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文体性之异——明代诗学的一项重要建树

文章以体裁为先。明代诗学的一项重要建树是从功能、表达方式、语言运用等方面揭示诗文体性之异 ,其成果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价值。     

诗文评点源流初探

中国的诗文评点,学术界认为滥觞于唐宋时期,但对其形成的原因,前人大多语焉不详。本文从其历史源流出发,较深入地探讨了诗文评点形成的诸要素：一是源于古籍的注释,二是文学批评理论的系统发展,三是科举考试的功合要求。三者互相影响渗透雨成就了诗文评点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宋代以后出版的众多的诗文评点著作的不同名称和迥异风格也完全可以印证本文的观点。     

略论于慎行及其诗文创作

于慎行,学贯百家,明习典制,是明代颇有政绩和具有一定创作成就的政治家、文学家,但历来对其研究者甚少,这不能不说是学界之憾事。本文本着拓荒、探索之精神,粗浅论析了于慎行困顿坎坷的仕宦生活、刚正不阿的节操及其诗文创作成就和不足,以示同道,求得共鸣,聊以“引玉”而已。     

曾国藩诗文鉴赏论

曾国藩是明清八大家之一,他的文论独具特色,传承更有创新,是他作为政治家兼文学家自身的写照。在审美标准上,提出“古文四象”说,即文章的识度、气势、情韵、趣味,进一步发展姚鼐“阳刚阴柔”之理论;在论文风格上,推尊“魁伟”“峥嵘”,发挥姚鼐“神理气味”说;在文章意境上,崇尚“雄奇之文”;在社会功用上,曾国藩要求诗文陶冶情操,以构架文人“意适神怡”、疗治心灵创伤的精神家园。     

明代吴中诗文价值解读——以何良俊诗文创作为例

"诗言志,诗言情"是诗歌的最主要功能,然而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二者做了高下之分:言志之作往往得到更高的评价,而言情之作则往往受人冷漠.明代中期诗坛可谓上述情况的最好注脚:复古诗人、诗作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受人青睐,而处于同一时期的吴中诗人群体则极少受人关注.然而实际上吴中诗人雅致的生活情趣,以及反映在诗文中的日常生活主题,对思考如何缓解我们当下日益繁重的生活压力不无裨益.     

祝允明诗文观简论

明中期,为批判科举之弊,祝允明倡导诗文创作,并从文学本体的角度对诗与文进行了严格区别。而基于对世俗的忧虑等一系列原因,他对唐宋古文大家展开了猛烈批判,杜诗也因此受到牵连。在师古与从今这一问题上,他不断徘徊,难以做出唯一选择,理论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自我悖反现象。     

明代任瀚诗文初探

任瀚是明代著名蜀学家,也是嘉靖八才子之一。任瀚的诗文复古汉唐、慷慨雄奇,别具特色,应在明代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状元丁士美诗文探佚及风貌探究

明代嘉靖已未科状元丁士美的别集无考,造成明代状元文学研究的部分缺失。通过对丁士美别集佚失原因的探究、佚诗文存录情况的考述与著述风貌的分析,可知丁士美重实行而轻文辞,故诗文存世不多,佚诗文散见于地方诗文汇编或方志,内容未出馆阁文学的藩篱,但别具简淡自然的风貌。丁士美的为人与为文体现出对状元身份的自觉坚守,合乎明人对状元形象的大体期待。     

韩愈诗文的生命体验与审美取向

韩愈生逢兵乱黄昏之时,对官场与人生皆有“眷恋迟回”之苦情。其诗文用情深挚,抒写苦寒穷愁的人生际遇,表达既愤激又中庸的生命体验,隐含着一代文人在“丧精亡魂”之际衷曲惶乱的独特心态;其用笔怪怪奇奇,在俗与丑的红尘中描摹生活之美,人文之美。他善于将日常生活中的人情、物态、谈笑、谐谑“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颇显“自得”之气;又将天地间那些可怕、可憎的东西纳入其诗文世界,开拓出一种新的审美范式,使其成为开启宋代诗文风气的关键人物。     

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从詹敦仁的诗文看其家国思想

从五代时期诗人詹敦仁的诗文观其思想中之＂道＂,指出詹氏生活于五代离乱时期,有着归隐山林和经世为民两种思想,这是中国文人儒道合流互补心态的反映,也是他家国情怀的体现。     

永乐时期东宫文人王汝玉生平思想及诗歌创作初探

明代永乐时期,有一围绕在东宫太子周围的文人群体,他们表现出与占主流地位的台阁文风不同的文学兴趣与审美追求,王汝玉可算是此群体中最主要的文人之一.有关王汝玉的史料较少,但根据<明史>、一些诗话及<青城山人集>等可大致看出其生平思想的轨迹,王汝玉的诗文创作多表述的自已隐居生活和入仕后企慕隐居生活的诗歌及题画之作等,讲究诗法,注意诗文的审美性,于此也可窥测东宫文人群体与台阁文人所存在的主要差异.     

