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探析

知识产权侵权在我国应采取何种归责原则,在我国知识产权界和司法实务界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本文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所存在的归责原则,认为我国应在知识产权侵权中建立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二元归责原则体系,同时指出了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应分别适用的场合。     

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的理论探讨

关于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特别是归责原则应否和赔偿责任之外的侵权责任结合在一起.更是争论的焦点,而当争论蔓延到TRIPS协定时.或者在进行比较法研究时,又会涉及到无过错责任是否应该纳入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体系中等等问题.这种学术认知上的混乱,直接导致了我国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冲突和无所适从.本文尝试就我国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浅见,以期能够澄清有关错误认识.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研究

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单一的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一观点不符合侵权法的内在要求和环境侵权的司法实践.从侵权法的理论和世界各国的立法、判例和学说来看,在环境侵权领域应是同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该文从传统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理论入手,立足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分析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并对我国的相应归责原则立法的完善提出建议.     

论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是知识产权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观条件,理论上存在着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争论。本文结合T rips协议以及我国民法的规定,论述了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应坚持过错责任原则。     

知识产权第一侵权人民事责任归责原则探析

关于知识产权第一侵权人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重点。然而就归责原则的讨论不应一概而论,应当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分为基于物上请求权的责任承担方式和基于债权的损害赔偿责任。归责原则应当是损害赔偿归责原则。对知识产权第一侵权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应当以过错为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的法理探析

知识产权侵权应采取何种归责原则,是近年来知识产权理论界与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知识产权相对于民法一般权利的特殊性,导致了理论研究上的众说纷纭,直至今日仍无定论。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所持观点的巨大差异,很容易引起人们对知识产权侵权归责问题认识的偏差。因此,应当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完善相关立法,以期更好地指导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实践和执法实践。     

论个人信息网络侵权责任多元归责原则之确立基础

从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发展历史看,技术社会形态、法哲学理论和正义观念构成其确立基础。网络社会里,由于多种技术社会形态并存发展、行为主体与权利人关系多样化、侵害后果状态和归责事由多样化、价值需求和责任形式多样化发展等要求,要实现网络中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应当确立个人信息网络侵权责任的多元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     

知识产权侵权案研究

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是一种特殊的侵权案件,应当充分分析其特殊性,而后方能较准确的认识适用何种归责原则。知识产权侵权的特殊性分析应当从侵权行为的客体入手,而不是行为本身,知识产权的客体同历史上一切其它被侵权客体相比具有完全不同性,其客体的特殊性决定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以推定过错责任原则为最能有效和体现公正。     

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新解

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不仅因侵权行为而异,而且因民事责任而异,因而有一要件、二要件、和三要件说。本文基于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特有归责原则,论证了不同责任情形下的具体责任构成要件,其中,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一般只需要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即可,法律另有规定之下尚需要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侵权人承担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一般需要满足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和主观过错三个要件,法律另有规定之下只需要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两个要件。     

数字时代侵害个人信息的归责原则适用——以类型化为视角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应用范围愈加广泛，同时，个人信息侵权现象较为普遍。侵害信息呈现主体多样性、侵害方式专业性、隐蔽性等特点。通常，不同主体处理个人信息过程中可能会损害信息主体的人格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个人信息侵权视阈中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一概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难谓合理。根据我国《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并结合不同类型信息处理主体、侵害不同敏感度个人信息境况，应精细个人信息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明确不同侵权主体和侵害不同类型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有利于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合理利用间的关系。     

知识产权侵权引入惩罚性赔偿的经济理性

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逐年增多,需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是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增加的重要原因。惩罚性赔偿可以增加知识产权侵权人的成本,同时降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成本。在侵权人与权利人的博弈模型中,侵权损害赔偿额对侵权人和权利人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惩罚性赔偿的建立可以有效遏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知识产权私法保护制度的完善

