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群体性事件中“谈判者缺席”问题的社会结构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群体性事件愈来愈呈现出突发性、暴烈性、难以控制、难以协商等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群体性事件中“谈判者缺席”问题有关。“谈判者缺席”问题直接反映的是群体性事件的无组织化状态,而其深层社会结构根源在于转型期“社会中间组织的缺失”,这导致社会缺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载体,国家与民众之间缺失缓冲地带。当矛盾出现时,国家与民众直接互动,使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冲突以突发的、对抗的、难以协商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培育社会中间组织是应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社会治理方式。     

群体性事件原因调查

随着中国进入新的转型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群体性”事件。这些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内容的“群体性”事件,采取围攻、静坐、游行、集会等方式对抗党政机关,甚至破坏社会公共财物、危害干群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主要有     

群体性事件的宪政思考

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各种群体性事件,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矛盾.群体性事件展现出来的社会各方面宪政意识的缺失,表明了作为社会秩序构成部分的我国宪政制度依然十分不完善.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基本上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党和政府应当转变思维从宪政的角度去分析和解决群体性事件,并在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逐渐学会接受监督和制约,从而构建符合宪政要求的真正民主、法治和文明的和谐社会.只有将群体性事件纳入宪政视角,切实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才是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防治策略

依据场域理论和过程阶段论,"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引发主体、初始场域和演变路径层面与"现实群体性事件"不同,在主体角色功能和作用方式上又区别于网络集群、网络围观和网络舆论等其他网络现象。从逻辑学上来界定,"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权益受损者或社会规范的维护者有意或无意引发的群体负面情绪触点效应中单一矛盾向多重矛盾丛转化的过程。网络集体维权、网络监督、网络公关构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外延。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治,应该从加快转变治理理念,持续完善社会政策,不断提升制度绩效,时刻掌握舆论动态入手,以期实现遏制事件类型和规模增量,减少其负面效应的存量目标。     

对当前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同时也是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期,它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前群体性的总体数量在减少,但表现方式日趋激烈,干群矛盾逐渐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各种利益矛盾、利益诉求渠道缺失等原因造成了群体性事件,因此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认真做好现场处置工作等来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中民众抗争行为的微观解构：一个交易成本政治学视角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频发。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转型时期社会矛盾激发的主要表现形式。现有体制的“裂度”导致群体性事件成为民众维权的主要手段。以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抗争行为主体的划分，以及抗争民众的行为动机和特征，发现：利益相关群体需要承担大部分交易成本，因此抗争周期也是最长；机会主义群体只需承担小部分交易成本，他们的抗争周期较短，参与动机会逐渐减弱。政府应针对不同类型的群体采取不同的解决措施。     

化解农村（基层）矛盾及“群体性事件”——以基层干部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处在剧烈调整的过程中，利益的博弈，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农村的“群体性事件”是农村民生问题冲突的突出表现。笔者认为，化解农村农民的矛盾及“群体性事件”，基层领导干部必须发展经济，以人为本；改进工作作风，联系服务群众；完善民主协商疏导制度；强化法律意识，做到依法办事。     

群体性事件演化轨迹的定性模拟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导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所以,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对于保障社会的安定和谐有着积极的作用.本文综合国内外有关群体性事件演化轨迹的研究成果,基于定性模拟技术理论,对群体性事件演化轨迹进行了定性模拟,从不同的初始条件出发,得到了比较接近社会实际情况的模拟结果.且研究结果表明,诱因事件引起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会导致次生事件的发生,政府对网络传播互动、谣言或不实信息产生与传播的控制和舆论引导能有效干预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发展.     

多元利益诉求的正当性与非暴力表达之合法化——关于“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思考

当下，群体性事件的频发表明我国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已进入高危时期，现在的调控手段已经不能够应对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必须设置相关的法律程序和相应的制度保障，才能满足日趋多元和开放的利益诉求。因此，厘清多元利益诉求的正当性，阐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常态性，进而界定非暴力表达方式的合法性，便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更为有效和现实的一种选择。     

多元主体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必要性及制度建构

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地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多元利益群体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种表达,要想从源头上阻断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必须实行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     

从法治视角看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在社会转型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凸显,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众多方面。而法治因素则是诸多成因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主要体现在：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法治的社会基础薄弱。     

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社会转型加快了社会结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导致现实社会中各种矛盾的激化。当下的群体性事件具有主体的多元性、对抗的趋强性、组织的策划性、矛盾的复杂性等表征。转型期社会控制机制的弱化、群众根本利益受损、腐败行为和官僚主义等成为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重要因素。要防控群体性事件,必须建构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宣泄减压机制、建立健全的社会监控和预警机制、构建完善的矛盾调处机制和失责必究机制、培育规范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缓冲机制。     

群体性事件的链式演化与断链防控治理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演化具有明显的链式传承效应,是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社会矛盾或诉求、信息传播、群体规模结构、行动与后果等载体在性态、量级和时空上的增大、扩散和升级.通过构建群体性事件的链式演化理论框架,揭示群体性事件内在的、规律性的链式机理,指明实施断链防控治理的关键举措,有助于避免爆发更多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减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危害.     

浅析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预防措施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及深层次的问题将暴露得更加明显，今后一段时期。群体性事件还可能继续增多，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和清醒的认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化解各种社会矛盾，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群体性事件中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分析

目前,在很多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背后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即事件的起因往往都是由一些个体事情所引发,且很多参与事件的民众与这些个体事情本身并没有关联,呈现出"旁观者成为闹事者"的景象,形成了群体性事件中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其实,在这些群体事件中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个是心理层面的,那就是集体无意识;另一个是社会层面的,那就是社会转型时期所聚集的各种矛盾在寻找一个宣泄渠道。防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政府必须要构建畅通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与渠道,执法机关及其他机构在处理具体事务过程中要能够有效地控制民众情绪。     

群体性事件引发根源探析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处于高发态势,由于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针对表象研究所采取的措施不足以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深入分析产生的根源才能有效遏制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势头。在此从群体性事件的外部特征入手,层层分析,揭示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本质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措施,它对缓解社会矛盾,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着积极作用。     

浅谈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处置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作为社会矛盾特殊表现形式的各种群体性事件数量日益上升,规模日趋扩大,范围不断扩展,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因素。以我国近年来发生的标志性群体性事件为对象进行深入研究和理论总结,对于有效预防和成功处置群体性事件,实现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战略意义。     

群体性事件预防机制初探

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而"后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群体性事件正是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具体外在表现。对群体性事件的深度剖析和理性认识,有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对待这一社会现象。本文着重对于群体性事件预防机制的构建进行探讨,以期将这一社会现象的处理纳入法治的轨道,推动中国法治化的进程。     

群体性事件概念之名实辨析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这一概念已经不能反映事件本身的真实内容。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实质是维权事件,反映了人们对宪政的诉求。把群体性事件改称群体性维权事件有利于解决公民与现政权的矛盾、维护宪法权威、促进社会和谐、顺应时代潮流和充分总结以往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社会转型期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警力资源配置与效益论

公安工作资源的稀缺必然导致公安工作的效率降低。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确保公安工作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保证工作的高效,特别是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正确、合理、及时、有效”将成为社会转型期处理“群体性事件”警力资源配置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