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对科学社会学发展的影响

库恩对科学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使科学社会学研究发生根本转向。库恩提出的范式与科学共同体理论,为科学社会学的发展研究指出了一条将科学的认识方面和社会方面结合起来研究的新方向。库恩的思想已经成为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联结桥梁,使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跨入新的历史时期。     

库恩科学社会学思想评析

本文对库恩科学社会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作者认为,库恩并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自洽的科学社会学体系,他只是开拓了一条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新路。     

后实证主义的结构性与批判性——兼评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1962年库恩以《科学革命的结构》力证科学进步是一场颠覆和重构的革命史。方法论上，库恩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但也继承了逻辑经验主义诸原则，进而建构了后实证主义；知识论上，库恩运用后实证主义整体性地诠释了科学革命的思想。通过辨析后实证主义的相关术语和援引自1965年伦敦科学哲学国际讨论会以来的“科学之争”，研究表明波普尔学派和历史主义的文本批判使库恩范式受锢于“文本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式的解读则让后实证主义重新回归历史实践，并揭示出库恩“科学革命”的价值实际上在于从哲学上为人们思考知识发展和科学进步构建了一个“革命”的框架。      

库恩与吴文俊:反辉格史观的比较研究

库恩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反对辉格史的研究方法,主张用“反辉格史”的原则去展示一门科学的历史整体性。我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也反映出这种“反辉格史”的原则和方法,两者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通过比较分析可发现,吴文俊突破西方框架内的反辉格史观的应用使得科学范式的“时间相继”扩展到地域传统的“空间独立”,他的数学机械化理论也为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找到了方法论上突破的可能。同时,吴文俊所体现出的科学史研究思想还对库恩反辉格史观进行了反思和完善,对于解读并反思库恩的科学史观具有启发性和思想价值。     

理解科学:从哲学辩护到文化批判——简评《从科学哲学走向文化哲学—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思想的后现代转型》

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是科学哲学中的巨匠,是科学哲学界熟知的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但《从科学哲学走向文化哲学———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思想的后现代转型》一书打破了以往的定位,在后现代/文化转型这一新的视域下对二人做了独到的研究。     

托马斯·库恩后期的科学“文本”思想

通过分析考察托马斯·库恩一生的代表作 ,可以看到 ,关于科学“文本”的解读和科学“文本”发展的模式一直是他研究的主线和核心。在其后期 ( 80 - 90年代 ) ,库恩全面审视了自己以往的思想 ,提出用“语汇的词法结构”的方法重新诠释科学“文本”的不可通约性     

《科学革命的结构》时期的库恩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比较

库恩的"范式"学说具有含混性.一是"范式"的含混,一是"范式"概念的含混.前者不需消除,后者却需要避免.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与<科学革命的结构>时期的库恩思想,揭示出维特根期坦的语言游戏说和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说之间的同构性,并期望借助这种同构性来消除学界对"范式"概念含混性的误解.     

库恩的科学共同体理论

库恩丰富的科学哲学思想中，科学共同体的思想是最具特色的部分。科学共同体构成了科学发展的逻辑起点，并且贯穿着科学发展的全过程，与科学发展同在，与范式共存亡。     

库恩学术生平的“三个阶段”

托马斯·库恩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之一,也是受争议最多的哲学家.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颠覆了关于科学形象的"公认观点",开辟了对科学活动的社会历史理解,因而被认为是革命性的.库恩使用的"范式"、"常规科学"、"不可通约性"等术语在学术领域内受到广泛讨论,甚至扩展到日常用语中.范式(paradigm)是理解库恩思想的核心概念.《结构》出版后,库恩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回应不同读者对《结构》的批评,更清楚地阐述自己对科学发展的看法.六七十年代主要是修正其关键概念,而进入80年代后库恩的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越来越倾向于强调,在刻划科学革命特征和不可通约性时,分类词典和语言学习所扮演的角色.     

