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捐纳之风及其原因和影响

明清时期，商人捐纳已成风气。徽商热衷于捐纳是为了牟取更大的商业利润、保护其财产及其在地方的利益、博取功名以光宗耀祖、免除徭役，而明清社会风气的转变也为徽商捐纳营造了比较轻松的舆论环境。明清徽商捐纳之风对徽商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徽商实现了由“绅”向“绅商”的角色转换和在徽州地方的崛起；其次，徽商商业利润的封建化不利于徽商资本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另外，也给徽州带来了不良的社会风气，败坏了徽州的学风。     

徽茶、徽州茶商与茶文化传播初探

据史料记载,徽州商帮始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茶叶贸易是徽州商人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地区的茶文化资源伴随着茶叶外销而传播至世界.徽商文化深受儒学影响,其中讲道义、重诚信、行善缘等方面都与茶文化有着共通之处,促进徽商精神与茶文化的交融.茶和天下,徽茶千年,徽茶的优良品质得益于当地的气候、环境,徽茶文化的传播光大得益于徽商的诚信和拼博精神.     

徽商之德与晋商之德

徽商是徽籍人商帮，唐宋以後，“黄巢之乱”和“靖康之乱”连续两度造成徽州移民的高峰，使徽州人口大增，以当时的徽州耕地状况和生产力水平，几是达到饱和，於是民众生存空间更小，徽民们“非经营四方，绝无生治策”。於是“天下之民寄命於农，徽民寄命於商”。正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商遂在南宋时开始形成。但早期的徽商还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山林盛产的茶、木、瓷土等换取徽州所需的粮、布、盐等的缺盈互补贸易，明以後徽商才得到大发展，不再局限於以徽州为中心的贩买贩卖，而是面向全国，经营规模也越…     

徽商与明清徽州藏书业

明清时期徽州藏书业颇为发达,而其内在动力即是徽商的勃兴。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徽商与明清徽州藏书业之间的关系:徽商对徽州藏书业的影响;徽商影响之下徽州藏书业的特点;藏书业对徽商的影响。从而更为深刻地认识徽州藏书业发达的深层次原因,揭示商业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与新变——兼论徽商的衰落问题

近代以降,徽商经营从"首重盐业"转变为"以茶为大宗",徽州茶商在徽商中呈崛起之势。相较于传统徽州茶商,近代徽州茶商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经营中心从广州转至上海,二是经营方式从重运销转向重产制,三是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不能简单视为传统徽商的中兴,它既是传统徽商实力之延续,也是徽商在近代的蜕变与新生。近代徽州茶商的发展表明,徽商在近代并没有彻底衰落,更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一些行业仍然保持着较强实力甚至还有所进步;但与明清徽商相比,近代徽商竞争力之削弱以及在中国商业版图中地位之降低是不争的事实。     

《申报》中近代徽州商人负面形象及解读

学界对明清徽商的研究很深入,但对近代关注不多.《申报》对近代徽商的形象多有报道,学界利用很少.文章对《申报》中关于徽商的报道作仔细检阅,指出《申报》对徽商负面形象的报道主要包括徽商诚信之缺失,徽商娶妾、烟赌问题的严重等.徽商负面形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文本载体特点、经营艰难、唯利是图风气、热衷奢侈性消费及徽州本地陋俗等因素.     

明清分家阄书所见徽州典商述论

分家阄书是研究徽州典商的重要史料。从存世的徽州典商分家阄书看,徽州典商主要活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多属大资本商人,身份复杂多重;徽州典商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商业资本,典商的兴衰是徽商兴衰和明清金融市场变迁的共同结果,并非咸同兵燹所导致;徽州典商多采取分产不分业的分家方式,这种分家方式是徽商激励机制之一。     

明清徽州商人的经商之道

明清徽州商人的经商之道张明富徽商崛起于明朝中叶，清道光后逐渐走向衰落，经历了三百几十年的繁荣时期，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徽商研究起步于四十年代末。四十余年来，由于学者们的辛勤耕耘，收获颇丰，成果累累，在许多方面都有深刻的论述。而徽商的经商之道...     

徽州民居身世源于东阳民居吗?

通过对形成独特风格建筑体系的条件,即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人才辈出的地理环境,与徽商同步发展的徽州建筑队伍、徽商的雄厚经济势力,以及徽州与皖南的建筑规制、模式、手法、渊源、志书文献记载,徽商活动的舞台等的分析,说明徽州民居身世不可能源于东阳。     

竹枝词视野下的徽商妇形象

徽州自古以来是竹枝词的高产区，其中涉及徽商妇的笔墨不在少数。通过对清代徽州竹枝词中有关徽商妇的内容进行 提取分析，透过竹枝词这一文学载体从新婚燕尔之喜、翘首盼归之悲和攻苦茹酸之累三个方面探寻了徽商妇的真实生活境遇： 在封建礼教和父权制合谋下，处于从属地位并默默付出     

