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

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世界"轴心时代"人类精神觉醒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类觉醒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在古代中国每个阶段的人类觉醒都有不同的特点,人类精神觉醒表现在诸子百家的思想的各个方面,尤其表现在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中。这种精神已经深深植根于古代中国人的骨髓,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     

论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

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天人关系方面,人们更关注人间的利害,由人而天,不再盲从于天命鬼神;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人们不再受制于自己生活于其间的小圈子,家族束缚减弱,思想言论趋于自由和多样化,个人独立意识增强,人们开始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人性问题上,人们对自身的本质也进行了反省,开始关注人的价值。春秋时期人的精神觉醒有其内在与外在的历史条件。     

儒家民本思想与西方“被统治者同意”理念之比较

政治合法性是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从历史上看,古代社会把政治合法性基础归于自上而下的天命以及与这种天命相应的内在德性。近代西方的政治合法性理论进一步提出了主权在民的“公意统治”和代议民主制的“法理型统治”。本文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和西方的“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人本思想的理念以及由此导致的制度设计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能够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理论提供更丰富的理论支持。     

“天人合一”与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态

“天人合一”的思想使天命成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也使民众对政权的认可转变为对统治者与天命之间的关系的认可.并且形成了双重性的认证方式:短期内,通过对话语权的控制来宣称对天命的拥有；长期内,则通过俘获人心来证明不负天命.这种独特的认证方式衍生出古代中国的两大政治法则:结果重于过程和以实力论英雄.这两大法则恶化了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同时,灾异谴告的模式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频繁的改朝换代、大规模的战乱、长时间的高压统治成为古代中国的常态.     

中西古代“伦理”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儒学伦理的思想基础与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哲学思辨与理性精神的认识基础、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以及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的。通过中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正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等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论西汉王朝的正统化

正统,指在中国古代的政权更替中,一系相承,得到普遍承认的,统一全国的王朝。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其正统地位受到人们的怀疑,西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以天命所授、美德所致、通于鬼神,顺乎民情四种策略从理论上肯定了其正统地位。这四种策略在西汉以后的改朝换代中,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一种政治模式。     

殷周之际精神信仰的嬗变

殷周之际,政治与文化发生了剧变。这种剧变的背后是精神信仰的冲突。殷商崇拜以帝或上帝为代表的自然神,带有宗教的性质;西周则崇拜以天或天命为代表的人格神,具有理性的光芒。相较之下,西周更注重外在的天命与内在的德性之间的互应,并用"以德配天"的方式进行思想教化。由此来看,西周的思想中已有人文的因子与人性的觉醒,这为"轴心时代"的思想大解放奠定了基础。     

先秦思想家对“必然性”的探索

中国古代哲学,是伴随着古人对“必然性”的探索而诞生的。具体地说,中国古代哲学是在对宗教天命论的束缚作最初的挣脱之中诞生的。随着这种挣脱力量的增强,古代中国人的理论思维能力日益发展,最后导致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思想大解放。本文把先秦思想家探索必然性的历程,作一个粗线条的勾捋。     

新书导读

张海英博士专著《先秦道家天命鬼神思想研究》2014年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针对不少研究者提出的先秦道家不相信天命和鬼神的观点,用大量的具体论据进行了批驳,认为道家相信上帝,也相信天命,道家所言天、命依然具有神性义。道家并没有否认鬼神,也有灵魂不死的观念,但对鬼神的权威表现出一种超越思想。对当时社     

宋代的惩“巫” 扬“医”

在中国古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知识能力的十分低下,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自然界和人体生理上所发生的许多现象无法理解,特别是疾病、死亡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常常被看成是鬼神作祟、祖先示罚.人们渴望有种什么力量或什么人能使他们从这种病痛中解脱出来,于是,在对鬼神或祖先的一种畏敬中产生了对它们的崇拜,而作为人与鬼神之间的代言人——巫觋也就应运而生了.巫觋往往吸取了某些民间的药物知识和治疗经验,利用人们的愚昧无知,以神与人之间沟通者的身份,采用符咒、驱神、祈祷、祭祀等迷信方式和手段为人治病,使医疗活动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人们服药病愈,反误以为是巫觋法术灵验,或曰“由祷之勤也”.若病未除或病情加重甚至死亡,则认为是天命所定,“乌能与天时抗乎?”其结果是既阻碍了医学的正常发展,又贻害了不少人的性命.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关于形神关系的论争

无神论是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贯穿无神论观点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就是在同宣扬宗教迷信的各种唯心主义思想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天人关系”和“形神关系”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以下仅就形神关系方面的论争,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一) 先秦两汉时期,以天人关系为中心,在思想领域内展开鼓吹“天命”论与反对“天命”论的论争,这是当时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主要内容;同时形神关系的论战也在宣扬鬼神迷信与反对鬼神迷信的斗争中逐渐地开展起来,展示出我国古代无神论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论先秦儒家思想源起的几个问题

儒家思想是中国先秦以降最重要的思想主流,其统领和主宰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两千多年.其源起和史上的“三祖文化”、分封社会、天命鬼神观与《周礼》的源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基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对三祖文化、封建社会、天命鬼神观和《周礼》的追根溯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儒家思想的起源.     

