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际互动视域下的辽代契丹文墓志形制体例研究

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中以碑志随葬的习俗自南北朝以来长盛不衰。辽代统治者虽然是契丹人,但是接受了汉族丧葬活动中以碑志随葬的习俗,契丹人既用汉文也用契丹文书写墓志。契丹文墓志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非汉语墓志,但是确系中国历史上首次形成体系的运用汉文墓志书写体例刻写的非汉语墓志。外观形态和铭文形式方面,契丹文墓志既有对汉文墓志形制体例的模仿和继承,也有根据契丹文字的独特结构和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而进行的创制与更新,可以视为契丹民族同汉民族交往、交融过程中文化涵化的产物。辽代契丹文墓志的部分形制体例还见于同一时期契丹人的汉文墓志之中,并且影响了后续王朝的碑志文写作体例。     

草原巾帼——论契丹女性对辽代民族关系的影响

游牧民族文化的特性使得契丹族女性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忧国忧民的思想,在辽与周边其他民族的民族关系上,契丹族女性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这一特质,为辽代民族关系的稳固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我们不能把当时民族关系的发展完全归功于契丹女性单方面的作用,但是她们所起到的作用却是直接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辽代契丹女性婚姻问题述论

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契丹族始终在辽代各项政策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受到汉族儒家文化及境内各民族杂居交往所带来的诸多影响,但依旧在婚姻中保留了许多本民族习俗。婚姻问题不仅可供后人管窥辽代社会及政治生活的缩影,也为其境内各民族间融汇交好提供了舞台。作为婚姻生活的主角之一,契丹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21世纪以来辽代契丹女性研究综述

21世纪以来,随着材料丰富度的提升以及研究视角的开阔,辽代契丹女性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对象涵盖了不同阶层的契丹女性,研究视角也从关注女性自身到探索其与社会、国家的互动。截至目前,学界围绕契丹女性政治参与、社会地位、日常生活、婚姻、教育、思想文化等问题展开了专题性研究,但各专题研究成果多寡不一。     

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原因

辽道宗、天祚帝执政的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秋冬春三季酷寒多雪,土地沙化严重,狂风沙暴天气增多.所有这些,除正史文献有少量记述外,此间使辽的北宋使臣在其使辽语录及使辽诗作中,均有较多的形象描述.援引宋人使辽语录及使辽诗作中的相关记述,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探讨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原因,或可拓展一条研究辽代环境史的新路径.     

契丹文学与辽文化的关系

契丹文学主要是指契丹贵族的文学、由宋入辽文人文学以及契丹民间文学这三个构成部分。契丹文化是孕育契丹文学的母体,契丹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其特有的游牧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契丹民族崇武尚勇、粗犷豪放,该民族风格特征是由本民族独特的草原游牧文化、地理、人文、生活习性、居住特点所决定的。这一风格深刻地影响了契丹文学,此外,契丹文学作为契丹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旅游方面的开发价值。     

白狼水东辽代及契丹族文化再考

“白狼水东”是地域古称 ,泛指现在大凌河上游牛亡牛河以东流域 ,笔者认为是现在阜新一带。由于近十年来 ,辽代和契丹族历史与考古多有新发现 ,对此有些至今未见研究论述。笔者简单介绍了近期有关白狼水东辽代及契丹族文化研究的10项考古发现及研究情况 ,目的是为学术界所了解 ,便于有更多研究问世     

辽代壁画及其高仿作品

通过对我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尤其是契丹族留下的灿烂历史文化遗产---壁画的研究、思考与模仿,开创了高仿辽代壁画这一独特的草原画派,丰富、发展了我国的传统文化。本文重点介绍了契丹人的墓室壁画和以内蒙古赤峰市为主的辽代壁画,并且对高仿辽代壁画作了详细的介绍,这有助于推动对契丹以及辽代历史文化的研究。     

辽朝汉族文人心态透视

辽朝的汉族文人是辽境内高水平文化的负载者,其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对本朝文学的影响十分显著。对他们的社会心理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辽朝汉族文人的政治态度在前期呈离心趋势,至中期则表现为向心趋势,辽亡前后则以灵活性、变通性为主要特征。民族关系的变动是影响汉族文人心态的最基本的因素。     

