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价值累加理论的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发生及治理

社会转型背景下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探讨如何处置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结合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实际,分析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并相应提出治理路径,以期促进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也为其他冲突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能力建设视角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多元的社会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失衡,导致当前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意识形态僵化、组织建设集权化以及资源投入的“异化”严重制约了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效率。因此,从制度能力、组织能力以及资源能力3个方面来强化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能力建设,应成为各级政府的优先议程。     

环境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研究 ——基于多案例比较分析

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并且环境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发展迅速,影响深刻,探讨其网络舆情引导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发生在2005—2017年间的24个环境群体性事件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发现:环境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包含多元的引导主体、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主动的网络议程设置、联动的线上线下行动、及时的信息公开与回应、完备的网络舆情监测与预警和稳定的制度支持7个要素,环境群体性事件类型对网络舆情引导要素与事件治理结果之间的关系具有影响作用.     

我国利益集团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探析

我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是多维的,我国利益集团对群体性事件的的影响是诸多原因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基于这种认识,依据我国现有的利益集团对群体性事件的作用,厘定了我国利益集团的类型和特点;进而对我国各类利益集团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机理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利益集团视域下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对策进行了探讨。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初探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信息失灵、举措失当、缺乏长效机制等缺陷,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有助于促成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对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善治及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意义深远。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发挥信息收集与传递、沟通与协商、社会服务与监督、宣传教育等功能;同时,其在参与过程中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并树立长远目标。     

协商民主视域中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

近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参与不足导致的环境决策异化。协商民主强调公民平等参与,在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环境决策,增强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信,在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以协商民主的方式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推动政府从"统治型"向"治理型"的转变,加强协商平台建设,公开环境信息,培育和引导环保组织积极参与协商。     

论政社关系视域下的治理现代化——基于4类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需要重新思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以增加政府合法性和增强社会活力。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四类群体性事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强政府与弱社会的关系格局只是宏观的概况,微观上则呈现为具有自主性、自利性和独立性的强势基层政府与弱势的社会,正是因为基层政府的强势,而引发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因此,政社关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应从治理行为、治理主体、治理机制、调解层次以及考核评估等五方面着手。     

发展政治学视阈下的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与对策

当前群体性事件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稳定。基于发展政治学的视阈,分析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社会转型是其时代条件;社会发展不均衡是其社会条件;政治文化的偏差是其文化条件;制度供给不足是制度条件。要治理群体性事件则须采取以下措施:转变政府职能,建构服务型政府;提升公民政治素养,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建构和完善制度平台,形成利益协商机制。     

群体性事件与公民社会构建

基于公民社会理论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期,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公民社会不健全,公民组织的匮乏,民众与政府对话平台的缺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素质,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培育和壮大公民组织。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对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体现在:从治理理念上来看,它是理性化治理;从主体参与上来看,它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治理机制上来看,它是法治化治理。沿着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中国应该转变国家治理理念,寻求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之策。     

大数据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目标与路径

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政府治理变革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大数据将推动政府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方式的创新。政府治理的目标就是应用大数据实现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在运用大数据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过程中,应通过数据共享优化政府治理结构,通过政务形态信息化调整政府治理关系,通过政务平台技术化重塑政府流程,借用大数据来提升政府创新能力,通过数据应用法制化提升政府法治水平。所以,政府必须要主动适应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的大趋势,以此推动政府治理的变革与创新,进一步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治理理论之于中国的选择逻辑——一种“民间组织”的分析视角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中国继续着理论借鉴和移植的步伐。哪些理论值得并且适于借鉴？需要通过哪些途径进行移植？这些都是在制度移植的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文章选取治理理论与民间组织分别作为理论借鉴的对象与载体,探寻治理理论与民间组织的内在价值,并从中挖掘两者之间存在的相互通融的逻辑与价值,从而为以民间组织为载体的理论移植提供合法性解释,指明可行的方向与途径。     

网络拟态空间的意识形态治理路径

大数据、云时代的到来,将人们从现实空间延伸到拟态空间,拟态空间是一种对人们“观念世界”和“意识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的象征化、拟似化的虚拟空间,网络拟态空间具有“难控性”与“可控性”的二重性.网络拟态空间的治理应该从统筹布局、完善机制、内容建设、议程设置、环境建设等方面保障主体参与治理的原动力、调动网民参与治理的源动力、增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力,最终形成网络拟态空间意识形态的治理合力,达到“善治”的目标.     

