒家子思学派的性情论与法思想

在儒家"道统"传承中,子思承其祖说,学于曾参,传之孟轲,上承中庸之道,下启心性之论,被誉为"述圣"。结合传世文献与郭店儒简所涉"子思学派"思想,可见其传扬儒门宗旨,亦长于任法论说,则为先秦由儒入法、礼法演进之关键。子思学派视"好利恶害"之人性为社会规范乃至治道体系的基础,由此牵引出战国政法论说的基本范式。以性情论为中心,子思学派的治道理想游移于传统人文与现实功利之间,富有统合各种社会规范的意味,既阐弘儒家重德之旨,又重倡"任法以治"及赏刑爵禄之策。子思学派于性情之审思、仁利之辨正、礼法之取舍、刑赏之兼顾均富有新见,对战国法家思想颇有启示而不乏暗合,其中蕴含先秦儒法两家的融通一面,预示后世儒法合流的思想路径。     

友道精神的确立——先秦儒家友道之成因分析

先秦儒家建构的具有浓厚道义色彩,同时兼具平等、友爱精神的友道体系奠定了中国传统友道的基本精神.然而先秦儒家的友道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先秦儒家在顺应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环境变迁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内圣外王”之道对西周的友道进行改造而形成的.     

友道精神的确立——先秦儒家友道之成因分析

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先秦儒家建构的具有浓厚道义色彩,同时兼具平等、友爱精神的友道体系奠定了中国传统友道的基本精神,提出的规范要求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华儿女的朋友交往.然而,先秦儒家的友道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先秦儒家在顺应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环境变迁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内圣外王”之道,对西周奉行的友道进行改造而形成的.     

先秦儒家军事思想及与兵家之比较

本文着重阐述儒家军事思想的具体内容,并针对儒家军事思想与兵家的差异,以《孙子》为例对二者进行比较。文章认为先秦儒家军事思想具有非战的立场、民本的主张、礼乐的精神和完备的制度,与先秦兵家相比二者既有许多不同之处,也有相似相近的地方,其结果一方面造成了春秋战国乱世中兵家实用主义的兴盛,也孕育了秦汉魏晋兵儒合流以后中国独特的军事文化与思想。     

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

在两宋士大夫中,司马光的民族观最具积极意义,他汲取了自先秦儒家到同时代欧阳修等人民族观中的有益成份,加以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为:提出了民族平等观,将“四夷一家”的思想发展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人性、人格上的平等;倡扬了民族和睦观,延伸先秦儒家的“德化”思想,将中原与边疆一体的思想发展成为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和睦共处的观点;丰富了民族诚信观,认为在处理好民族关系时,一定要讲究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