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曾及其《读书敏求记》研究

钱曾(公元1629~1701年),字遵王,自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是清初著名的学者型藏书家。作为布衣藏书家,他终生未仕,故《清史稿》未予以立传。有关钱曾的事迹,详见于钱林撰《文献征存录》卷二之《钱曾传》。他一生辛勤访书、求书、校书、藏书、读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共收集各类图书四千一百多种,分别收藏于述古堂,也是园和莪匪楼中。并把自己的藏书编成了《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和《读书敏求记》三部目录书籍。无论从学者,还是从藏书家的角度审视钱曾的一生及其成就,他无疑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历     

《全元散曲》拾遗

隋树森先生的《全元散曲》收元人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搜罗甚广,校勘精细,并注意辑入散见于元人词集中诸如《秋涧乐府》、《淮阳乐府》、《樵庵词》、《贞居词》等之中的元人小令许多首,即使是散见元明以来笔记中(如《尧山堂外纪》等)之散曲作品亦大多辑入。《全元散曲》“自序”说:“选辑元人散曲不妨略持‘宁滥勿缺’的态度,在找不出坚强有力的反证的时候,可疑的作品,还是不妨辑录”。因此,该书以其搜辑之完备为目前研究元人散曲的理想专著。拙编《元人小令选》一书参考尤多,隋先生说:他从一九四七年就开始编校《全元散曲》一书,至一九六四年成书,其治学之谨     

太史公释名考辨——兼论《史记》书名之演变

《史记》一百三十篇之论赞皆称“太史公曰”,全书称“太史公”凡一百五十二见。“太史公”既称司马谈,又称司马迁,并为《史记》书之原名。最集中的是《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一篇,凡称“太史公”十四处,却有四种指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说

司马迁创作《史记》一书的理论与实践,详见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其中主要是说:他著述《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是懂得天文星历的,曾主持过汉武帝时期修订历法的工作。因此,他所说的“究天人之际”,显然和风靡当时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受”等诸凡“多条祥”的说教是绝然不同的。     

论“六艺”与“六经”

“六艺”、“六经”习见于我国古代丈献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指六部儒家经典。其实,先秦只有五经,并无《乐经》,后人说《乐经》毁于秦始皇焚书,只是主观揣测,并无文献根据。汉人所谓“六艺”,原本仅指孔子为教学而开设并为儒门历代传习的六种课程。孔子授课只有《诗》、《书》、《易经》三部古代文献;他讲授礼、乐主要是根据《诗》、《书》,而《春秋》则是他唯一的手编教材。“六经”为“六艺”之尊称,“六经”之“经”,是常道、常法之义,与“五经”之“经”的义蕴有别。     

“五四”新村运动和知识分子的堂吉诃德气

周作人在“五四”以后的著作中,曾多次谈到,五四时期他是一个“理想派”,信仰“世界主义”,“梦想过乌托邦”,具有浓重的“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分别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自序》、《雨天的书·元旦试笔》,岳麓书社版)。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了塞万提斯笔下的著名的堂吉诃德。这位西班牙骑士所热烈追求的,不惜为之献身的“黄金世界”,其实就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国。因此,当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周作人和他的同时代人,     

屈原氏族考

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开头便说：“帝高阳之苗青兮。”可见他是十分重视他的姓氏门第的。刘知川史通·序传》认为司马迁的《史记·自序）是“征三周之故事”。可见屈原重视氏族门第，为历来作“自序”者所效法，探本寻原，莫先于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楚姓，本帝高阳颛顼氏之后，《大戴礼记·帝系篇》载之甚详，王逸《章句》，已引据之。《章句》又云：“（楚）武王潜号称王，始都于部，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古者姓氏有别，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又《亭林文集》卷一有《原姓…     

