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

东汉士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的日趋繁荣,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或由士人累世为官、累世经学营建家族势力而成,或由外戚豪族、素封豪族或皇门豪族培养家族文化传统或习经成为儒家士族而成。相较魏晋六朝,东汉家族文学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较西汉父子两代的文学相承,东汉家族文学却在不断发展。这反映出文学的一个历史进程,为家族文学在魏晋六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文学的摹拟与文学的自觉——魏晋六朝杂拟诗略论

历来对摹拟的批评往往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文学的摹拟与摹拟的文学.后者在文学审美以古为是的价值取向的驱使下,结果走向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极端.而前者作为一种学习创作的方式,盛行于魏晋六朝,王瑶先生曾指出它与后世的摹拟不同,不过仅论及其产生的动机.本文以为支配这动机、从而更为深刻的是中国文学的自觉.     

文、史互动与唐传奇的文体生成

唐传奇的出现被认为是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的小说独立之标志。传奇接受此前各种文体之写作经验,最终脱胎换骨,在唐代形成具有独立性的文学文体。这种文学性的获得是在汉末魏晋以来追求文学独立性的背景上发生的,而六朝隋唐之际文、史互动正是唐传奇获得文学精神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

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儒家经典诗学对魏晋诗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魏晋诗学对儒家经典诗学的重新阐释上,二者形成了一种生生互证的关系。魏晋诗学无论是以宗经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论,以尚德为核心的主体价值论,还是文质为核心的审美构成论,以雅颂为核心的审美范式论,都直接接受了儒家经典诗学的影响。然而,魏晋诗学的价值观念、理论形态、审美风尚又都渗透着特定时代多元文化的因子,如援道入儒的思想倾向,艺术创新的审美追求,《诗》《骚》并重的审美取向等,这使得魏晋诗学在对前代诗学的因袭中又投映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印记。     

从文化视域阐释先秦至魏晋六朝文学批评观的演进

先秦至魏晋六朝的文学批评观由先秦人文化成的文化观向两汉注重章句之学的经学观、魏晋 六朝注重文章之学的审美观演进.这一演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以赋<诗>、论<诗>等言志为主到有意识地探讨为文审美技巧的品评诗文;二是由先秦文化意义上的实用与审美的并重,经两汉的文化阐释,到魏晋六朝侧重审美的过渡.从文化视域对这一时段文学批评观的演进给予学理上的阐释.     

审美自觉与魏晋南北朝图—文会通的嬗变——兼论文学图像化审美转向的发生

魏晋之后,随着文人的审美自觉,文学图像化主要体现为文学作品图像化,文学作品图像化成为文人实现审美诉求的重要方式。文人的审美创造使得先秦两汉图—文会通传统在这个时代,于创作主体、创作方式以及创作意图等方面呈现出历史性嬗变,文学图像化创作在这些嬗变中发生了从注重再现、重写到注重表现、创造的审美转向。     

魏晋之际法律文化流变述略

魏晋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汉唐制度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时政制、律令多有革故,亦不乏鼎新,并以法律儒家化为其标榜,发展为隋唐制度之渊,是隋唐达到中华法制高峰的基石。魏晋法律文化有着传承、解放、独立三个特质,正是受当时学术分野所影响,也是魏晋文化的风度与风流所造就。将魏晋法律文化置于其时文化大环境,特若学术环境而言,更能考察在整个社会巨变背景下,魏晋法律文化作为魏晋文化的一个因子,是如何与其时历史发展密切关联并交互影响,又如何丰富魏晋文化的内涵。     

陶谢诗中之"理"比较--兼论诗与理的关系

诗与理的关系是文学史上较有争议的重要问题,而以六朝及两宋时期表现尤为突出.陶渊明及谢灵运是六朝时期开宗开派的文学大师,受魏晋玄风影响,他们诗中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玄理.但不同的是,陶诗之理从生活中悟得,以审美方式呈现;谢诗之理从书本上习得,以哲理方式存在.关于两种理的存在方式的思考,对于认识六朝及有宋一代文学的特质或许有一定裨益.     

论魏晋南北朝经学与文学之互动

魏昔南北朝时期,文学与儒家经学之间不仅仅是对抗,二者还有互动.这种互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在批评和创作领域从范畴、理论、题材、表现手法、句式风格以及审美标准等对经学进行借鉴与转换;二是随文学思想的发展,人们对经典又进行着文学的审视与解构.这种互动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的广泛深入传播与文学的巨大发展,以及经学家与文学家身份的合一.     

