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关系的凸显与我国社会分层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各类行为主体的市场行为、再分配行为嵌入强关系的程度有所上升,社会分层趋向于强关系嵌入机制,阶层结构向“橄榄型”的转变有所滞延。其原因之一在于,我国的制度改革尽管成就巨大,但出现了制度的结构性失调。为此,我们应深化制度的结构性调整,以确立政府、市场、“以弱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共生互补的有机制度结构,为形成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相对平等的社会分层机制与阶层结构模式创造制度条件。      

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其一,在下沉到经济层面后上升, 其二,从由上而下到由下而上,其三,由“用”及“体”,最终触动传统文化的内核。“以人为本”融 合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认识上实现了两次社会转型的叠加,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赶超之路。 在“以人为本”的旗帜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转型结合起来,引领和推动21世纪中国的发展。 总之,以“以人为本”指引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实践“以人为本”。     

网络社会互动——一个基于结构与行为视角的文献综述

从结构与行为的视角探讨了互联网对人类互动行为的影响。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一方面,互联网技术为人类的互动行为提供了的新的互动域,借助互联网人类可以超越传统交往的时空限制、主体范围限制、交往方式的限制实现对人类的互动行为的重构;另一方面,网络互动行为又不得不受到入的社会地位、人格特质等社会因素的制约。这就应证了吉登斯的社会结构“二重性”理论,即社会行动既受存在的社会结构制约,同时又构成社会结构的结果,人们每天都在编织着所处的社会结构。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资本对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福建、安徽、陕西三省的调研数据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凸显,环境治理已成为当务之急,公众参与对政策可执行性的促进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研究。文章以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作为概念框架,通过跟踪福建、安徽、陕西三省农村环境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结果表明：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群体规范对农户环境维护行为意愿和环境促进行为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为提高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意愿,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以推进农村的环境治理,进而实现“美丽乡村”的目标。     

我国社会转型的内涵把握及特征解析

文章从“社会转型”的定义入手,分析了社会转型的内涵和本质,阐述了社会转型中所体现的五个特征,即利益结构的重组、社会结构的改变、社会冲突的加剧、主体意识的凸现、价值观念的冲突。     

中国农民行为逻辑的变迁及其论争

文章从建构论视角来探讨农民行为逻辑的变迁,认为不存在普遍的、超历史的农民行为逻辑,农民的行为逻辑是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由“国家-社会”具体地建构的.有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型式,就生产什么样的农民行为逻辑;对农民行为逻辑的分析,不能局限于村庄或乡村社会,必须放宽视野.只有放置在特定的历史处境中,或特定的“国家-社会”场域之中才能把握农民行为逻辑的“逻辑”.作者依次以传统社会、集体化社会、个体化社会为例,论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是如何建构农民行为逻辑的.     

当代农民学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发展脉络及反思

基于“国家中心观”和“冲突论”形成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为从“结构-制度”路径出发讨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总括性理论前提。围绕此框架,当代农民学领域形成了多种理论范式,在解释当前农民学中诸多社会问题方面富有成效,不过其过度强调国家与社会对立而忽视其合作的学术倾向,不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转型时期的农民中国及相关社会问题。因此,当代农民学研究需要引入新分析路径以对既有“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进行反思,并探索新时代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学新的可能性。     

风险、个体化与社会治理

中国已无可回避地置身于全球风险社会之中,这一客观情势要求在社会治理中必须提高“社会”灵活主动的参与与介入,强化“社会”的自我管理,但社会个体化所可能导致的原子化又严重威胁着社会自我管理的“社会”基础.为此,必须顺应新的历史条件重建“社会”这个既有别于市场、又有别于国家(政府)、同时又能与这两者积极互动的行动主体.而社区与社团,则是“社会”这个行动主体的基本承当者.     

公民社会生成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向度

现代社会的转型是社会秩序趋向动态稳定与公民权益普遍发展的统一,公民普遍化政治参与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是现代政治体系的合理化的重要特征。在社会转型过程凸显的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体系趋向合理化的伴随产物。公民社会的生成与社会政治体系的合理化是同一实践过程,亦是治理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逻辑向度。公民社会依存的社会中间力量生成有助于理顺国家政府与社会领域的依存维度,以及公民社会内含的公民主体意识和公民文化有助于培育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考量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进度,不能仅仅看在政府主导构建下的可量化的相关民间组织的数量及增长态势,而应侧重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历史的视界动态地考察公民社会组织在促进中国＂社会-政治体系＂合理化方面的实际功用。     

慈善事业的定位、社会基础及其未来走向

慈善事业是一种慈心善行的社会行动，是以人道主义为行动依据、以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以社会动员为基本形式、以增强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行动体系。慈善事业作为正式的国家福利与服务体系的有效补充，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力量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介和桥梁，更是立足于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慈善事业的发展拥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积极的社会建设、扁平而非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均等化的国家福利和服务、“去市场化”或“去商业化”的慈善行业以及特定的慈善文化，这些要素分别构成了慈善事业何以可能的社会价值基础、结构性基础、制度性基础、内在品质基础和思想道德基础。米尔斯关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论述、鲍曼的个体化理论与共同体建设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可为理解利他即利己的慈善行动提供理论依据。总体而言，慈善事业未来发展的理想走向应是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募款规模稳步提升、日益多元化的服务项目，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慈善事业不能缺位。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分配与获取：阶层地位变迁过程与逻辑

