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吴中诗文价值解读——以何良俊诗文创作为例

"诗言志,诗言情"是诗歌的最主要功能,然而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二者做了高下之分:言志之作往往得到更高的评价,而言情之作则往往受人冷漠.明代中期诗坛可谓上述情况的最好注脚:复古诗人、诗作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受人青睐,而处于同一时期的吴中诗人群体则极少受人关注.然而实际上吴中诗人雅致的生活情趣,以及反映在诗文中的日常生活主题,对思考如何缓解我们当下日益繁重的生活压力不无裨益.     

论诗文体性之异——明代诗学的一项重要建树

文章以体裁为先。明代诗学的一项重要建树是从功能、表达方式、语言运用等方面揭示诗文体性之异 ,其成果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价值。     

明代苏州文人园解读

园林是历史的“物化”,也是“人化”的历史,明代苏州园林的质和量已臻颠峰,文化格调高逸,熔文学、哲学、美学、建筑、雕刻、山水、花木、绘画、书法等艺术于一炉,也创造了中国文人“隐于市”、“隐于艺”的环境和生活模式,是我们研究明代文人人格建构和审美雅尚的重要物质实体。本文对明代园林物质建构中凸显的人格理想等进行文化解读。     

明代玉带的文化学解读

玉带是舆服制度中体现皇权威严和官阶等级的重要标志物.玉带在承载玉文化的同时,也鉴证了玉带作为礼器制度象征物的存在与实施.明代玉带发展涉及职官制度、服饰文化、玉器制作等内容.明代玉带形制及艺术特点展示了玉带艺术的发展高峰.从文化学角度探讨明代玉带形制的成型和流传演变之迹,分析明代玉带的价值取向及承载的社会文化意蕴,对研究明代文化有着很重要的启发作用.     

江南地域传统对明代诗文的渗透——以吴中“皇甫四杰”为对象

文章以明代吴中皇甫四杰诗文为对象,考察江南地域传统如何影响明代的诗文创作。从中发现,江南地域传统一直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渗透在诗文创作中。选择富有江南地域特色的物象,营造清新自然的意境,采用繁复的描写和修辞手法,表现江南人的高超才情和文化优越感,是显性渗透的主要方式;而江南士人追求自由、崇尚隐逸的精神诉求正是其内在隐性支撑。江南地域传统伴随着江南人的足迹在明代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宦官的文学作为——以诗文创作与作品存佚为研究中心

明代宦官是历代宦官中颇有文化素养的一个特殊阶层，部分知识宦官伴有诗文创作且有作品流传。通过整体性梳理明清遗存文献中关于明代宦官的诗文创作记载，并就其诗文作品的著录与存佚以及思想性和艺术性进行研究。     

以城市书写为视角的明代奇书解读

就文本形态而言,明代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都有贯穿始终的城市书写,但在内容与笔法上,则有浓淡深浅之别。当中国古代城市职能经历"城—都—市",即由军事中心到政治中心再到经济中心的演进时,明代"三大奇书"恰与这种城市职能的演替对应和暗合,如果说《三国演义》突出"城",那么《水浒传》关注"都",而《金瓶梅》则是典型的"市"小说。由此,三大奇书建构了古代文学值得注意的三种人城关系模式:城与城的对抗、人与城的对抗以及城对人的操控。因为涵括了古往今来人城关系最尖锐、最典型的三种情形:以城池为目标的政治争夺、市民对都市强权的反叛、个体在城市中被"物化",所以,描写人与城市的冲突及其后果应是明代奇书的主题内涵之一。     

明代文人对民歌的认识——以冯梦龙为中心

明代中后期民歌再度兴盛,引起文人的广泛关注,他们在序跋、笔记、评点中对民歌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他们将民歌与《诗经》中的《国风》相提并论,将民歌与文人诗文、戏曲进行比较,以提高民歌的地位。他们从方言和曲调两方面论述了民歌的地域特色,高度评价民歌的情真语直的特点,充分肯定民歌朴实、自然的风格。     

明代兵变的转折点——嘉靖朝时局与甘州兵变

明代兵变,自嘉靖朝起便进入了高发期,规模也逐渐扩大,对明代中后期政局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甘州兵变发生在正德朝和嘉靖朝交替之时,不仅开启了嘉靖朝兵变的序幕,且对后来诸多兵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嘉靖朝乃至明代中后期的重要历史事件。由于甘州兵变同嘉靖朝其他兵变相比,持续时间较短,规模相对有限,故关于甘州兵变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基于已有研究,本文对甘州兵变的时代背景、基本过程、明廷应对策略、总兵李隆责任的界定以及兵变的原因与影响等方面做进一步的论述。     