从马克思主义看库恩科学观的局限性

库恩强调科学发现过程的细节和社会事件的偶然性,而忽视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在科学认识活动的“主体-中介-客体”的结构中,库恩强调主体方面,忽视科学活动的客体。库恩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转向历史主义,开启了社会建构论。若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观察,可以发现库恩科学观的局限性,即割裂逻辑与历史的矛盾关系、片面夸大科学活动中社会因素的不确定性以及延续西方的不可知论传统,这些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相悖。     

科学社会学的流变:从默顿到爱丁堡学派

由于默顿的开创性贡献,科学社会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纲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占据着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统治地位。但是,自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理论面临诸多挑战,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遭受到爱丁堡学派的全面解构,科学知识社会学取代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理论,成为了主导的理论。不过,这种变化与科学的发展实际是相应的,也顺应了主流哲学观的转变和科学社会学本身理论发展的需要。     

从历史转向的视角看科学理论选择的合理性——评库恩与拉卡托斯的理论选择标准

文章首先由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以及拉卡托斯对此的反应,以此为切入点论述库恩与拉卡托斯对理论选择的合理性问题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两者关于理论选择的元方法论标准,最后得出结论,拉卡托斯的理论虽然仍存在纰漏,但捍卫了科学的合理性与规范性,相比较于库恩,是一种进步。      

《钱学森书信》中的哲学思想

钱学森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钱学森书信》中,无论是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系统科学、思维科学还是对行为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等领域的研究,钱学森无不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可以说,《钱学森书信》的焦点和制高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即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和研究《钱学森书信》中的哲学思想可以为我们今后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提供坚实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     

本土家政学建设的理性预期

关注当代社会对家政学实践发展提出的现实挑战,以对我国家政学学科逻辑本身的开发现状反思为切入点,明确提出"制约我国家政学发展的瓶颈是家政学本土化的缺失",并在库恩"范式"理论的指导下,具体分析造成我国家政学本土化缺失的成因,在此基础上认为家政哲学作为家政学"学科基质"是本土家政学建设的理论原点,对我国家政学科建设以及健康成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指证

传统的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指认和理论思考在阿尔都塞看来普遍缺乏科学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不能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进程作出正确的历史界划。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的重新考证,阿尔都塞首次提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一个由“意识形态”阶段向“科学”阶段的转变,此一转变发生于1845年,标示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循此脉络,他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作出了详细的历史分期。阿尔都塞的观点较为准确地揭示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为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和基本特征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库恩的科学观

库恩认为科学发现与非理性因素有关,科学家的直觉、机遇、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均有助于科学发现;科学发现是内含结构、时空扩展的复杂历史过程;而科学发展是新范式颠覆旧范式、科学共同体更替的革命动态过程;强调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结合,把科学共同体当作重建科学史的逻辑起点。解读库恩的科学发现观、科学发展观、科学历史观,可知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存。     

认知视野下的库恩思想探析

库恩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科学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并从现场认知中彰显出实践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他把科学发展看成是一个具有隐喻特征的过程，并关注意会知识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呈现出库恩实践科学观的认知意义。     

论科学还原与科学革命共存的可能性

科学史中存在着许多科学革命与科学还原共存的真实案例,这与大众观点所强调的二者在科学理论观和科学问题观上的对立性和互不相容性正好背道而驰。历史上,主要存在两种驳斥革命与还原对立说的主张:一种是Shap-in的"无革命说",另一种是Schaffner的"革命、还原同一说"。其中,前者否认科学革命的本体存在,而后者否认科学革命的相对独立性,即否认革命在认识论上的可区分性,这两种驳斥对立说的主张都过于极端。事实上,为了辩护革命与还原之间的共存,可以直接诘难库恩早期的那种革命观:首先,库恩的"范式"概念是模糊的;其次,"革命"在本质上存在着不彻底性;最后,彻底的相对主义是不存在的。此外,革命与还原的共存还可以从"还原所具有的革命性"得到验证。还原的革命性体现在还原理论与被还原理论之间所存在的异质性,尤其是体现在二者的术语在意义上的变化性。     

逻辑的历史与现实的历史——波普尔与库恩科学观之比较

关于科学知识的增长，波普尔从静态的论证逻辑扩展到动态的发现逻辑之内，但把它限制在逻辑的范围之内，他的科学发展图式是一个纯粹逻辑的抽象形态，是科学发展的理性模型，这是抽象了一切人类感情的理性的自我展开，是一个波普尔自称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过程。库恩的历史学派在对科学史的深入介入后，从范式和不可通约性等核心概念出发，在把科学分为常规科学和革命科学的阶段性基础上，刻画并描述了科学发展的真实历史性过程，还科学真实面目，以现实的历史代替抽象的逻辑的历史。     

科学技术的三重功能及其和谐发展

科学技术可区分出三重功能,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重点方面,即作为"纯粹的"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各种功能之间既有联系、协同方面,也有矛盾、冲突方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要正确处理科学技术各种功能之间关系,既要坚实基础科学研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要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