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嫉贤妒能

论嫉贤妒能郭晓君（一）中华民族是一个文明古国，自古就有爱才、举才、荐才、用才、护才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也存在着愚蠢、卑鄙的嫉贤妒能现象。人才的成长，几乎无一不伴随着奸佞小人的陷害和攻击，正所谓“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隋炀帝的暴政是其对儒家思想的彻底背叛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上古时代优秀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晶，是中国封建制度形成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科学总结。这种思想形成之后，通过长期争鸣，终于被历史选择为中国封建主阶级的“治国之本”。西汉时期的封建统治者，以尊儒“为天下先”①；盛唐时代的封建统治者，以重德为“治国之本”。封建主阶级的英明君主唐太宗，曾深有感触地说：“联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有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②。隋朝的封建统治者，也一度将儒学当作其“为国之本”。隋文帝开皇初，著名儒学家牛弘上书：“有国有家者，曷尝…     

隋炀帝与天台宗

隋炀帝杨广,文帝次子,夺储为太子,继而为帝,死后谥曰“炀”,史称隋炀帝。其与天台宗之关系,主要发生在他身为晋王驻节扬州之时,主要交接人物为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岂页);从开皇十年(590)十一月受命扬州总管,“镇江都”,迄于开皇十七年十一月,智(岂页)行化于西门石城(今浙江新昌),前后六年,仅据《全隋文》载,杨广予智(岂页)书即达35首,是可谓交接频繁。智(岂页)早年游学,至陈后主太建七年(575)入天台山结庵聚徒,弘扬本宗,则天台宗在不到半个世纪间即告形成。入隋以后,天台宗因缘时会进入了它的重要发展期。然而,南北有隔,天台宗在照应新朝宗教政策以求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与杨广的关系至为重要;双方由此而建立的联系,既为天台宗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护,亦为新政权构建多元意识形态以为巩固政权服务,提供了更趋广大的社会基础,是乃封建时代政与教有相须之求而有相资之行;作为联络天台宗的主要人物,杨广缘此特有的文化构成之原因,并因其欲求政治统一后的文化统一之目标的确定,而与天台宗智(岂页)的交往亦体现了宗教文化的内容,是乃政与教的交往亦蕴含文化的内容。下面试述论之。     

隋炀帝出巡考辨

隋炀帝即位以后，几乎每年出巡或亲临征伐。而每次出巡的时间都比较长。根据《隋书》、《北史》记载，笔者给他算了一笔细帐，综述如下：一、三次北巡第一次北巡：大业三年三月辛亥（二日），炀帝由东京洛阳还京师（长安），四月庚辰（二日），下诏北巡。丙申（十八日），从长安出发。已亥（二十一日），经赤岸泽（今陕西省大荔县西南）。祭故太师李穆塞。五月丁己（九日），突厥启民可汗遣子拓特勤来朝。戊午（十日），诏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平并州，以通驰道。辛未（二十三日），启民可汗遣便请自入塞迎驾，杨帝不许。六月辛已（…     

隋炀帝重视天台宗的实质

隋炀帝受命扬州总管后与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交往密切,执弟子之礼。隋炀帝之所以重视天台宗的实质,这是因为:首先,佛教是隋初有力的思想统治武器;其次,智■的归附可以帮助杨广夺得太子宝座;再次,北方佛教劳民伤财,不利于隋初的统治;最后,天台宗的圆融调和色彩有利于统一南北思想。     

隋炀帝与茅山宗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说：“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不能无所干涉。山中国古代政教关系有其特殊性,然而无论其特殊,就政治方面而言,则“统治者必须是争取政治支持的人,这是他与被统治者在社会意义上的根本区别”②;而宗教界的领袖及其相应的文化精英,“对于致力于使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及其象征保持一致性的执政精英来说,他们是重要的潜在盟友”③,由此,中国古代之政教“不能无所干涉”而必有其相须相资之关系史。隋炀帝杨广与道教茅山宗的关系,首先而且最终都是政治的,相互权力的让渡亦是以封建政治的纽结…     

评隋炀帝的历史功绩

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史学界长期以来却对隋炀帝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他“是一个百折不扣的暴君”,在他身上除去残暴、昏庸、奢侈再看不到一点好处;他的活动除去对外战争、大兴土木、四出游幸再无别的可称;他对于历史的发展只有阻碍、反动,毫无促进作用。笔者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隋炀帝确实存在着残暴的一面,对此     

隋炀帝诗歌创作三论

隋炀帝的诗歌创作虽然数量不算多,但他的文学实践对于隋唐的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隋炀帝的诗歌表现出了隋炀帝“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的政治志向、“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南北融通的文化精神及其对诗歌创作传统的积极选择与继承的文学思想。隋炀帝对文学传统的选择是积极全面的,他的诗歌创作实践及其文学思想对于促进隋唐时期诗风的南北融通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     