科举制度与明代诗文的式微

有明一代诗文式微,科举制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士人进士及第前绝少涉猎诗文;其二,科举制度下文士写诗作文颇为尴尬;其三,时文流弊浸及诗文写作。当然,这主要就成化、弘治以后的情形而言。成化、弘治以前,情况稍好些,因为明代科举行文程式有一个发展过程,其对诗文影响应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郑板桥咏竹诗文的生态解读

郑板桥咏竹诗文富于生态精神,表现为有呈现心统万象的真气、映射理想人格的真意、洋溢世俗情味的真趣,折射出郑板桥为人的真性情。咏竹诗文重视对"生"态的描摹与表现。通过动态变化写自然轨迹,描绘生命的活跃神采,构筑"生"态意境,赋予"生"态人文精神,郑板桥鲜明的创作个性因此彰显。郑板桥仁人爱民,深具民胞物与的生态情怀,这使得他体察竹性竹情,向自然学习写竹之法,因而在艺术上取得较高成就。     

黄宗羲明文总集的编纂与流传——兼论清前期编选明代诗文总集的文化意义

作为著名的史学家 ,黄宗羲一生致力于保存有明一代文章 ,历时 2 7年 ,先后编选了《明文案》、《明文海》和《明文授读》等书 ,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明代史料。清前期明代诗文总集的编纂 ,表现出借文存人、借文存史的文化意义 ,涵容着丰厚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价值     

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科考弊端及其纷争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 ,科举考试弊端百出。其中冒籍、权臣之子中式较为突出。本文主要讨论二者产生的原因、概况及由二者引发的纷争以及弊端产生的影响     

明代西南地区文人结社现象考述——以巴蜀文人结社为考察中心

明代蜀中文人结社兴起于正德年间,发展于嘉靖年间,至万历时期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逐渐多样化。明代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属于地域性文人结社活动,受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与当地的地域文化相因相习、互为增益,文人通过结社酬唱展示巴蜀地区文人的文才风流,传播巴蜀地区的文学观念。明代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是明代四川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了明代四川文学的发展,对巴蜀文学的传承以及文化传统的构建具有促导作用。     

许筠与明代文人的书籍交流考论

许筠曾结交过众多明代文士，与明朝文人进行交流、交换书籍、探知中国文坛动向。许筠收集中国书籍大体有三个途径：一是作为远接使在接待被派遣到朝鲜的明使的过程中与明朝的文士们相互进行交流时收集；二是作为使节被派遣到中国时收集；三是通过译官和漂流人收集。许筠在与明朝文人交流的过程中，为传播朝鲜的诗文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特别是将自己与其姐姐兰雪轩的诗文集介绍到中国，为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试论科举文化熏陶下的明代文人

明朝以朱注《四书》为科考内容,必然扭曲文人的心态:轻者因皓首穷经而变得思维狭窄、陈腐;重者吹牛拍马、"寅缘阿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丑态百出,人格丧尽.有独立思想的文人起而反思、质疑,走出一条与科举不同的道路:或沉迷学术,或放任自流,以激进的方式回应科举的得失与成败.     

论明代地震灾异与地方治理——以嘉靖乙卯陕西大地震为例

有明一代发生过数百次的地震灾异,其中尤以嘉靖乙卯陕西大地震最为惨重。明政权面对这种惨烈的自然灾害,往往采取发银赈济和蠲免税徭等措施,在地方,大灾之后的饥荒和病疫往往引起地方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而在地方的震后救济中,赈济和救助成效的好坏,往往只能依赖于州县官的个人素质和能力,并以维持社会稳定为地方治理的首要目标。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饮茶生活及其文化意蕴

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饮茶之风浓厚,文人雅士是推动明代茶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与茶息息相关,诸如读书、文艺、社交、旅行等,皆离不开茶.他们煮茶品茗,舒展性灵,在日常饮茶清事中体现价值追寻,寄托理想人生.作为茶文化内涵的赋予者,江南文人对茶性的体认折射出当时文士群体的心性.茶具有平和冲淡、提神醒脑、自然纯真的本性,与江南文人淡泊自守、静虑自省、贵真求真的精神追求相契合,饮茶生活还寄托着江南文人恬淡闲适的隐逸情怀,由此为明代茶文化的发展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所呈现的文化意蕴,构成了明代茶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     

明代文人参与创作对中国古代戏剧的影响

由元入明,随着剧作家的主体逐渐由元代的下层文人和勾栏瓦舍的艺人群体,向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上层文人的转变,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戏剧语言雅丽化;伦理说教色彩变浓;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得到发展;戏剧取材时事化;讽刺剧进一步发展;杂剧衰微,传奇兴盛。     

文人剧和南杂剧——明代杂剧艺术论系列之一

没有早期文人剧作家在观念上的突破 ,也就没有后来南杂剧的兴起和成熟。同样 ,没有南杂剧 ,文人剧也就始终只能在北杂剧的阴影里徘徊 ,无从在艺术体制上形成自己的特色 ,难以在戏曲史上占据一个方面 ,充其量只是元曲北剧的末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