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居民休闲时间分配差异的三维考量

文章通过2008年全国第一次时间利用调查资料,从休闲的平均时间、参与率和参与者的平均时间三个维度,对城乡居民使用媒体、健身锻炼、业余爱好、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时间分配进行详细比较,指出其存在的差异,分析显著差异产生的可能原因,最后探讨城乡文体休闲设施分配失衡、群体性休闲活动缺失和网络资源利用中的信息分化三个突出问题：     

北京和东京居民的时间分配比较研究

本文以时间作为测量人类生活的计量单位，运用北京和东京两市居民的生活时间分配调查资料，对北京和东京两市居民的生活时间分配以及变动趋势进行了比较研究，反映了两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的差异及其变化，探讨了形成这些差异和变化的主要原因。     

基于劳动时间分配视角的农户外出务工问题研究

本研究基于劳动时间分配视角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展开分析,首先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分配现状进行描述分析,然后分别对劳动力是否外出务工和外出务工时间决策行为进行了探讨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决策受其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人力资本等)、家庭特征(如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等因素影响;其次,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表现出明显的地区、职业类型以及行业差异。     

城市居民休闲需求的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基于成都市周边农家乐游客的调查

以成都市周边农家乐游客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从人口学特征、休闲动机、休闲时间和消费意愿等方面对城市居民休闲需求现状进行了分析。得出主要结论: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等人口学特征对农家乐休闲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据此探讨并提出农家乐休闲产品开发的对策与建议。     

湖北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问题与建议

以通知形式出台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因本身存有瑕疵，执行不到位，缺乏宣传，以至保障标准形同虚设，没有实现现行制度设定的应保尽保。在逐步实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的基础上，应以是否拥有生产资料和居住地为准，分类依法给付，科学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对象、标准和补助水平，并从致贫原因入手完善相关制度，从根本上缓解或者解决居民的贫困状态。建立行政协作机制，增加行政给付的效益，降低行政成本。     

浅析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创新与发展

本文重点阐述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与创新,总结该制度的产生过程、取得的成就和先进的经验,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进而探讨如何创新该制度的工作方式和实施手段,从而解决低收入人群的福利问题。     

数字之利与数字之弊：短视频对农村居民的影响

以理性成瘾理论为根基,基于全国五省市农村地区的一手调研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了短视频对农村居民时间分配和身体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短视频是一把“双刃剑”,短视频通过为农村居民提供有益信息促进了其非农劳动时间的增加,带来了数字红利;同时,短视频长时间的静态使用行为增加了农村居民患超重、肥胖的风险,危害其身体健康。短视频的“红利”作用仅体现在日均用时0.5小时以内的群体中,而对沉迷于短视频的农村居民来说,短视频带来了对身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尤其对日均用时多于2小时农村居民的生产劳动(农业、非农劳动时间)和身体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双重危害,且短视频对年轻女性居民的健康尤为不利。应高度警惕短视频的危害,避免其发展成为“数字鸦片”,可探索按照短视频内容进行分类、分级限制管理,以保留其优势、规避其危害。     

社会空间特性对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长沙市为例

通过对长沙市五类社区的调查,运用对应分析法分析五类社会空间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认为社区类型与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总体上比较高,但弱势心理降低了中高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但也明显高于低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的措施,一是应加大对贫困群体的支持力度,提高低档社会空间的档次;二是应大力推进城市社会建设,促进社会空间融合;三是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消解中高档社区居民普遍的弱势心态。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对消费的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运用2005—2011年广东城乡居民不同收入分组的收入和消费数据,研究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阶层结构和平均消费倾向。研究发现:第一,近年来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变化,高收入户收入比重略有下降,但是整体稳定;第二,随着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总消费水平越来越取决于平均消费倾向最低的高收入户(城镇为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第三,决定收入分配调节对总体平均消费倾向影响的因素,不是各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而是各阶层收入效应下的平均消费倾向,只要收入效应下的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等级上升而递减,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分配地位,就会提高总体平均消费倾向;第四,城镇居民中等收入户的消费倾向是最强烈的,因此提高这部分人群的收入,对总体平均消费倾向提升作用明显;最后,本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深入调整收入分配制度。     