隋炀帝三征高丽的背景

隋炀帝三征高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在地缘构成上的特别关系,乃是三征高丽的内在驱动力;征讨高丽乃是隋文帝时代就已经确定的政策;东都洛阳的成功营造并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大运河的胜利开通,以及因突厥、吐谷浑等族被压平所带来的隋帝国西北边防压力的减轻,标志着对高丽决战条件已经成熟。因此,隋炀帝三征高丽并非好大喜功之举,亦非亡国之主要原因,而是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决策。     

隋炀帝与南北文化交融

南北朝中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在隋代统一后,由于文帝杨坚有违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思想和行为而延缓了其应有的历史进程.而受同一文化熏习、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炀帝杨广的文化政策与文化行为却顺乎南北文化交融的历史潮流,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为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简评《荒唐天子隋炀帝》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郑英德先生的学术著作《唐明皇全传》(30万字)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肯定和欢迎。现在,他又把一部长达50万字的力作《荒唐天子隋炀帝》奉献给学     

一个嫉贤妒能的艺术形象——评《水浒传》中的王伦

《水浒传》中有一个嫉贤妒能的不光彩角色——梁山泊第一位寨主王伦。作品对他的性格雕琢得入木三分,从而基本体现了嫉贤妒能之辈的主要特征。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有其独到之处。     

隋炀帝与南朝文学关系考论

在隋炀帝的文学生涯中,他曾先后受到南朝两种不同文学风尚的影响。炀帝文学启蒙之时,学的是庾信体的轻艳文风。后来接触到后梁文人柳錎,转而接受其典丽风格。而典丽又是昭明太子萧统所主张的文学观念,强调文质、古今和雅俗的结合。《隋书·文学传序》对炀帝的评价正集中于其典丽文风。也只有梳理清楚炀帝的文学渊源,才能准确地解读《文学传序》的相关描述并合理地认识炀帝的创作。他身上的所谓南北文学的痕迹,只不过是典丽风格的不同侧重。     

隋炀帝的开放政策与丝绸之路经济的开发

隋炀帝以采取畅通丝绸之路之策,加强隋朝与东西方的联系。为了畅通丝绸之路,隋炀帝实行开放政策,不仅派专人负责对各国使节和商贾进行管理,还加强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基本情况的了解,开通商贸中心市场,搭建与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平台。研究总结隋炀帝开发丝绸之路经济的经验教训,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可以为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论隋炀帝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在隋炀帝的评价中,开运河、建东都、巡幸历来被说成暴政,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游山玩水,因此,隋炀帝是千古暴君。但根据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人物思想和活动应进行具体分析的要求和对英雄史观的批判,我们认为这种论断未免笼统、简单。因为历史的发展毕竟有它自己的规律,它的“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而不是由个人主观意志所决定的;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不是帝王将相的私欲。所以前论只反映了这些事物的表面,而没有从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方面揭示事物“内部的隐藏着的”实质;只看到隋炀帝的作为,而没有从其活动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中去“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只看重了他个人的意志动力,而忽视了“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因此,本文对有关隋炀帝评价中的几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隋炀帝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兵力新探

七世纪初,隋炀帝曾三次亲征高句丽。中、日、韩三国史料对隋炀帝第一次亲征高句丽兵力的记载相差悬殊,人们常按中国史料的记载,认为是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但事实上参与东征的隋军不过八十余万,实际进攻高句丽的隋朝陆军则只有三十万五千。     

关于隋炀帝评价中的两个问题

长久以来 ,隋炀帝开通运河、营建东都被看做是纯为满足个人私欲的劳民伤财之举 ,毫无可取之处 ,他本人亦被斥为暴君。其实 ,开通运河、营建东都出自当时统一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其指为暴政 ,从而全盘否定。     

论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的隋炀帝诗歌

隋朝的建立 ,加快了南北朝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作为南北朝诗向唐诗演进的过渡性阶段 ,隋代的诗歌带有鲜明的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其中以帝王之尊而为诗坛领袖的隋炀帝杨广的创作 ,更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典型。其人兼受南北两方文化精神的熏陶、濡染 ,其诗则兼有北方诗歌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歌的清绮纤丽。     

关于隋炀帝开运河的评价(综述)

近年来史学界对隋炀帝开运河评价的讨论,是由1963年讨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所引起的。这是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评价剥削统治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问题。今春以来,讨论更进一步发展,争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隋炀帝开运河的目的、作用以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相统一的观点和方法等问题。现将讨论意见中几个主要论点作扼要综述,供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