浅论汤显祖早期诗文

汤显祖不仅是个伟大的戏剧家,也是明代负有盛名的诗人.汤显祖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以诗文述之,他的诗不仅是他个人生活情感的写照,同时也是他所处的晚明社会的剪影.汤显祖早期诗歌的思想内容主要包括理想与困惑、亲情与友情两大方面,其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语言与意境上.其早期赋作模仿痕迹较深,奇字难词堆砌较多.     

唐代贬谪诗文的佛教思想初探

针对贬谪文学研究越来越被重视,但贬谪诗文中的宗教思想问题却经常被忽略的这一问题,拟以贬谪文人创作的文本为依据,分析贬谪诗人的贬谪诗文中所含有的佛教思想形成的原因以及与其他诗文的不同特点等进行比较。从而通过对贬谪诗文中佛教思想的研究,推进贬谪文学研究的深入。     

从旅游观念看明代文人士大夫的闲暇生活

自明代中期以后,对旅游的肯定已成一时之风,而旅游则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闲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对明代士大夫旅游观念系统的梳理,指出文人与道学家在旅游观念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士大夫的旅游体验又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明代的游人进行了具体的细化,将其归为贵人之游、豪士之游、布衣之游与民众之游四类.     

陶渊明诗文中蕴涵的人文精神

陶渊明的诗文开辟了中国古代田园诗一派,这与诗人所生活的魏晋时代的思想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玄学对诗人的影响是很突出的.作为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以其清新自然的诗歌传达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意识,即避世思想、田园情结和生死超然的人生观,这正好是一种崭新的人文精神.它对后代文人士子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     

沈勖诗文辨证

沈勖是创撰贵州地方志书的人。他原籍扬州府高邮州(今江苏省高邮),明初洪武年间跟随父亲到普安屯戍,遂隶普安军籍并寓终于普安(今贵州省盘县)。史志只说他“通经史,喜诗文”,其生平别无可考。在明代建置行省之初,他最早草创成贵州省的第一部地方郡县志。明清以来通称为“普安州志”(治所在今盘县)。人们常常盛称他撰著地方文献的功绩,可是对于他所创作的诗文,却有不少的讹传。今据明代较早的普安地志书予以辨证。     

“前后七子”的诗文复古与明代文化复古思潮

前人论明代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兴起,多将其原因归结于对"台阁体"文风及宋元诗文流弊之反动上.实则诗文复古乃是明代中叶兴起的文化复古思潮下的文学变奏.它与"书必篆隶"、"器从旧式"、"官名从古"、"礼从古制"等社会风气以及经学领域的汉学复兴、学术领域的考据学兴起、藏古之家的大量出现等,乃是同一种背景下的产物.     

论晋代乱世文学中刘琨诗文的悲情

晋末社会动乱,国家动荡不安,百姓朝不保夕,文人命同鸡犬。黑暗的现实致使众多文士回归老庄,但社会中仍出现了敢于面对黑暗现实的爱国诗人。刘琨是其杰出的代表,其诗文充满乱世悲情,主要表现在乱世亡国之悲、个人命运之悲、人格气节之悲上。形成其悲情风格的原因,主要有乱世时局与坎坷人生、儒学复振与士人反思、对楚辞系列"悲怨"风格的继承等。     

江南地域传统对明代诗文的渗透——以吴中“皇甫四杰”为对象

文章以明代吴中皇甫四杰诗文为对象,考察江南地域传统如何影响明代的诗文创作。从中发现,江南地域传统一直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渗透在诗文创作中。选择富有江南地域特色的物象,营造清新自然的意境,采用繁复的描写和修辞手法,表现江南人的高超才情和文化优越感,是显性渗透的主要方式;而江南士人追求自由、崇尚隐逸的精神诉求正是其内在隐性支撑。江南地域传统伴随着江南人的足迹在明代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文坛的复古与宗派

明代(1368——1644)文学,小说、戏曲勃兴,而传统文学之诗文则表现出为复古风气和门户标榜,这一直贯串到有明一代。其中八股文,这一新兴文体也是从明初开始·绵延数百年之久,直到清末才废止。这种文体,为士子追求功名,在科举制度中考场必作的文章。明代近三百年诗文可分为几个阶段来叙述.但复古主张与宗派的建立则是一致的。一、明初洪武(1368——1398)年间,为复古之萌芽期。这一时期的文人多为元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