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汉书补注》略论

清末著名学者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晚号葵园先生,长沙人。他撰著宏富,而在史学界享有盛名的代表作则是《汉书补注》。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百篇组成,东汉班固撰,实经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之手才告完成。它是我们今天研究西汉一代历史无与伦比的珍贵文献。但《汉书》的微文奥义、连才高博洽、教养诸生常有千数的一代通儒马融,亦感通贯非易,也要伏于阁下,从班昭受读。因此,从东汉起,诠释《汉书》者不乏其人。     

《史记》、《汉书》比较简论

《史》,《汉》为我国古代历史散文之典范。比较而论,体例上,《史》发凡起例,创千古之业,《汉》完善定型,为不祧之宗;思想倾向上,《史》明天人之分,《汉》主天人感应;《史》通古今之变,《汉》调上下洽通;《史》成一家之言,《汉》尽圣人之道;人物塑造上,《史》明善恶,《汉》辨忠奸;《史》重传情,《汉》重传事;《史》重为人,《汉》重为文;《史》爱奇,《汉》重实;组织结构上,《史》神明变化,《汉》严填绵密;语言风格上,《史》错综成文,《汉》骈散一体;《史》雅俗共赏,《又》雍容尔雅;《史》笔端含情,《汉》不甚动情。总之,《史》为正史与杂史的巧妙结合,《汉》开后世正史一途;《史》为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统一,《汉》开后世纯史一路。     

《史记》、《汉书》的叙事研究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渗透于方方面面,早期的比较研究多以优劣为重,后期开始侧重于二者的异同及异同关系的研究。两汉时期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文学开始由功能性向审美性,由抒情性向理性,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变。通过《史记》、《汉书》的对比解析,可窥见两者在文学创作中叙事风格异同。     

《史记》、《汉书》中的同义词语连用

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连在一起,表达一个意思,在先秦典籍甚至甲骨金文中就已出现。如金文《杜伯盨》“杜伯作宝米盨其用亯孝于皇申(神)且(祖)考。”亯即“享”,《尔雅·释诂》:“享,孝也。”享、孝同义连用。《左传·僖公九年》:“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越亦陨也,《左传·成公二年》:“射其左,越于车下”可证。这种现象,反映了汉语由单音词向复音词发展的趋势。到了汉代,尤其是在《史记》、《汉书》等历史散文作品中,同义词连用的情况更为突出,而且还出现了同义词组、同义句子连用     

多民族政治体制确立新证——基于《史记》和《汉书》天文史料的对比研究

星野观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方法之一,它导源于"天人合一"的儒学理念。其要点是说,地上的地域空间,包括行政区划在内,必然与天上的特定星宿一一对应,也与时间的进程相匹配。由于星野观对维护国家统一作用巨大,各朝正史及各地地方志均编有"天文志"和"星野志",以此综合揭示社会的特征,其中也必然包括各民族平等意识。因而,凭借这样的特殊史料,去认证多民族政治体制在中华大地确立的具体时代,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通过对《史记》和《汉书》天文史料的对比,最终可以确认,多民族政治体制在我国历史上的确立发端于西汉王朝的鼎盛时代,也就是《史记》成书的时代。     

商务版《美学史》的一处误译

中译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 ,商务印书馆印 ,19 85年版 )第九章第二节“芳特奈尔和伏尔泰”的一段译文颇令人费解。其文如下 :诗剧的规律最初不为人所知 ,而且受人轻视 ,经过若干时日 ,就遭到反对 ,然后再被有条件地勉强加以接受 ,最后竟成为统治舞台的法则 ,可是它们的帝国确立的时代 ,严格说来只是中国的时代。 ( 16 40 )这段文字的难解之处在于 :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戏剧是否受到中国戏剧的影响 ?在欧洲戏剧史上有无“中国的时代”这一说法 ?“16 40”的出现有何含义 ?“诗剧的规律”(即我们通常所讲的“三一律”)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     

