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中俄国形式主义的传播与接受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俄国形式主义在我国传播与接受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展开的。在这一语境之下,俄国形式主义一方面因和后现代文学观念抵牾而受到訾议,另一方面因其对文化研究的救弊作用而在文学理论批评的重建中被重新发现价值。俄国形式主义在我国1990年代以来传播与接受从"抑"到"尊"的走向表明,我国文学理论批评正从现代型向后现代型转型,并进而走向成熟。     

“行走苏俄”的时代意蕴——以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为研究案例

“走俄国人的路”,是“五四”以来中国一道最大的政治选项与政治命题。中国“走俄国人的路”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苏俄革命与建设成功的榜样作用下产生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前赴后继地赶赴苏俄,除了经商、劳工及旅游这些以解决自身生存、娱乐为“纯客观”目的外,从本质意义上讲,绝大多数人赴俄的目的是为了“取经”,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由于不同的国内矛盾变化,不同的时代需要,在本质上“寻求救国真理”的大前提下,“行走苏俄”具有不同的时代意义。     

俄国形式主义接受中的思维问题与当代文论转型

俄国形式主义融入中国文论的过程,也是中国文论转型中克服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思维的过程.俄国形式主义在中国最初遭到拒斥及随之的全面接受,都受到中国当代文论转型中二元对立与本质主义思维的影响;而20世纪90年代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综合性解读,则标志着中国当代文论对二元对立与本质主义思维超越的开始.不过,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建还远远没有消除二元对立与本质主义思维的影响.本文认为:只有缩小文学本质的逻辑内涵,扩大文学本质的逻辑外延,文论转型与重构中的二元对立与本质主义思维才可能被超越.     

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研究——以20世纪20年代苏俄教育导入中国为视角

由史料考察,20世纪20年代苏俄教育导入中国的主体为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走出国门的记者、留学生和来华的苏俄人。该时期苏俄教育的传播具有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苏俄教育的传播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密切联系的,苏俄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宣传影响教育的引入,当时中国接受和传播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各取所需来传播的,只是初步导入苏俄教育。     

文学性:百年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追求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以对于文学理论科学化的追求为百年文学理论确立了现代性风标,百年文学理论产生了许多学派,但大多与俄国形式主义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特别是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文学性”问题,为各家各派凝定了现代性的魂魄,而百年文学理论的内在理路,也受到俄国形式主义现代性内涵的规定。     

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政权与政府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根据俄国、印度和中国的材料,研究和阐述了东方国家旧政权与旧政府的特点,揭露和批评了其弊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旧政权与旧政府是与农民生活的孤立性相互适应的:俄国等东方国家集权的政权与政府往往帮助新生资产者剥削农民;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政权与政府往往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使本国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列宁提出,沙皇政权实行的是专制君主制或无限君主制,由沙皇独掌全部政治权力,残酷统治和压迫广大人民.十月革命时期及其以后,列宁领导苏俄人民对建设新政权与新政府进行了探索,形成并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观点: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列宁主张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与政府;1918年春,列宁主张建立坚强有力但受到有效监督的新政权与新政府;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主张建立有文化的国家机关和精简与节约的国家机关;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1919年共产国际建立以后,列宁主张在东方一些国家建立农民代表苏维埃--这些国家的新政权.     

什克洛夫斯基论“戏仿”

什克洛夫斯基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同时他的戏仿观也是整个俄国形式主义的戏仿理论的杰出代表,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戏仿是一种"裸露艺术手法"的手法,是打破词语的"自动化",使文学形式"陌生化"的手段之一.同时,戏仿能从陈旧的形式中创造出新艺术形式,因而对艺术革新具有积极的意义.什克洛夫斯基的关于戏仿问题的论述,无论对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戏仿理论还是对整个20世纪的戏仿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俄国形式主义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在20世纪思想史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的相遇是一个相当微妙的话题.然而遗憾的是,二者的相遇和对话却往往为学术界所忽略.剖析西马学者们对形式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可以为更好地理解俄国形式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维度.     

刘师培与俄国形式主义关于“文学性”问题的比较研究

刘师培指出要通过"正名"方式来实现"文"的审美特性,这种理论思路与俄国形式主义通过"陌生化"手法实现"文学性"的文学理论之间体现出一致性,他们都选择从改造文学语言入手,来突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刘师培的"正名"思想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在对文学语言的取舍方面表现出雅与俗的审美差异,在文论命运、审美趣味和文论指向等方面也存在不同。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理解刘师培文学思想的现代性意义。     

陌生化,或者不是形式主义--从陌生化理论透视俄国形式主义

本文力图揭示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所具有的逻辑内涵和哲学思想 ,并尝试论证陌生化形式包蕴着丰富的审美内容 ,从而由此实现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新的理解 ,即以陌生化理论为内核的俄国形式主义 ,其“形式主义”观念实际与一般传统的形式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无论是从思想深度还是从审美价值的视角出发进行比较 ,前者都远远地超越了后者 ,可以说是一种深刻的、充实的、辩证的“形式主义”。     

中国传统哲学的政治依附性与"中国哲学"的特质

"中国哲学"作为西语东来以后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表达,离不开本土思想文化在历史中的意义.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创生、传承的承担者--"士"人阶层的经济地位、社会身份、价值取向等所形成的"依附性"生存方式,对其所可能采取的思想文化态度产生重要的影响; "科举""文庙"制度的施行,强化、稳定了"士"人阶层在社会角色中的"政治依附性"特征. "士"人阶层依附性的生存方式以及科举与文庙制度的规制作用,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为哲学)以"内圣外王"的治世之道为轴心,体现为以如何治世为学术宗的的政治依附性特质. "中国哲学"作为思想文化的这种本土化特质提示我们:"中国哲学"既不能简单化为几对范畴合逻辑的排列组合,也不能以西方哲学的问题模式套用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料上. "中国哲学"应该走到中国人的生活里,回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中,以本土的现代意叉从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旧魂"中,才可能引出属于中国的哲学"新魂".     