感慨不极则优柔不深——贺贻孙美学思想初探

贺贻孙,明末清初人。明亡隐居,清康熙时巡按御史笪重光欲以博学鸿词荐,书至,贺愀然曰:“吾逃世而不逃名,名之累人实甚。吾将从此逝矣！”乃削发逃入深山。晚年贫困。他一生始终忠诚于明朝,富于民族气节,对外族清统治者采取不合作态度。这一点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人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和廖燕诸人完全一致。家国丧乱,他的诗也读来悲愤,多哀怨之旨。这种情形使他体会到:“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水田居诗文集》卷三《诗余自序》)因此,他主张诗歌应该是天地间的“雄风”,要“怒”,要“激”,要“吹沙崩石,掣雷走电”,要“凄怆”、“哀怨”。这种思想对儒家传统道德影响下的“温柔敦厚”的诗歌美学理想是一种冲击。(注:参看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第十五章     

宋代著名书画家米芾

米芾(黻)字元章,号海嶽外史,又号溪堂、鹿门居士、襄阳漫仕、淮阳外史、中岳外史,世称米襄阳。官至礼部员外郎,又称米南宫。宋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本朝书,米元章、蔡君漠(襄)为冠,馀子莫及。”他的画也独辟蹊径。宋邓椿看到他画的“松”和“梅松兰菊”两幅作品以后说:“实旷代之奇作也”(注1)。可见他的书画在宋代就获得很高声誉。     

论司马迁的道德价值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先人有言：咱周公车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到手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有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只引篇名）显然。司马迁在此向我们昭示了他著《史记》的文化背景及其方法，即司马迁将自己伟大的史学创作置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以继承周公和孔子的事业为己任，以“正《易传》”和“继《春秋》”为其方法论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理论纲领。需要指出的是…     

海港建设与对外开放——孙中山实业思想研究之二

孙中山在《物质建设(实业计划)》一书中写道:“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而海港之建设,则“为国际发展实业计划之策源地”。足见他对海港建设是非常重视的。一孙中山重视海港建设是同他对外开放的思想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痛感闭关不足以立国,认识到惟有开放才能“并驾欧美”,故在他的论说中反复强调必须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他即明确指出,“泰西各国”之所以富强,在于“体恤商情”,实行开放、保商政策。他说:“我中国自与西人互市以来,利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二则

一、《四库提要》史部地理类三《梦粱录》: 自牧自序云:“缅怀往事,殆犹梦也。”故名《梦粱录》。末署甲戌岁中秋日。考甲戌为宋度宗咸淳十年,其时宋尚未亡,不应先作是语。意“甲戌”字传写之误欤?按:“甲戌”不误。吴自牧《梦粱录》并非亡国之后追忆都城繁华而作,而是南宋未亡时记杭城之繁盛。其自序云:“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是其恐日后繁华消歇(或已看到南宋将亡)而撰,以记录当日繁盛。考该书末卷(卷二十)有“顷于景定年间”语,可知其撰写时间距景定不远。景定为宋理宗年号,尚在度宗咸淳前,距南宋亡还有15年。又该书所记最晚为咸淳间事,从未提及度宗以后的德祜、景炎、祥兴时事,益知其书成于咸淳时。四库馆臣不当因“往事”二字便指该书为亡国后作,因而疑“甲戌”为传写之误。     

融入与传播--简论李佳白及其尚贤堂的文化交流活动

一、国内外对李佳白和尚贤堂的研究现状及其评析在近代传教士研究中,李佳白较少得到学术界的关注,有关尚贤堂的研究也比较少见。顾长声在《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一书中介绍了李佳白的生平和主要政治观点,并专门介绍了尚贤堂的情况。①对于李佳白,该书认为他开设尚贤堂,是要“把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相结合,以建立文化上的反动同盟,企图奴化中国人民”。②王立新在《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中也简略地论及李佳白,认为他在中西文化之间取“鉴别吸收”的观点,还探讨了李佳白如何从一个维新变法的鼓吹者演变为封建旧学的辩护士,指出…     

"哀怨起骚人"述论

一、衍变历史作为美学意义上的渊源，“哀怨起骚人”应追溯到屈原，他在《惜诵》中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作为心理范畴最早发韧于《诗经》：“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这些诗句说明从事审美创作的动机为泄愤懑、抒忧思，但尚不具备忧愤深广的社会内容。至汉代，司马迁对历代创作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史记·太史公自序》：“夫《诗》、《书》隐约者，遂其志之思也。……《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司马迁指出审美创作的内驱力是“愤”，其具体内涵是“意有…     

