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的姓氏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都是氏族的名称,由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演化为个人独用的姓。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图腾”),如熊、牛、云等,这些标志以后就演化为姓。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     

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处于“古国”阶段,当时已经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郭大顺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其社会已进入了“原始文明”或“早期国家”阶段。于建设先生用“神本社会”来界定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如果把西方的“酋邦”理论与红山文化的考古实证结合起来,我们发现应把红山文化界定为“酋邦”社会更为妥当。     

巫教、酋邦与礼乐渊源

中国礼乐文化的渊源是古代酋邦时期盛行的巫教文化。巫教文化具有与原始巫术不同的社会思想性质及思维形态,是华夏族酋邦建立“大一统”国家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精神力量。巫教文化与酋邦型的早期国家组织形态的结合,决定了中国政教合一的东方专制传统的建立     

古代的巴与越(续)

巴、越是否有同源共祖关系呢?这个问题很大,材料不足,不能作出结论。但巴部族是一个以地缘为纽带的共同体,巴子有时姓姬,属华夏族,有时为巴氏廪君,属蛮(延虫)族,有时为板楯蛮,属濮僚族。总之巴部族还有许多小宗族(或氏族),其中有些可能就是越族。 常琚《华阳国志·巴志》云:“其属有濮、(?)、苴、共、奴、獽、夷、(?)之蛮。” 《隋书·南蛮传》云:“南蛮杂类,与华错居,曰(延虫)、曰、曰俚、曰獠、曰拖,     

“新造邦”与西周“作新民”的思想维新路线

在对殷周社会的历史反思基础上,周人清醒地认识到西周是一个不同于以往国家形态的充满生机的“新造邦”(《尚书·君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造邦”之“新”是一种维新体系,既包括思想观念的天命之新,也包括社会形态的邦国之新。“新造邦”理念体现了西周初年政治家们的政治自信,也表现出他们内心的忧患意识和紧张心态。变革维新是西周初年的思想和文化潮流,“新造邦”是一个过程,需要对殷商移民进行思想改造,更需要富有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的周代“新民”。“作新民”(《尚书·康诰》)是与“造新邦”相适应的政治理念,也是“新造邦”思想体系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石。以“新造邦”与“作新民”为代表的求新精神,标志着西周哲学的理性苏醒和思想黎明,集体主义背景下的朴素的人道思想是西周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实质。     

中心聚落、酋邦与中国的前国家形态

结合中国丰富的中心聚落考古资料和国外人类学对酋邦的深入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龙山时代中心聚落（及原始城邑）内、外部分化都相当发展,“不平等氏族”、“再分配社会”特征很显著,但尚不可能建立官僚队伍和使用合法暴力,尚未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从中心控约的角度说,即是还处于“前政治中心时代”。     

先秦“赐姓”问题探索

“赐姓”问题是先秦姓氏制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应将先秦文献中关于“赐姓”的史料分为两个阶段来谈，其一为氏族时代的“赐姓”，其二为周代的“赐姓”。氏族时代“赐姓”的实质是部落首长为新生氏族命以氏族名称，周代的“赐姓”是对氏族时代“赐姓”习俗的继承和保留，但此时已不是另外赐以新姓，而只是对被赐诸侯的原有之姓加以申命，以示政治上的承认。所谓“因生以赐姓”就是因被赐者原有的血缘族属而赐姓     

裕固人的姓名

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里,裕固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是部落组织,每个部落又由若干个户族(相当于氏族、裕固语称“的尔斤”即“特勤”)组成。每个户族的名称类似汉族的姓,但又与汉族的姓不同,裕固人的姓与名是分离的,名是名,姓是姓,名字的前边不冠本民族的姓,也不实行姓与名相连的人名构成方式。据调查裕固族现有十个部落,二十九个户族,也就是说裕固族本民族的姓(即户族名称)行二十几个,其中一些姓氏较为古老。     

宋元之际的“方氏合族”与方回的诗歌宗派观

至元十八年方回与方逢辰的石峡书院之会，是淳歙地区方氏合族的重要事件，体现了双方浓厚的宗族观念。方回与方氏族人有着广泛的交往，成为沟通淳歙方氏宗族的核心人物，其合族思想与诗学观念具有相通性，首先表现为他对宗族诗人的特别关注，尤其是对方干、方岳等“宗族诗派”的认同和标榜。其次，方回的“大宗”观念强调确立始祖和辨明源流，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他的“一祖三宗”说。不过“宗族”和“诗学”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毕竟不同，两者既在“格高”方面有所统一，但也体现了方回的江西诗学理想和方干、方岳所代表的晚唐诗学的矛盾。     

宋代宗族制度的社会职能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

宋代宗族制度的社会职能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王善军中国封建社会宗族制度，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即由门阀宗族制度逐渐演变成为以“敬宗收族”为特征的宗族制度。①这一变革，也就决定了封建宗族制度社会职能和社会影响的历史性变化。“敬宗收族”宗族制度的社...     