新冠疫情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造成历史性打击,但也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国际合作在应对疫情和促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了新治理需求,疫情相关的问题涌现突出了网络空间治理议题的新重点。同时,人们探索和适应新兴技术的步伐也得到加快,新技术将成为重要治理手段。但疫情之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网络空间大国的激烈博弈使国际合作意愿不断受挫,网络安全、逆全球化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强,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效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并且在新技术部署等方面,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显露出明显的滞后性。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为国际社会与我国更好推进这一议程提供可探讨的方向。     

全面从严治党的逻辑演进与高校的实践路径

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汲取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在加强党的建设、深入推进管党治党中的生动实践,蕴含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新时代的十年是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化发展,不断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全方位、深层次影响的十年。全面梳理全面从严治党的逻辑演进,深刻认识高校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新任务新挑战,进一步明晰了新形势下深入推进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是坚定不移把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理论支撑和实践要求。     

专用性投资治理模式选择对于企业绩效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用2009-201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纵向一体化和股权联盟两类专用性投资治理模式的治理效率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专用性投资治理上,相比纵向一体化,股权联盟这种混合治理模式效率更高;随着专用性投资的增加,更多的选择纵向一体化治理模式,并不能显著的提升企业绩效,但是,更多的选择股权联盟治理模式,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本文的研究深化了交易成本理论对于专用性投资治理模式选择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民本之极限”还是“民主之萌芽”——黄宗羲政治思想定位

黄宗羲从“万民忧乐”的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并试图对君权进行制约。但黄宗羲的理想仍然是“三代之治”,并无意于改变君主制,只是在不动摇君主专制政治的前提下,追求一种理想的君主原型。黄宗羲的思想缺乏现代民主政治必备的“民治”理念,因而难以对君权进行有效制约。他对理想政治的构想没有越出传统民本思想的范围,只是使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上的极限,他留给后世的只能是思想资源,而非制度资源。      

传统秩序的危机与治理的兴起——基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在政治社会学的视野中,通过对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及时代状况的考察,厘清了由此分别引发的政府无秩序、市场无秩序是治理兴起的内在原因,以全球化、风险化、信息化、知识化等为表征的后工业社会来临及其对现有秩序的挑战是治理兴起的时代背景。而所谓治理正是包括政治机构在内的社会互动各方通过合作寻求规则之序的过程。     

社会管理创新:意义、特征与重心所在

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通过社会改革促进政治发展的逻辑要求,它不仅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定位和现实选择,更以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与国家协同进步为系统目标。社会管理创新着力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以完善消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排解社会纠纷、化解社会风险的机制和能力,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社会管理创新有助于积累民主治理经验、民主进步动力和民主制度力量,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对我国政治改革和政治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影响。通常说来,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系统性、体系性等特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突出上述特征。而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应当更加强调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社会性、地方性和法治性。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仅要纳入社会建设视野,还应当纳入整个改革体系,坚持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相衔接,遵循社会改革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方针,并且需要侧重于加强政府建设和促进社会重构。建设以回应型、服务型、有限型、开放型、责任型、守法型为特征的善治型政府,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所在;重构以公正型、道德型、团结型、自治型、权责型为特征的和谐型社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所在。     

激光增材与精密切削加工铝合金技术的发展

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采用了国家与社会良性协同共治方式,是善治理念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实践。在政府主导、村庄主体、民众参与的“三位一体”联合共治结构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联合机制、政府公开与社会监督机制、个体与整体的权责利相匹配机制、社会表达与政府回应的制度化、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规范化,共同保证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和法治性,从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目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协调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三位一体”的治理组织主体和村民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兼具理论与实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