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物质流计算的尝试——以成都为例

根据物质流计算的一些成熟思想和方法,创造性地对某一具体城市(成都)的居民生活物质流消费状况进行了计算,并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分析,得出城市居民物质流消费量很大的结论,并为城市循环经济政策制定与城市管理提供了新的定量分析方法。     

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足迹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运用生态足迹理论,采用相关经济数据,计算和分析了1990—2010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过程,测算出相关因素对人均生态足迹变动的贡献份额。计算结果表明:1990—2010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呈持续上升趋势,人均生态足迹由1990年的0.713 3hm2增至2010年的1.369 9hm2,不同土地类型的人均生态足迹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趋势具有不一致性。但自2007年以来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速有所减缓,这与居民生态消费模式密不可分。总体而言,技术进步一直是人均生态足迹下降的因素,经济增长、工业化是促使人均生态足迹提高的因素,且工业化水平对人均生态足迹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为缓解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促进"两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应大力推行生态消费模式,以生态消费为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     

论马克思理论中的自由时间与休闲——劳动理论研究的另一维度

结合马克思理论中有关自由时间与休闲的论述,从新的维度对劳动理论作了探讨。认为作为马克思劳动理论创新点之一的自由时间,为休闲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休闲是个体性与社会性、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自由时间异化、劳动异化和休闲异化具有历史同一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休闲理论的价值取向,因此,合理利用自由时间,是马克思休闲理论的题中之义。     

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分析——基于江苏省、广东省的对比

为了解释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0多年在全国22个省中排名第一的原因，根据1997—2006年的统计数据，选取具有可比性的江苏省和广东省，对三省相关指标做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总量比较突出，增长速度快中有稳，结构比较合理，在传统指标项稳定增长的同时，新的增长点实现了快速发展。     

我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际测度

基于对生活质量概念的理解,结合城市居民生活的特征,遴选64个评价指标构成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理论评价体系,运用隶属度分析、相关分析和鉴别力分析等方法对理论遴选的评价指标进行实证筛选,构建了由评价目标、评价因素和评价指标三个层面共30个指标组成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体系,并运用该评价体系对我国31个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行了实际测度.信度和效度检验表明,该研究构建的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体系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意识调查与分析——基于河南省的实证分析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和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相关,而和城市居民相比,由于各种原因农村居民的食品安全意识令人堪忧。因此,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河南省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的态度、行为和认知水平进行了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     

基于ELES模型的湖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评估

作为社会稳定的“最后一张安全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保障城市贫困群体基本生活、刺激消费以及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的缺失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现行低保制度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低保标准过低。首先比较了湖北省与其他省份的城市低保标准,其次借助ELES模型测算和分析湖北省低保标准理论值并与现行低保标准进行比较,得出现行低保标准整体水平较低,且明显低于模型测算值的结论。最后,从政府责任角度提出了完善低保制度的政策建议,即转变救助理念、制定科学合理的低保标准、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对城市低保制度的管理等。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关系的再检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拓展的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理论,运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31个省份1997—2008年的面板数据,按照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实证分析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各自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改变,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日益显著,与家庭经营性收入一并成为农村居民消费的双动力,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虽然有限,但却具有乘数效应;不同地区的收入结构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了在不同地区促进农村消费的政策建议。     

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陕西省513位农村居民的调查

利用陕西省513位农村居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模型,从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8个方面,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同时,基于地区、收入、受教育程度分组情况,重点考察了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发现：1)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最弱;2)农村基础教育对低收入、低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医疗卫生对关中和陕北地区农村居民、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村居民、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表现出较高的正向影响力,农村社会保障对所有分样本(除陕北地区外)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均较大。进而,从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满足农村居民公共服务需求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     

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调查分析 ——基于西部地区的典型调查

本文阐述了西部农村地区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的总体情况;并根据西部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情况的调查问卷,分析了西部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及参与社会保障的具体情况,研究其在社会保障和消费方面存在的问题.结果表明西部农村居民对其社保制度不理解且认为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合理,其并未因现行的社保制度对未来产生良好的心理预期;最后提出有效提高西部农村地区消费水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