宗族观念与族群认同--以四川藏族尔苏人为例

藏族尔苏人的宗族概念“德”（ de ）有“姓”的含义,与“德”相对应的是“潘策”（ phantshie ）,跟汉语的“氏”概念接近。研究显示,属于某个特定尔苏宗族“德”的人必然是尔苏人,然而属于某个“潘策”的人则不一定是尔苏人。尔苏的扎拉洼“潘策”里出现包括强烈认同藏族的“多续西番”的情况,由此带动该“潘策”尔苏人认同藏族。由宗族观念考察尔苏族群和文化认同建构问题,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尔苏人的“族群形成过程”。     

何以《诗》无楚、吴风--三论"风"诗的"邦""国"限定

在西周和春秋前期政治舞台上 ,楚、吴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其文学创作也是出色的。但是 ,现存十五“风”诗却缺楚、吴之风。究其原因 ,在于楚、吴对于周朝的离心倾向 ,故而不为周期的邦国体制所接纳。十五“风”诗 ,楚吴“风”缺 ,说明了中原政治对异己政治的拒绝 ,说明了《诗》的政治倾向性 ,也说明了孔子“删诗”说的成立 ,从而证明了《孔子诗论》中对“风”诗的“邦风”限定的成立。     

周礼的形成时间、特点及作用

一、周初颁行周礼 1、为什么要颁行周礼?周初,所以要颁行礼制,具体原因有二。其一,是巩固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需要。灭商以前周族的社会,处于早期奴隶制形成之时。周族是地域狭、人口少的“小邦周”①。而殷商王国却是奴隶制度已有一定发展的地域广、人口多的“大邦殷”②。周灭商以后,为了统治殷遗民和夏裔,一方面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国,即“封邦建国”③,一方面扩编军队,除原来的戍卫宗周的“西六”外,在成周又建立了镇慑殷遗民的“殷八”④。但是,光凭武道去统治是不够的,还须以文道去怀柔。尤其是商末,纣王暴虐,百姓怨望,诸侯叛离,又加武王伐纣,动乱与干戈,大大     

秦皇朝民族政策述论

秦皇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有：在中央设置“典客”、“典属邦”职官和机构;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方设立“道”建置;对北方强大的匈奴遣军讨伐;对南方百越进行平定;制定少数民族法规“属邦律”;对靠内少数民族少量征收;对边远少数民族只贡献方物;修筑通往边疆民族地区道路;移民边疆民族地区屯垦开发等等。秦皇朝以后,历代皇朝施行的一些重大民族政策都基本上是由秦皇朝的民族政策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     

试说藏民族的形成

藏文明有两大发源地, 一是象雄, 一是雅砻河谷。“蕃”（ｂｏｄ） 族称的形成的标志是： 象雄文明用苯教统一了青藏高原, 使藏民族脱离思想意识形态的原始信仰阶段, 形成了藏民族最早的统一语言、思想意识和风俗, 奠定了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基础; 雅砻河谷文明, 推出了悉勃野王朝, 这一王朝以政治和军事统一了青藏高原, 使藏民族脱离了原始社会遗留的部落联盟和小邦邦国阶段, 奠定了藏民族共同的生活地域。西藏的史前考古资料证实, 藏民族是青藏高原的土著     

清真寺建筑的艺术文化透视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重要标志，是穆斯林从事祷告和礼拜的场所，是他们的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心。清真寺，阿拉伯语叫做“Masjid”（“麦斯吉德”）或“Jama’at”（“哲马尔提”），“麦斯吉德”意为“礼拜安拉之所”，由于这个词由阿语动词“萨吉德”（叩头、跪拜）派生而来，所以清真寺也称为“叩拜寺”。“哲马尔提”由“加麻阿”（聚会）和“主麻”演化而来，因此，“哲马尔提”就指可以举行主麻聚礼的大寺。严格说来，“清真寺”这一名称与上述的“麦斯吉德”和“哲马尔提”之意不尽一致，它的字面意义更深，更含蓄一些，所涉及的范…     

试论明清兴化族田的发展及作用

族田指封建社会后期一种特殊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形式。族田一般是由族人捐献或买置而来，且大多用干出租取利。关于族田的作用，史学界一般认为：族田是维护封建族权的重要基础，对维护封建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地主阶级保产保富的“救贫之术”，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族人“各专其业”的要求。综观中国史学界对族田研究的状况，随着对宗族组织发展的区域性特点的重视，族田的地域性特点也逐渐得到重视，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具体到对一府族田的个案研究方面却显得很不足。因此笔者择取福建省兴化府为研究单位，从族田的来源、类型和经营、…     

先秦史笔谈(二)——西周春秋的国家

对西周春秋国家性质,有几点不成熟想法,不知是否对头。一,西周春秋是早朝国家。国家已经出现,但仍带有浓厚的由部落到国家过渡的气味。这时朝,氏族部落组织仍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周灭商,商人一族族的分给姬姓贵族带出去组成国家。商周两族靠“盟”来固定和维持两族间的关系。西周初年,两族是通     

中亚民族关系中哈萨克族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认为，在地缘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的中亚民族关系中跨国民族的地位和作用比较独特，哈萨克族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哈萨克斯坦的独立，并逐渐成为中亚国家的领头羊，同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都为哈萨克族发挥其桥梁纽带、沟通作用和不可替代地位提供了条件与空间。     

对族氏符号和短铭的理解

本文不同意把青铜器铭文看成全是祭祀祷告文，不同意把“族徽”看作是祭名。作者认为族氏符号的性质内涵是比较复杂的：有氏族图腾意义；有象形化美术化的表族氏的文字；有通用文宇；还有一些是抽象的氏族或家族的标记，它不属于文字。针对一些学者把牛头形、老虎形图案当作象形文字的现象，作者从理论上论证了文字符号与标记符号的区别，并以在客家民俗和家庭用具中看到的标记，论证了对族氏符号性质的判断。文章最后对商、周青铜器中不同类型的短铭，提出自己的看法，包括不同意把△（图二）当作文字释为“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