《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采取“四要件”说,即“无过错”、“无实际损害”等等就不能认定侵权,当然更不能要求行为人停止其侵权行为,这实际上是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此外,还应借鉴传统民法关于物权请求权的规定,来构建独立的知识产权请求权,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知识产权请求权的类型。     

我国网络著作权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设计——兼论《著作权法》的修改与《侵权责任法》的衔接适用

我国网络著作权侵权责任法的现行立法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和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中,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多样化是部分地吸纳知识产权请求权权利内容的结果。通过重新梳理这些具体的侵权责任,把可以在著作权请求权范畴内加以规定的责任形式纳入到著作权法中。在设计具体条文时,应当首先考虑到侵权责任与网络著作权侵权责任的立法衔接问题,然后对立法的体例和结构提出设想,并分别对具体的网络著作权侵权责任条款予以说明。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定位与适用范围

惩罚性赔偿乃补偿性民事责任之重要而有益的补充,某种意义上,惩罚性赔偿制度甚至可称为现当代侵权法发展的一个方向。中国在欺诈性消费合同、恶意不签劳动合同、产品责任领域严重侵权、恶意违反执行程序等领域,应坚持在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金额以所造成损失的2倍赔偿为宜,环境侵权领域和知识产权侵权领域在当前尚不宜适用惩罚性赔偿。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完善

应该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增设新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或者将一些具体的危害行为犯罪化以丰富现有犯罪的内涵;在入罪的门槛方面,应设定科学的、规范的入罪标准;缩小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一般侵犯财产犯罪的入罪门槛差异;将严重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增设没收财产刑;增设资格刑:对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在定罪与处刑上适用基本相同的标准。     

论违反医疗告知义务的侵权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将＂信息告知＂领域与＂诊断治疗＂领域的侵权责任进行了区别规定,在第55条中对违反医疗告知义务的侵权责任作了专门规定。该责任较之于＂诊断治疗＂领域的侵权责任存在着极大的特殊性,其法理基础在于保障患者的自主决定权,而归责原则依然是一般的过错责任原则。在侵权行为认定时,需坚持＂患者标准＂及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在判定因果关系时,也需将单纯的知情权受侵害作为其责任构成要件中的＂损害＂来理解。     

论志愿者侵权责任分配及免除——以社区矫正志愿服务为语境

志愿者侵权责任分配应坚持志愿服务组织替代责任为主、志愿者个人责任为辅的原则。我国志愿者侵权责任分配及免除制度还存在立法体系不完善、保险体系不健全、经费保障不到位等问题,需要尽快制定《志愿服务法》加强对志愿者侵权责任分配及免除制度的法律保障,并通过健全志愿者侵权公众责任保险等方式优化志愿者保险体系内部结构,加强志愿服务经费保障力度,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志愿者侵权责任分配及免除制度。     

试论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网络空间已不再仅仅是虚拟世界,通过网络对知识产权的现实和潜在的侵害正在和即将呈现于社会.对在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出现的新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新特点,进行宏观概括将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热点.网络环境下的侵权行为形态的种类和对网络侵权可采用的救济方法,也是理论和实践亟待回答的问题.     

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刑法制度的必要性

基于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实践及其立法现状的分析，不难看出植物新品种保护刑事法律制度缺位是一大突出的问题。植物新品种的经济价值、战略意义、特殊性以及被严重侵权的现实和其他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经验等方面都说明了对植物新品种建立刑事法律保护制度的必要性。     

试论唐代的侵权民事责任——以唐律动物致害责任为典型

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中没有侵权的概念,但古代法律中确实存在现代侵权法意义上的相关规定及解释.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法律典章极其完备.唐律作为中国法制史上的经典之作,包含了许多民事法律条款.虽然当时对于民事责任的承担还同时兼有刑事惩罚的性质,但其有关侵权行为的种类及承担责任的规则的表达完全具有了近代以来侵权法的特点.文章仅以《唐律疏义》中关于动物致害责任的规定为核心,在现代侵权法的语境中对唐代的侵权民事责任进行学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