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对民歌的认识——以冯梦龙为中心

明代中后期民歌再度兴盛,引起文人的广泛关注,他们在序跋、笔记、评点中对民歌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他们将民歌与《诗经》中的《国风》相提并论,将民歌与文人诗文、戏曲进行比较,以提高民歌的地位。他们从方言和曲调两方面论述了民歌的地域特色,高度评价民歌的情真语直的特点,充分肯定民歌朴实、自然的风格。     

明代胶东半岛的四川移民——以明代掖县为中心

金元以来胶东地区灾害频发,战乱不已,土著居民大量死亡或迁徙。明初为防御倭寇,加强海防,在胶东地区建立了众多卫、所,陆续地从刚平定的四川一带迁来大量军籍移民,与当地居民通婚并繁衍下来。由于明中期天灾不断,倭患侵扰,大量土著居民渡海移民关外,导致当地土著人口比例下降。剩下的土著姓氏,或为寻求宗族保护,加入迁居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或因“先世失考”,后世讹传附会,从而造成了掖县（今莱州市）居民中明初四川移民后裔的高比例。     

政府行为对明代山东农业发展的影响——以农田水利建设为视角

政府行为对地区农业发展影响极大,其作用至关重要。明代,由于中央政权对自身在各地农业发展中应发挥的作用、承担的责任认识不足,为了朝廷利益在山东地区实行片面“保运”、忽视农田水利的政策和举措,加之山东各级地方政府总体而言同样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结果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山东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滞后,进而严重限制了农业的深入发展。而片面“保运”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失当,更给相关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明代北疆蒙汉互市问题探索——以明代陕北红山互市为中心

红山互市是明代中后期榆林地区蒙汉关系史上一件大事,但有关红山互市文献记载较少,以致现有研究存在一些基本史实的错误。本文在考察明代与北边蒙关系基础上,通过文献得知,嘉靖初期,明蒙双方关系紧张,没有和议互市的相关记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戍之变"后,明政府被迫开放宣大延宁四镇互市,与之贸易,但为时很短,次年即关闭。直至隆庆五年(1571年),为抚蒙古,才新设立陕北红山市。此外,对明蒙互市禁易商品、易马城等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的探究。     

明代漕抚创制史迹考略——以王竑为中心

以王竑为中心的明代漕抚创制过程,实际包含两条线索轨迹:一是由永乐以来的单一武职总漕,演变为文武双轨制;二是由宣德以来对南直隶江北派设的巡抚,演变为由文官总漕的兼职.明清以来史家多关注前者(漕)而忽略后者(抚),导致一方面混淆了二者的概念和时间次序,另一方面则忽视了王竑之前南直隶江北地区行政管理体制不断调整并日趋稳定的史实.漕抚定制的真正意义在于使永乐北迁后明廷必须解决的南漕北运和加强对南直隶行政管理得以有效兼顾.此外,王竑两任总漕之间的七年间,文官漕抚的职位虽无人填补,但其权力却有所分散、转移,其中监督各府州仓粮和卫所屯粮之权由"总督南京粮储"都御史接收,而管理河道和镇守淮安之权,则重新归属于漕运武臣之手.     

明代仪宾生活述略——以渖府仪宾仇森为中心

明代渖府仪宾仇森出身“三晋第一家”上党诗礼大族,是仪宾群体中优秀的一员,为士绅阶层所推崇.通过研究仇森的婚姻状况、政治生活、宗族生活、文化娱乐生活、公益生活等几个方面,不仅可以窥探明代仪宾的整体状况,对于管窥与之相近的明代驸马的政治生活,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明代陕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

本文从人口增加、土地垦殖、水利建设、粮、桑、棉、茶的种植等多方面论述了明代陕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及其程度，用事实说明了明代陕南地区农业经济开发的成就。     

明代进士的姓名及婚姻——以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大体以嘉靖朝为断限,之前进士的姓名多用二字,至成化年间达到了顶峰,之后渐趋于三字。嘉靖以前进士姓名不仅多用二字,且尤喜带“王”旁的字入名,以取其吉祥富贵之义。《进士登科录》上所载姓名,个别进士也可能日后复姓易名。明代进士有两个以上母亲的占总数的20%-30%,而进士本人娶两个以上妻子的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几至二十几。其中,进士的若干个母亲或妻子同姓氏者占有一定数量,说明当时还存在着同姓或同族的若干个女子嫁给同一个男人的现象。而母亲与妻子同姓氏者所占比例稍大一点,说明这种近亲联姻在当时还是较为常见的。此外,《进士登科录》上所载进士的婚娶情况,统计的很可能仅是正妻,没有包括侧室。     