阶层地位的本质是一种具有“地位特征”的“位置”资源,阶层地位变迁是结构与行动互动下“位置”资源的“分配-获取”过程。国家、市场、社会是阶层地位变迁的结构主体,分别从权力、竞争、关系的维度对“位置”资源分配发挥配置之力。个体是行动主体,受“经济人”和“社会人”驱动在“位置”资源获取中展开行动。所嵌入经济社会的制度性安排会对结构与行动产生影响,“分配”与“获取”呈现不同张力。受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制约,当代中国阶层地位变迁呈现不同的阶段特点。     

加快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的思考

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应树立合作治理理念，建立良性互动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不断激发民间组织的社会参与活力，使政府组织、企业组织与民问组织的“铁三角关系”更加牢固有效，同时，各民间组织应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凝聚社会民众力量，全方位、多层次地参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在政府与民众之问真正搭建起一座沟通理解桥梁，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     

网络时代的“社会式互动”行为——对中国社区零售转型发展的社会学考察

基于社会行为理论,聚焦于典型案例分析,构建“社会行为-行为逻辑-行为目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应用该分析框架探究了由社会参与、社会化服务、社会控制和相互支持等要素共同构成的社区零售中出现的“社会式互动”行为。研究发现,“社会式互动”行为能够挖掘社区零售的核心价值,增加零售机构与所在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进而形成企业发展优势;强调社区共享的意义,是社区零售承载社区发展的有效途径。分析表明,“社会式互动”行为模式的应用可以有效突破零售商与社区居民的关系边界,但仍需要依靠互联网技术的支撑和地方政府及其他利益群体的参与和支持,才能真正实现社区零售的转型发展。     

网络——社会行动：伦理社会的解析与法治社会的选择

网络一社会行动模式的宏观结构是：网络的发展导致人们生活方式转变的“变迁”;中国社会仍然是伦理社会的“结构”;网络世界建立起的意识形态“话语”。“话语”包括简单的道德二元论划分逻辑和民粹主义。社会中层组织缺乏,及以工具理性、情感型为基础的思维方式,是社会行动非理性化的直接原因。网络——社会行动的破坏性对我国的法律建设提出了挑战,这就需要制度化社会行动。中层组织的广泛建立,有助于习俗的建立。在习俗基础上起草与施行的法律,更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这就为法治社会建设找到了一个切人点。     

作为生存之道的非正式社会控制

非正式社会控制是社会结构与文化交互作用产生的结合体.非正式社会控制之所以重要,乃因它是地方性的、群体的生存之道,关乎如何安排生活和秩序,它表现着社会结构和群体的文化,构建了生活的样式.地方性的秩序就是人们在多元的社会控制中不断行动之后形成的结果.社会转型意味着旧有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将可能失去它存在的基础,旧有的生存之道不能适应多变的世道,旧秩序正在被瓦解.而此时,如果国家法律等正式制度不能有效介入社会并弥补社会转型带来的非正式社会控制不足的困境,社会转型将面临巨大危险.     

意愿外化为行为是否有效：生态服务付费与人居环境整治效果提升

沿着“付费意愿-环保行为-人居环境整治效果”的研究过程,利用OLS和内生转换模型,分析了生态服务付费意愿与环境效果的关系,结果表明：具有付费意愿的村民有更强的环保意愿和倾向,能通过促进自我环保行动、带动邻里行动及配合监督村干部行动,实现意愿到行为的外化,同时通过环保基础、资金保障、制度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机制等村庄保障的调节确保付费意愿外化为行为的有效性,从而促进人居环境整治效果提升。意愿外化为行为并非一直有效,付费意愿对环境效果提升效应因地区、意愿强度、环境水平和人居环境整治类型的异质性而不同。即是说,只要“意愿-行为-效果”的路径畅通和村庄基础等外部情景保障到位,就可通过提高村民环境保护的意愿,使得意愿外化为主动参与环保行为和影响他人环保行为,从而提高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效果。     

积极政府视角下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基于积极政府的理论视角,从行动边界、行动特征、与其他治理主体关系、行动目标四个方面对公共部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展开探讨;从力量吸纳度和行动主动性两个维度出发,将政府在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划分为“积极政府”“灭火式政府”“消极政府”和“无力型政府”。通过分析集中整治侵占农村集体资产的案例发现,相关政府行为具有典型的积极政府特征。积极政府是对政府边界问题的良好回应。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需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预判治理风险、吸纳治理资源、精细治理策略是其有效实践路径,三者均是积极的政府行为,互为支撑,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治理的良性循环;实践中,要坚持源头治理、动员多元主体参与,借助信息化手段,逐步迈向高效能治理。     

微信社会情境下老年个体身份行动研究

微信社交软件的兴起,无疑创生出微信社会情境。通过微信言语的多重互构行为,老年个体身份得以建构,进而以自我呈现、自我构念行动实现了老年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感的提升。在微信社会空间中,“虚拟在场,现实缺席”的社会情境让老年个体的在场感和家庭群体感得到增强;“微信群”得以建构成员平等对话的空间,消解了传统代际权威;家庭成员“红包游戏”的互动体验进一步消解了传统代际间的仪式感。老年个体以图像符号的表情包语言重塑其话语表达逻辑,同时以转发链接来建构新的对话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依托于其内在服务性功能,老年个体的社会参与行为得以提升,其微信社会身份亦被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