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一、“实录”精神与“刺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代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明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1)司马迁认为,孔子著《春秋》,其目的是要褒善贬恶,“明三代之道,辨人事之纪”;其方法则是不“徒立空言”,而要“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2)同时,司马迁在《自序》中还清楚地表明自己要继孔子而著史。我们从对     

彭衙藏版《豫变纪略》刻本的发现及其价值

《豫变纪略》是记述明天启六年至清顺治二年“豫变”的一部专著。作者郑廉,字介夫(一作戒得),号石廊,晚年自称柳下野人。家居河南归德府城东四十里七松园大柳树下。他亲身经历了明末的社会变革,十五岁那年,李自成、罗汝才等农民军攻克归德府。他被俘于罗营,与农民军有过直接接触,后乘机逃走。清朝初午,他看到一些史书记述农民军在河南的活动,深感“野史所纪豫变之诬”,“是非颠倒,杂乱无章” (郑廉《柳下堂遗集》卷一《与李子金求序书》)。于是缀辑闻见,而成是书。乾隆八年彭倚华为此书写的《跋》文里说:郑廉所著《豫变纪略》,“深辨诸纪之传沩,为解后生之迷罔,虽古良史,不是过也”(郑廉《豫变纪略》卷八附《跋尾》)。随着历史学研究的发展,该书日益为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者所重视。但是,直至目前,我们所看到国内外学者有关论著引录的《豫变纪略》,多为三怡堂丛书本。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容不全的刻本。乾隆八年彭衙藏版《豫变纪略》刻本的发现,为我们弄清该书刊刻及其内容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刘智的教论

清代著名回回伊斯兰学者刘智的三部主要代表作之一《天方典礼》是一部专门论及伊斯兰教的书。在该书的＂自序＂中,他讲道：＂是书也,始著立教之原,中述为教之事,天道五功,人伦五典,穷理尽性之学,修齐治平之训,以及日用寻常、居处、服食之类,皆略述大概,而以婚姻、丧葬终焉。＂根据伊斯兰教义家们的观点,伊斯兰教是由信仰、义务和善行三...     

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

冯友兰先生于三十年代之初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间又撰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意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至抗战胜利的时期。所谓“贞元”意谓“贞”下起“元”即旧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意谓抗战建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冯先生在几本书的序言中表示了他的用意。他说:“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新世训·自序》,又说:“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新原人·     

吴自牧小考

《梦粱录》是非常有名的宋人笔记。清初学者王士祯《渔洋文略》中有《梦粱录》跋语说:“《梦粱录》二十卷,不著名氏。”乾隆四库馆臣谓王士祯所见抄本,脱掉了作者吴自牧自序,故不知也。检《永乐大典》所引,“条条皆题自牧之名,与此本相合。”确定作者为吴自牧无疑。然而,“自牧,钱塘人,仕履未详。”(均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梦粱录条)钱塘人仍据《梦粱录》自序末署“钱塘吴自牧书。”《中国人名大辞典》吴自牧条只写“宋钱塘人,有《梦粱录》”八字。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吴自牧条同样说“生平亦无考。”198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标点本《梦梁录》的“出版说明”也说:“吴自牧,宋代钱塘(即今杭州市)人,生平已无从查考。”可见二百年来,吴自牧的生平并无新的发现。     

“惠洪”称谓辨

对于宋代著名诗僧,《冷斋夜话》、《石门文字禅》的作者,现在人们习称惠洪。实则这惠洪恰恰是其假名,以惠洪称之,明显不妥。据《石门文字禅》卷二四《寂音自序》,其“本江西筠州新昌喻氏之子”,“(年)十九试经于东京天王寺,得度冒惠洪名。”祖《僧宝正续传》卷二“明白洪禅师”亦谓其是“筠州新昌喻氏子”,“(年)十九试经东都,假天王寺旧籍惠洪名为大僧”。可见他是冒惠洪之名才得以剃度为僧,惠洪是其假名无疑,后来此事被告发,他也因此而入制狱。他在《观音菩萨画像赞并序》中自谓“大观四年春二月戊子之夕病比丘慧洪(按:原文如此)累然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