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的选择

中国农业要实现突破、发展,向现代化转型,只能依靠科技进步,使中国农业从以资源为基础的农业进入到以技术为基础的农业。农业技术进步有三种基本路线中性型、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从资源禀赋出发,中国应选择生物化学技术进步路线;从实现转型出发,机械技术进步更具有意义。因此,现实的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应选择一条非均衡、动态式、中性型技术创新路线。     

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以广东省为例

通过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与偏要素生产率等经济指标,构建三维模型,考察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研究表明:第一,广东省农业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程中,选择了土地导向为主,辅以劳动力导向的路径,同时以资本作为方式转变的过渡要素;第二,相对于土地和资本,劳动力生产率对于农业产值增长的推力效用最为明显;第三,资本是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重要过渡要素。     

基于“长三角”、“珠三角”经验开发黄河三角洲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龙头,在三角洲的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目前,在国家大力开发黄河三角洲的政策背景下,随着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具备了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应该借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发展的经验,依靠区位优势,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积极引进人才,实现产业升级,建立以东营市为核心的城市群,走自主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基于“长三角”、“珠三角”经验开发黄河三角洲的思考验开发黄河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龙头,在三角洲的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目前,在国家大力开发黄河三角洲的政策背景下,随着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具备了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应该借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发展的经验,依靠区位优势,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积极引进人才,实现产业升级,建立以东营市为核心的城市群,走自主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珠三角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在介绍城市群的定义 ,城市群形成过程的一般理论后 ,重点介绍了珠三角城市群的形成和演变 ,珠三角城市群的现状与特征 ,在研讨的基础上提出珠三角城市群进一步发展过程应该注意的问题。     

珠三角发展战略与都市圈整合

珠三角发展战略实施10年之后,都市圈整合结出规划外的硕果:珠三角东岸城市领先发展于西岸城市,以广州、佛山城市群和珠江口特区群为双轴心的“哑铃阵”,取代原先规划的“雁行图”。以科学发展观反省珠三角战略的成就和不足,可以认清当前珠三角都市圈扩充整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采取依托东岸核心城市、整合西岸城乡的漫延扩张策略,实现珠三角都市圈的进一步整合与协调发展。     

大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研究

通过对大珠三角地区(21城市)1995～2009年15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进行分析,来研究小珠三角地区(9城市)①和大珠三角地区(21城市)②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结果表明,小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正在形成,但程度不高;大珠三角地区仍然存在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不明显。     

珠江三角洲地区政府与现代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 ,各级地方政府在政治、社会现代化程中 ,扮演主要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在个人和文化现代化方面 ,扮演间接的组织和推动者角色。过去珠三角由于政府参与太多 ,负面效应越来越显现出来。未来各级地方政府在现代化程中的作用将主要表现在退出组织者角色而加强推动者角色。     

长三角和珠三角制造业双赢发展的政策分析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两大制造业中心,两地由于产业结构趋同,区域竞争日趋激烈,将可能对各自制造业的健康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运用偏离份额分析和规模/前景矩阵相结合的方法,可以明确两地政府实现制造业的双赢发展提出前瞻性的政策思路。     

明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稻田养鸭技术研究

珠江三角洲的稻田养鸭生态模式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明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经典的稻田养鸭模式。传统的养鸭模式有一套特殊的技术体系,施行先进的人工孵化技术、饲养特定的鸭品种,根据水稻生长情况和稻田害虫发生规律分批放鸭群,养鸭在除虫的同时又起到中耕除草的作用。明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利用专业的鸭船进行规模化的养殖,同时还形成了利于稻田养鸭模式的地方社会制度。     

我国城市用地扩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比较分析对象

我国城市用地扩展存在诸多影响因素。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城市非农业人口、绿化覆盖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这四个因素对两大地区城市用地扩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城市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第三产业产值两个因素对两大地区城市用地扩展的作用方向相异;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用地扩展的差异性较大。未来我国城市用地扩展的调控重点在于合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重视城市生态绿地系统建设和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等。     

试论深圳大学在珠江三角洲教育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是广东省跨世纪的伟大工程，深圳大学在珠江三角洲教育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１１年来，深圳大学在改革和发展中不断探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有必要把深圳大学的发展放在珠江三角洲、全省以至全国高教改革和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考虑，赋予深圳大学超前改革的任务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