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

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对徽州人地关系解读产生了一种"影视"重构,徽商兴起是以独特的徽州自然与人文地理作为基础。徽商生存机制主要表现在:经商是徽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以商养士,以士促商;产生大量的徽商买办与传统士绅;广结善缘,"立体"交往;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乃至在社会经历剧烈变革时期,徽商心理终结。以此认为,徽商的影视再现是徽州文化的现代重构。文章最后对徽学研究进行深入反思。     

明清时期的徽商与福建

徽商在明清时期活动异常活跃 ,地处徽州以南的福建也因丰富的商品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吸引徽商往来贸易。徽商在福建所从事的行业众多 ,其中在明代中期 ,徽州海寇商人还积极与福建海寇商人联手发展武装海上贸易 ,可以说徽州海商的成功得益于福建海商的大力支持。徽商在福建的频繁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     

徽州人在芜湖——以1950年代芜湖市总工会资料为中心

芜湖作为徽商的重要活动地,历史上与徽州的人员及物资交流十分频繁。1949年前后,旅芜徽商和徽州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动。首先,从他们的职业选择和行业结构,可以观察到近现代徽商对芜湖各产业的全面渗透。其次,徽州人的职业介绍方式,由依靠血缘、地缘关系互相援引的传统,过渡为政府介绍、单位分配的方式。在社会流动上出现"两降一升",部分中层职员跌入小商贩之列,徽商家庭妇女因生活压力外出务工,而徽州籍革命干部的社会流动趋于向上。社会主义改造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确立,加速推动旅外徽商及徽州人的土著化,传统的籍贯观念被彻底斩断,徽商群体也消失无形。     

试论徽州文化的文化地理外向扩散与有机保护

文章以徽商为着眼点,着重探讨了徽州文化发展与地域扩散间的相互关系。空间扩散表现为两种情形。从徽商文化外向扩散角度而言,汉民族于东晋南朝、唐末五代和两宋之交南下移民,与南方土著融合,共同开发徽州,使徽州得以崛起。明清时期徽商历经发展、买卖货物,逐渐演变成一个显著性的地域商人团体。为使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文化生态保护与自然生态保护相结合、整体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文章最后提出了关于保护徽州文化有机保护的几点建议与讨论：第一,积极申报徽州相应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二,如何规避旅游过度商业化问题。第三,建立与实践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从大尺度上探索徽州文化有机保护问题。     

论明清徽商的诚信经营

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诚信经营。商人重利是天性，但诚信经营则是商人能够长久获利的保障。徽商的诚信经营，对当代人是非常有益的启发。     

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

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对徽州人地关系解读产生了一种"影视"重构,这便是我们认识徽州文化的第二条途径。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我们该如何反思徽学研究?伴随着徽州的行政区划变迁,徽商兴起是以独特的徽州自然与人文地理作为基础。徽商生存机制主要表现在:经商是徽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以商养士,以士促商;产生大量的徽商买办与传统士绅;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等。徽商的影视再现是徽州文化的现代重构。对徽学研究进行反思:第一,徽学研究离不开徽州文书的深度搜集和整理;第二,择取重点,以小见大,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第三,提倡多学科性的综合研究。     

明清徽州家谱治生观与徽商发展

明清徽州家谱收录了大量有关族人治生的文献资料,揭示了经商是徽人治生的重要手段。徽州家谱四民观在客观上肯定了徽州族人外出经商的行为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徽州家谱勤俭观引导徽商朝着健康和良好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徽州家谱治生观的具体展现,对明清徽商的发展壮大产生了积极影响。     

徽州女祠初考

女祠特别是徽州女祠，是目前徽学研究中的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本文对女祠的诞生以及女祠的建构和运作，作了初步探讨。作者认为．徽州女祠出现于明末清初，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政治松散、徽商兴盛和中国传统文化尊老爱幼思想的产物；徽州女祠以其建构形式和运作内容体现了封建社会末期女性的觉醒和社会变革时期的特点；徽州女祠这一活化石记载了中国妇女抗争与觉醒的早期珍贵资料。     

竹枝词视野下的徽商妇形象

徽州自古以来是竹枝词的高产区,其中涉及徽商妇的笔墨不在少数。通过对清代徽州竹枝词中有关徽商妇的内容进行 提取分析,透过竹枝词这一文学载体从新婚燕尔之喜、翘首盼归之悲和攻苦茹酸之累三个方面探寻了徽商妇的真实生活境遇： 在封建礼教和父权制合谋下,处于从属地位并默默付出。     

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

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徽商印记,及至晚清,情况依然如此。光绪三十四年夏,徽州暴发特大水灾,徽商在灾荒场域之外迅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捐行动。旅沪徽商利用同乡网络组织居中协调,借助现代公共媒体,更新募捐手法,广发募捐公告,号召流寓各大城市的徽籍人士慨输资财,以纾解故土家园的灾难。徽州地方官绅颇为依赖旅外徽商,两者互为奥援,极大地提高了赈济效率。与徽商数额庞大的捐款相比,官赈已退居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此次赈捐所体现出的地缘色彩和募捐程式也为考察晚清义赈的演进提供了合适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