多民族政治体制确立新证——基于《史记》和《汉书》天文史料的对比研究

星野观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方法之一,它导源于“天人合一”的儒学理念。其要点是说,地上的地域空间,包括行政区划在内,必然与天上的特定星宿一一对应,也与时间的进程相匹配。由于星野观对维护国家统一作用巨大,各朝正史及各地地方志均编有“天文志”和“星野志”,以此综合揭示社会的特征,其中也必然包括各民族平等意识。因而,凭借这样的特殊史料,去认证多民族政治体制在中华大地确立的具体时代,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通过对《史记》和《汉书》天文史料的对比,最终可以确认,多民族政治体制在我国历史上的确立发端于西汉王朝的鼎盛时代,也就是《史记》成书的时代。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史记》《汉书》边塞题材探析

作为全面反映汉代社会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史记》《汉书》,对当时的边塞问题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一是全面地确立了固边守塞的观念;二是真实地记录和热情讴歌了汉代边塞抗击匈奴战争中的将士们的丰功伟绩,使其成为历代文人诗人世代传唱的对象;三是对边塞的风土人情、自然景物及战争场面有着真切的描绘。这些,均成为后世文人了解边塞及其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史记》、《汉书》用字简繁差异原因探析

《史记》、《汉书》的对比性研究中,叙事研究的内容广泛,该文旨在通过对两部作品中五篇文章的逐句对比,结合历史状况及司马迁和班固的艺术表达特点,来研究两部作品在行文遣句上用字简繁差异的原因。     

《史记》《汉书》中作者精神倾向比较研究

我国史传散文佳作代表《史记》与《汉书》在思想精神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史记》《汉书》所见西域里数考述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所见西域里数集中于《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晋书·四夷传》、《梁书·诸夷传》、《魏书·西域传》和《周书·异域传》。这些里数不仅是判定西域诸国方位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索当时道路走向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历来受到西域史研究者的重视①。兹拟以前人有关成果为基础，对这些里数记录作一全盘的考察。一、《史记·大宛列传》1．“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这一里数见诸张骛首次西使归国后向武帝所作报告，而张春往赴大宛乃自漠北匈奴单于庭附近出发，取道巴尔喀…     

《史记》《汉书》用字异对应分析

《史记》《汉书》异文中较多反映的是字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可以分为音关系、义关系及形关系三类。其中音关系中大多数的情况是假借或异体字对应;义关系类的情况中既有同义对应,也有少数反义的对应情况;形关系则大多为因字形相似而误的异文对应。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明清《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综述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研究点.明清两代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一方面继承前人,对前人研究进行汇总,出现了一些集大成的汇评著作;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新的特色,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研究方法也得到及时反思.总体而言,明代的研究以评点为主,清代则以考据为主,在考据中总结前人研究并开拓新的研究角度.     

《史记》《汉书》数术叙事形态论

数术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一,影响了官修史籍《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从数术文化角度分析《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数术叙事强化了《史记》、《汉书》的文学性。可靠的叙述人有两类,一种是隐指叙事人,另一种是间接引用叙事人。数术叙事的全知视角是源于数术的超自然特点,这也是形成《史记》、《汉书》神秘化色彩的要素。此外,数术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意象构成了《史记》、《汉书》固有的意象化叙事。     

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探讨两汉时期中印交流

中印之间的交流在两汉时期就已有记载。作为中国的邻国,当时的印度不仅在物质、文化等方面受到当时中国的影响,其对中国东输的植物、宗教等至今仍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对于西域等国的认识发展变化的梳理,分析两汉时期的中印交流。     

《史记》关于山西地名的一处错讹

《史记·魏世家》:当晋六卿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行,又率韩、魏之兵以围赵襄子于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之城,不湛者三版。……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     

从视点看《史记》的一处标点

《史记·项羽本纪》关于钜鹿大战的一段文字,中华书局标点本是这样的: 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现。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而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陈胜项籍传》关于钜鹿大战的一段文字则标点如下: 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奏,诸侯皆从壁上现。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呼声动天地。诸侯军人人惴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