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安诗人个体人格之重建：－建安时期诗歌创作的时代风格之形成研究之一

建安时期皇权和儒学两大权威的失落,儒衰道长的思想学术倾向,理想之幻灭与信仰之危机,乱世对生命的压抑和摧残,成为建安诗人个体人格重建之主要动因.建安诗人群体生命价值体系的轴心明显偏向"自我",心灵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个体人格的构建及自觉以任性、达情与尚才为表现形式,共同构成了建安诗人个体人格重建之特质.     

论黄初文学的生成

从政治、哲学思潮、士人心态和文论等方面揭示黄初文学的生成。黄初政治有值得歌颂之处,被改造的儒学和五行学给劝进文、京殿赋提供了理论根据,士人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使建安激情消退。但在曹氏宗室曹丕、曹植、曹睿又、何晏身上,原始儒教及其变种援道入儒还部分保留着,他们的作品还保留着建安余绪。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亦对黄初文学有指导作用。     

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建安原是东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年)。文学史上所谓建安文学,时间范围稍广,指曹操、曹丕、曹睿(所谓曹魏三祖)当政的一段时期,即汉末魏初。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和党锢之祸,沉重地打击了提倡儒学的豪门世族。后来曹操尚法术,曹丕慕通达,都不重儒学。曹操、曹丕、曹植、曹睿等都爱好文学,不但自己大量创作,而且手下招集了许     

文学史上真正开宗立派的文学家产生时代——以建安文人的创作实绩与明清文论为例

建安(东汉献帝年号,196年-220年)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大批作家开始涌现的时代,有些相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笔者主要从建安文人的文学实绩和后来明清时代的文学评论者对建安文人的评论出发,对建安文学予以新的审视,认为建安是我国文学史上真正开宗立派的文学家产生的时代。     

康有为与梁漱溟:辛亥革命后十年间儒学价值观重建的两条路向

辛亥革命后十年间(1912-1921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儒学开始失落,儒学价值体系走向解体。面对儒学史上的这一大变局,一些儒家知识分子开始对儒学进行新的反思,力图在新的时代重建儒学价值观。康有为延续了清末尊孔思想的主张,借鉴西方宗教形式,尝试将儒学宗教化付诸实践;梁漱溟则从学术思想领域出发,围绕儒家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关系,重建儒家人生哲学,开创了现代新儒学的复兴道路。他们对传统儒学价值观的新阐发和新追求,既有相似的立场,又有明显的分歧,呈现了儒学在此期间复杂的变迁过程。     

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和由来

东汉末年,汉献帝在位的建安年间,在曹操义子的网罗、奖掖、倡导和亲自参与之下,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时代要求,涌现了一批在文学风格、内容与表现形式等方面都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新的文学家。通过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开拓了建安文学的新局面。这批文学家的     

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

陆贾是汉代儒学改造的先驱.他面对秦汉间新的政治形势,积极提倡儒学,自觉对儒家思想做出调整,并在调整的过程中有选择地吸收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使儒学的宗旨与功用逐步为刘邦朝廷所认识,促成了儒学与君主权力的结合.     

建安文人创作以赋为宗论

建安时代 ,各体文学都有新的发展 ,呈现出新面貌。论者一致认为建安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这是今人以现代的文学眼光审视建安文学而得出的看法。其实 ,建安文人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辞赋为当时文学之宗 ,且致力于辞赋的创作。就此问题从以下三方面论述 :建安文人重赋不重诗 ;建安文人在重要的社会活动中多用辞赋抒情达意 ,而很少使用诗歌 ;建安文人所创作的诗、赋数量相当 ,难分主次 ,辞赋足以和诗歌分庭抗礼。     

论古诗“建安曹植”说的学术史承续

现当代的古诗十九首学术史,从徐中舒的建安说到梁启超以东汉含有建安的折中说法,再到罗根泽的建安说,是一个渐次接近历史真相的过程。其中梁启超探索十九首等问题的方法论,为后来者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宇文所安先生新著《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为汉魏古诗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野。笔者的古诗建安曹王说,提出古诗不仅仅是建安时期的作品,而且是曹植甄后不伦之恋的结果;这一结论,正是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成的。     

儒学式微下的文学嬗变--东汉中后期、建安时期诗、赋变迁的历史考察

在儒家思想渐趋式微的东汉中后期和建安时期,文学经历了若干重要的演变。诗、赋等纯文学文体越来越得到文人的关注,文人的数量和诗、赋的创作数量急剧增加。诗歌在内容上有了大胆的突破,形式上也进行了革新,五言诗成为最流行的诗歌体式。辞赋在形式上由大变小,由体物转向抒情,一度消失的艳情赋重新崛起。在儒学思想的束缚日趋减弱后,文学加快了向自身复归的步伐。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衰落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学术思想多元化发展时期。期间玄学兴盛,佛道流行,而在两汉居于统治思想地位的儒学却衰落不堪。本文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特点、学术思想盛衰消长的客观情势以及儒学自身的状况去探究儒学衰落的原因,以有助于总结思想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东晋的玄学新义及其对玄言诗的影响

永嘉南渡之后,玄学在东晋时期产生了新的变化。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主要是玄释合流带给玄学原有概念的变化,以及对逍遥论的新解等方面,由此也揭示了东晋时期,玄学开始让位于佛学的趋势;反映在文学发展上,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所谓的佛理玄言诗。士人通过玄言诗这种形式,阐述佛理,其中僧人支遁是杰出的一位。他的佛理玄言诗,不仅宣扬佛理,而且在许多方面出现了诸如山水诗的一些描写特征,对后来谢灵运山水诗革新诗风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西晋玄风与咏鸟赋的意象创造