从天命鬼神看孔子的人文情怀

春秋时期,随着德性主体意识及人文精神的崛起,神道设教宗教意识形态发生明显变化,逐步为人道、人伦、人文关怀所取代;孔子借天意以明志,知命义而精进,敬鬼神而远之的天命鬼神观念,鲜明表现了这一趋势;孔子天命鬼神观所蕴含的人本主义精神,既不同于道家的自然主义,也有别于墨家的实用功利主义,对传统文化及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发生深远影响。     

西周德教的实现路径

殷周之际的政治、文化与思想存在着剧烈的变化,这是历史不断发展进化的结果.就思想而言,西周所宣扬的德不仅是当时的主流思想,而且也是一种价值本体.天与德的合一,既是周人对自身行为方式的价值判断,也是对统治秩序的理性诉求.当然,这种精神需要一定的形式渗透到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因而德教作为精神的实现形式,就成为统治者亟须解决的问题.西周德教尤为简捷的形式便是话语和言辞,其次是祭祀、礼乐、刑罚等规范形式,而其落脚点在于敬德保民,以便维护自身的统治.这表明,周人思想中已有人的发现与觉醒,对先秦儒家思想乃至中国古代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浅析“轴心期现象出现在中国的原因”

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前在中国、印度、希腊三个地区同时出现了精神运动的繁荣,它反映出人类意识的觉醒,这正是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期”理论。而中国的轴心潮现象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它的产生除具备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三种原因之外,还存在与印度、希腊文明所不同的特殊因素。这种特殊因素也是三个地区在共同经历了这次“哲学突破”之后,中国文明与希腊、印度文明产生分野的主要原因。     

试论殷周“天命观”的演进

西周代殷,标志着中国奴隶社会由初级不发达形态进入了完备的成熟形态。无论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出现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方面,周朝以它统一的王国、强大的王权、较完备的宗法道德制度,显示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作为殷周哲学,政治思想的天命观来看,这种变化尤为显著。为适应和推动殷周之际的改革,周人天命观较之殷人发展了一步,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是在性质和客观效果上都有许多新特点。它突破了殷人在宗教意识的束缚下对天命蒙昧的认识和粗陋的利用,开始运用理性,把维持奴隶社会秩序的“德”的原则作为更重要的精神实体来和上帝相配,使人们     

回归民族文化原本 探究中国悲剧精神——百年来“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

“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经历了近代启蒙话语、现代启蒙话语和民族本土话语三种不同话语形态。蒋观云、欧榘甲着眼于“戏剧改良”,从戏剧类型视角提出“中国无悲剧”的问题,偏向于近代社会启蒙话语。王国维第一次把“中国有无悲剧”问题带进悲剧精神层面,鲁迅、胡适受到王国维的影响,从“国人之精神”“国民性”视角分析“大团圆”戏剧结构。熊佛西、朱光潜、钱钟书依据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西方经典悲剧理论,用西方的“绳墨”量度中国古代戏剧,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的悲剧。20世纪30年代以后,戏剧理论研究中的民族话语逐渐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季思、张庚、陈瘦竹等学者悲剧美学、戏剧精神、戏剧形式结构等层面,回归本民族文化立场,基于中国戏剧发展实践,参证西方悲剧美学成果,揭示中国古代悲剧“悲喜相乘”“崇高”“悲愤”等美学特征,肯定中国古代悲剧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由此可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应该基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艺实践,将“悲剧”放置在中华民族长期的社会变迁中,放置在中国人的文艺创造心理机制,放置在中国观众长期养成的文艺欣赏心理机制,参证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悲剧美学成果,方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悲剧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     

论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中的"天命"思想

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中对历史事件作出文学性解释时实际呈现出模式化特征,历史＂天命＂思想是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主要的解释模式。历史＂天命＂思想在创作中将历史发展的＂已然性＂转换成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强调对历史发展结果的无条件认同,在很多时候,它以佛教的＂因果循环＂形式出现。将推动历史发展、决定历史结局的主动权完全交给那些拥有＂天命＂的帝王将相,或者反过来,赋予这些历史活动中的帝王将相以＂天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集体性格中的某种奴性和政治冷漠意识。但是一些优秀的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又突破了这种历史解释模式,为中国历史小说类型的发展保存了一脉宝贵的精神财富。     

略论中国传统哲学中“外儒内道”的人生智慧

中国人喜欢讲尽人事，听天命。人总是会遇到无可奈何的既定境遇，人应该做出较好的选择和努力，而不应该自暴自弃，无所追求。在真实的生活中，既定的不幸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可以有较好的选择或不可以、不应该有某种精神的追求和满足。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居于中国文化的显层。道家则处于深层，多数时候隐而不显，但却渗透到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外儒内道是中国古代士人中最常见的一种人生态度。这在现代社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从《牧誓》、《顾命》看“王、玉”的辩证关系

《尚书》是记录上古帝王言行及礼制的著作,阅读文本可以发现其中出现频率很高的汉字有"王"和"玉",二者对应出现在各类仪式叙事中,显得既重要又密切。从人类学视角研究王和玉可以发现:在原始宗教信仰语境中,王和玉是神圣言说的主体,对汉语文学发生活动具有决定性、支配性的作用。在古代权力书写语境中,王和玉就像命运共同体,同时出现在仪式展演中,宣示了权力的完整性和权威性。二者辩证统一,角色上体现了人——神的对应关系,功能上体现了主生杀——掌神通的特征。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中国古代人文价值观中的天命神授、天人合一的思想,二者的结合阐释了中国古代文化大传统——玉传统在古史叙事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