洛特曼与巴赫金在俄国形式主义上的对话

作为20世纪前苏联两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符号学家，洛特曼和巴赫金由于各自的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特别是前者作为俄国形式主义彼得堡的继承者，而后者一开始就是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者的出现，他们在对待俄国形式主义的态度上似乎有着天壤之别。然而，我们发现纵观洛特曼和巴赫金前期和后期研究，他们在俄国形式主义上其实是一种难得的对话关系。笔者试图剖析两位大家各自研究领域内这种对话关系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论苏俄犯罪概念对特拉伊宁犯罪构成学说的影响

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学说对中国影响十分深远,而苏俄的犯罪概念,乃至此前沙皇俄国时期的犯罪概念都是特拉伊宁犯罪构成学说形成的重要前提。尤其是苏俄时期的犯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特拉伊宁的理论。苏俄时期立法机关、刑法学界均对犯罪概念进行了长期讨论,最终形成了以犯罪本质即社会危害性为特征的实质概念,其中刑事违法性特征居于次要地位。在缺少罪刑法定原则制约的背景下,特拉伊宁在实质犯罪概念的框架之下建立起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犯罪构成理论,从而使苏俄践行法制原则成为可能。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不平等条约——基于孙中山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探讨

民族主义概念的出现要早于不平等条约,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可以用"革命排满"来概括,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虽然该口号很大程度上具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成份,但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动员效果,并引导了辛亥革命顺利进行。"五四"以后,孙中山力图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致力于为其民族主义注入新的内容,以图在中国寻找到一个可以广泛动员民众的口号,不平等条约概念应时而出。当三民主义被解释为是为了打倒不平等这一层面,而民族主义专是"对外打不平",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就水到渠成了。苏俄与早期中共在促进孙中山将不平等条约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亦是一个重要因素。苏俄将民族自由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相结合的宣言无疑给孙中山以启迪。孙与苏俄的合作所求的不仅是外交,而是舆论和人心,争取的是寄予苏俄无限希望的国人。     

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论述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其革命理论与实践部分源于他对俄国革命的关注与思考.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密切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以更多笔墨论述俄国革命并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论述苏俄建立后的诸种境况时,中国的政治前途始终是其思考的落脚点.1924年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零距离感知了苏联建立后的社会状况,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道路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考察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观察和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思考,可以加深我们对早期中共领导人为何选择俄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如何将外国的革命经验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之中的理解.     

文学特征论:形式、文笔与诗法——俄国形式主义与中国古代文论之比较

对比俄国形式主义与中国古代文论对文学特性的探讨和对文学诸特征的研究,从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对形式的强调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来看,二者不乏相似之处;但由于发生在不同的时代、产生于不同的文化,二者仍然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论列宁关于苏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途径特殊性的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以深刻分析和正确认识俄国的特殊国情为逻辑起点,对苏俄的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逐步形成了关于苏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途径特殊性的思想。列宁的这一思想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评《西方形式美学问题研究》

汪正龙的《西方形式美学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是对20世纪通常被称为“形式主义”的四个主要理论派别——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的一个总体研究。该书给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以基本问题的方式发掘并清理了形式美学的概念谱系。但是,作者对形式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形式美学本身,他还关注形式美学得以形成和演变的历史渊源,关注形式美学与当代文学理论以及本土学术的关系。因此作者不仅以宏阔的学术背景为依托讨论了形式美学的“问题系”,还讨论了形式美学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情况以及建构…     

魏特夫与近代中国学术界

西方汉学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与近代中国学术界颇有渊源.他广交中国学者,其著作在我国学术界也甚有影响.然而,他的治学方法(以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历史),虽在中国赢得了部分信徒,但各派学者对他的批评并不少见,且中国主流学界并不认可他的成果.魏特夫在近代中国学术界的情形,若比较兰克、伯希和、白鸟库吉等人,便能说明外来理论学说为什么需要在本土的文化传统中寻找结合点,始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盲目接受西方某种研究历史的"范式",而不考量本土文化因素,这种尝试鲜少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对文化互动中中国文化"失语"问题的反思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文化互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从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西文化互动关系中,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是如何学习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逐渐失去了话语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互动中中国文化的"失语"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提出了所谓的"失语症".但所谓的文化"失语症"并不是西方"话语霸权"对我们的强暴,而是面对新的文化现象、社会问题我们缺少表达的新话语.为克服"本土文化的失语",我们首先应对"西方话语霸权"进行重新审视,不能把来自西方的话语统统列为"霸权"行列;其次,要坚守本土文化的话语权.最后,必须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土壤,重建我们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