谈玄之风始于正始年间,持续至东晋末期。玄风对两晋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玄风影响,西晋时期咏鸟赋的创作较为繁荣,其意象类型主要有:"玄鸟"意象、"逸鸟"意象、"儒鸟"意象等。三种鸟意象的出现显示出西晋时期的咏鸟赋创作既与政治密切相关,也与当时玄学风气密不可分。     

曹魏儒学之传播与分布格局

儒学在经历了汉代的发展以后,至东汉末,由于社会的动乱,出现了短暂的衰落,然而,同样因动乱而引起的中原士民的迁徙,却带动了儒学由中原核心区向四周的传播,从而扩大了儒学影响的地域范围。曹魏立国以后,亦力图儒学的恢复与发展,在政府的倡导下,儒学化的地方官员多劝学兴儒,在地方行政中最大限度地推广儒家的文化价值,又加强了儒学的传播力度,重新巩固了东汉以来形成的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儒学核心区的地位,奠定了西晋儒学的分布格局。儒学在曹魏时期进行地域扩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塑造底层民众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价值观。     

东晋时期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思潮

鉴于西晋“清谈误国”的深刻教训,反省和批判玄化士风及其社会危害成为东晋时期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思潮。其中既有门阀士族社会朝廷当轴执政者和地方军政人物对玄化风气的指责和矫正;也有出自寒门阶层、崇尚刑名法术的文吏之士对“清谈误国”的抗议,表现出强烈的务实作风;更多的则是一些崇尚儒学的思想人物对玄学流行有损儒家礼法制度的激烈批判。这种反省与批评思潮,就时间段而言,虽贯穿于东晋一代,但以东晋前期最为集中。就思想倾向而言,虽有高级士族阶层玄化名士,但以崇奉儒学和刑名的思想人物为多。就侨人与南人的分别而言,南人不仅所占比例颇高,而且言论激烈。这些特点,都是由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东晋时期的主流士风仍然趋于玄化,这也决定了这一反省与批判思潮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诸多局限性。     

蒙文通经学四变述论

蒙文通的经学思想承廖平而来并加以发展。他批评汉学流弊 ,倡鲁、齐、晋之学 ,以地域分今、古 ;破弃今、古文经家法 ,而宗周秦儒学之旨 ;其后 ,蒙文通又提出汉代经学乃融会百家 ,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的见解 ,推崇西汉今文经学 ;后于晚年对今文经学提出批评 ,认为今文经学乃变质之儒学。蒙文通的经学思想内涵丰富 ,经历了四次变化 ,值得认真总结与研究探讨。     

金朝儒学与文学

金朝儒学驳杂而不统一，流播着许多派别。新、旧儒学并存的格局是构成金朝文学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元素之一。金朝境内旧儒学思想的回升，是整个古代儒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运动形式。北宋理学诸流派起初潜存于民间，后来随着南宋理学逐渐北传以及文人纷纷涉足，新儒学终于在金末元初蔚为大观。终金一朝，盛行于士林、文坛并对创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理学派别是被认为非正宗的蜀学。文人对儒学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类型专门致力于研习和传播新、旧儒学，以纯儒自居；另一种类型博采杂取，兼容众说，于儒学之外叉濡染释、老。儒学对金朝文学的意义主要反映在3个方面：首先，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中；其次，出现了许多阐发儒家思想尤其是宋学的诗、文作品；再次，文学活动中的文以载道、修辞立诚的意识得以强化和深化。儒学对金朝文学的作用表现为正、负两方面。金朝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较好地解决了文、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儒家思想对文学的阻力。     

唐宋古文运动复古实质初探

一、唐宋古文运动是复古而不是革新。其领袖不仅大张复古的旗帜 ,而且十分忌讳“新变” ,不可能为革新。唐宋古文运动伴随当时复兴儒学的思想运动 ,摧毁了魏晋以后新生的尊重人的个性的玄学 ,独尊了复古的儒学 ,不能为革新。古文对骈文的胜利乃文言战胜口语 ,古代句法、词汇战胜时下流行的语汇 ,只能为复古。二、唐宋古文运动是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的反动和倒退。 1 终止了魏晋以来未能完成的“文笔之辨” ,使文学观念趋向模糊 ;2 贬低文学 ,使魏晋时几乎独立的文学 ,又成儒道的附庸和工具 ;3 从“化成天下”角度论文 ,有意模糊文学观念     

论晚明启蒙思潮与晚明人的觉醒

晚明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期,这一时期,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崛起.作为理学异己因素的启蒙思潮,伴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渐渐走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前台.启蒙思潮的兴起,不但对理学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颠覆,而且在张扬人性自主精神的同时,唤起了人们的觉醒.晚明人的觉醒与魏晋时期的人文思想解放相互辉映,绘就了我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史上的两朵奇葩.     

佛教绘画中国化的启示

通过文献记载佛教绘画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曾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夷""夏"二体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在"以夏变夷"这一思想指导下,东汉至西晋是佛教绘画实现中国化的第一阶段。西晋至东晋是第二阶段。东晋末至唐末,是第三阶段。唐以后中国绘画的民族风格,就是在中国本土绘画风格不断地吸收和溶化外来绘画风格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研究自东汉以来佛教绘画传入中国后,"夏""夷"两体绘画风格的融合及中国画民族化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在继承本土绘画的民族风格基础上,要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对处于新的中外绘画交流与碰撞背景中的当代中国画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