辽代行政制度二元化原因分析

辽代行政制度的二元化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颇具特色的现象。以南、北面官分治汉人和契丹人,这是由契丹统治者对待汉族文明的态度决定的。一方面是重视和利用,另一方面是有意疏远和抵制。行政系统的二元化,正是这种既利用又抵制的态度在国家政治制度上的反映。     

浅议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旨在考证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认为大丞相 ,左、右丞相 ,参知政事等都是实职官 ;同平章事分为两类 ,其中兼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者是实职官 ,其他则为虚衔 ;中书令和中书侍郎完全是虚衔。辽朝的中书省职官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 ,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的原则指导下南面官的自身特点。另外 ,也兼及中书省与南枢密院的关系问题     

辽朝燕京佛教述论

辽朝皇帝多崇奉和提倡佛教,在燕京幸寺饭僧,刻印佛经,修建寺塔,敕赐名额,作碑护持,礼敬名僧,对燕京佛教加以扶持。辽朝时期,律宗、华严宗、密宗、禅宗、净土宗、法相宗等各宗均有名僧在燕京弘传佛教,修建佛寺46所,形成北京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繁盛。不过,辽朝佛教虽然繁盛,但仍落后于中原地区。观察辽朝的燕京佛教,既要看到它的繁盛一面,也要意识到它的不足,这样才是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辽代北疆地区的开发

辽代北疆地区在城镇建设、农业、牧业上都有长足的进展。城镇建设上,出现了上京、中京等大城市,在草原地区出现了大批头下军州城。在上京、中京地区,不仅农耕范围得以扩大,而且在农作物品种也渐趋多样,农具也有了一定的进步。北疆的牧业的经营以群牧司官营为主,其畜群都十分庞大,动辄以千计。     

试述辽代之医学教育

从辽代统治者掠夺式学习医学、翻译汉族医书作为教科书、医学教育重在自学和私人传授、重视医学交流提高医学水平 4个方面阐述了辽朝医学教育的主要成就。所有这些为在北方落后地区普及医学知识和技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论金代多元一体的各民族文学（下）

金代各民族文学成长于汉民族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游猎文化的结合部,蕴含着游牧狩猎文化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从而为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注入了勃勃生机与原始活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融合是中华文明不断更新与发展、永不停顿与衰败的一个关键原因;而金代文学在中华大地上的崛起,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文学互动互补、相激相融历史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对于这一点,亟待文学史家在新的世纪构建中国文学史完备框架和科学体系的宏大工程中予以高度重视,并对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进行认真反思。     

辽朝军队都监考论

辽代承袭唐五代旧制,在军队中设有都监。辽代仍延用五代已有的临时型都监、常驻型都监两种类型。辽朝所置临时差遣型都监基本与五代相同,只是对势力较大的军队会派都监临时监管。常置性都监相较五代有较大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设置范围扩大,二是职权增大。     

辽朝与大食帝国关系考论

辽朝与大食帝国长期保持着频繁的商业贸易关系,史书对此虽鲜有记载,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大食盛产的玻璃制品、犀牛角、乳香、琥珀、玛瑙等都通过丝绸之路大量流入辽朝,倍受辽人的喜爱。在大食帝国境内盛行的打马球、猎豹技术,以及大食出产的金银器、瓜果、蔬菜等,也都传入辽朝境内,并反映于各种文献记载或内蒙古东部地区、辽宁等地发现的辽代墓葬壁画和佛塔雕刻中。大食文化与物品的输入,极大地丰富了辽人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同时,通过贸易往来,辽朝文化对大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二者的交流是双向的。     

辽代后期法制的败坏及原因分析

辽代法制在前期的建设中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到了后期,其法制却出现了大的倒退,遭到严重破坏,前期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主要表现在统一适用的法典被废除,吏治腐败,冤狱迭兴,野蛮残酷的刑罚复活。这是由统治者的腐朽昏庸,政治黑暗。国家权威的丧失以及封建法律固有的局限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