论谢灵运的“文体宜兼，以成其美”的创作观

六朝是我国哲学与美学大发展时期。作为诗运转关文学家的谢灵运，在其哲学思想及创新思维指导下，也产生了颇有特色的创作思想。尤其是他的“文体宜兼，以成其美”的创作自觉，以审美的标准打破文体间的绝对界限，互吸互融，从而兼善各体，风格多样，突破了传统的源自儒家“正名”思维“辩体”观念，有利于文学的多元化发展。     

论魏晋六朝文化精神之嬗变

魏晋六朝时期,随着思想文化上儒学独尊的一元化格局的破碎,士大夫们开始了文化精神的选择与重构。在选择与重构过程中,以永嘉之乱为分界,文化精神发生了微妙的嬗变。前此的曹魏西晋仍然步着儒家理想的正路,后此的东晋南朝则步上叛离儒家理想的新途。一魏晋六朝文化精神的嬗变,以永嘉之乱为契机,以文化的相对自由和多元发展趋向为中介,在文化精神的诸层面表露出来。由积极进取到消遁退隐积极的进取意识是儒家理想富于功利性的根本特色。儒家理     

"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

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兴"是一以贯之而又发展变化的美学范畴,既是古典诗歌的创作理念,也是古典诗歌的美学追求。"兴"的美学嬗变过程,主要表现为从先秦两汉时期的政教之"兴"到魏晋六朝时期的审美之"兴",再到唐代及以后的审美与政教相结合之"兴"的过程。循此过程,可以探明"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路径。     

从萧萧肃肃到超凡入圣——兼论嵇康《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的时代性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大爆发时代,鲁迅曾将它称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作为音乐上“自觉时代”代表的嵇康,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毋容置疑.嵇康的独特魅力不仅体现”俊才””奇才”的高深造诣,而且还体现后世文士的广泛景仰.嵇康生活在错综复杂矛盾激化的魏晋时代,从独尊儒术到清净无为.,文艺美学理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代表了魏晋时期音乐艺术由传统儒家功利审美态度转向崇尚自然,注重个人情感体验及尊重艺术特殊规律的审美倾向.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评李文初教授《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相比于隋唐及其后的文学而言 ,汉魏六朝文学有其特殊性 ,其一 ,“文学”的概念由朦胧到清晰 ,但具体过程还需要论证 ;其二 ,汉魏六朝 80 0年间 ,各种学术思潮交杂其中 ,道教和佛教两大宗教也从诞生和传入到逐渐发展壮大 ,与文学的关系始终纠缠不清 ;其三 ,许多文体开始孕育并发展成熟 ,文体彼此之间往往有交互的关系 ,但由于资料的匮乏或残缺 ,若要对当时某种文体作深入的研究并不容易 ;其四 ,80 0年间战乱频仍 ,许多典籍遭到破坏 ,或毁于兵燹 ,或坏于人为 ,致使今天的研究常常遇到资料上的困难 ,地下实物也由于掘墓之风和魏晋六朝之薄葬而…     

“哀美”的民族形式特征与魏晋六朝诗歌

"哀"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形式,而作为一种文艺审美美感类型的"哀美"则是人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痛苦与无奈的情感抒写。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哀美"与西方文学中的"悲剧美"不同,它表现出自己独有的民族形式特征。魏晋六朝时期,"哀美"开始成为艺术审美的风尚,表现哀美的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逐渐放出了异彩。     

魏晋至隋唐道教伦理分歧例谈

通过《抱朴子·诘鲍》《无能子》等道经可知,宋代以前道教内存在两种伦理观,一种认同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世俗伦理,一种则彻底否定世俗伦理的价值,有反礼秩的倾向。这反映出魏晋至隋唐道教伦理思想发展的另一线索。     

人神遇合:魏晋六朝道佛争锋的叙事策略

魏晋六朝之际,道教和佛教互相争夺生存空间,使得人为宗教背景下的造神运动蓬勃兴起.道佛伪托以人神遇合为主题内容的神异叙事,或以扬长避短、取长补短,或以攻讦和打击对方,或以压制地方崇拜,或向儒家精神积极靠拢.并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浓郁的宗教氛围.从某种意义来说,人神遇合成为魏晋六朝道佛争锋主要的叙事策略之一.     

从嵇康、阮籍的创作看玄学大潮中的文学自觉

魏晋文学自觉的前提是“人的觉醒”。士人在将玄学理论化为人生实战的过程中,在文学观念、主题取向、创作思维等方面接受了它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的文学活动更趋于自觉。体现于嵇康、阮籍,就是以主体自由的创作原则取代了儒家的伦理规范;以个体的心灵吟咏取代了社会现实反映;以意象思维取代了事象思维。     

文论元范畴“气”的生成与泛化

“气”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元范畴之一.从魏晋到唐宋,“气”由哲学范畴向文论范畴衍变,在文学理论批评中充分展开.文“气”范畴涵盖了文学的本源、创作主体的生理与心理特征及创作主体气质才性、精神意志对创作客体的投射贯注,从而形成创作客体的审美特质等诸多方面.文“气”范畴自确立始便开始了审美泛化的历程,形成以气为核心的范畴群,任何关涉创作主体、创作客体的性质、特征、关系、变化的文学现象,都可以衍生出林林总总、“气”象万千的气范畴,泛化无穷,具有着无限延展性、包容性、浑融性、模糊性.     

论魏晋南北朝的审美“虚静说”

"虚静"是中国美学史的重要范畴.先秦时它主要限于哲学领域,魏晋六朝时进入审美和艺术创作领域,被陆机、刘勰等人发展为系统的美学理论.因此,探明魏晋南北朝审美"虚静说"的内涵和理论价值,对于把握中国美学史上的"虚静"范畴,乃至了解中国美学和艺术的文化特征,都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