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对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调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中的用人制度及其自律——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催生了各种救灾组织。这些组织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运营有方的机制。新机制选拔出一支新型的救灾队伍——官民合组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国水委系统职员群体的社会文化资本构成进行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严格的用人制度与有效的自律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提高赈灾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提升组织的公信力至关重要。     

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

1931年的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天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为此特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该文主要考察国民政府这一新设的救灾行政机构的特征与民间义赈的关系;从中国荒政史的角度,分析南京政府时期救灾行政体系的特点,进而联系民国史的研究,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国家权力(官赈)与社会势力(义赈)的关系。     

论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以武汉1931年水灾为个案的考察

在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中,武汉三镇是受灾最重的城市。水灾发生后,政府认识到了这次水灾的重要性,并进行了较为积极有效的救灾行动,同时设立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通过考察救济水灾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可以看出,南京政府是这次水灾救济的主导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政府在社会救济中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及职能缺失。社会力量则弥补了政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在救灾体制方面的缺失,充当了国家救济替补者的角色,形成与政府广泛的合作与互补。而灾荒反过来又促进了政府和社会的成长,促进了国家防灾救灾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的自律机制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在民国水患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灾害使人成熟,大灾往往促生新的救灾机制。在应对江淮水灾的过程中,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为代表的官民合作型的救灾组织,通过社会文化资本双重考量下的用人制度、两套账务独立运营的经费开支制度以及威慑性的惩戒法规体系等措施,构建了内嵌于救灾组织治理结构之中的自律机制。     

1933年冀鲁豫黄河水灾与救济

1933年7、8月间,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其中以冀鲁豫三省灾情最重,受灾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00多万,财产损失2亿多元.国民政府在灾后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对灾区进行急赈、工赈和卫生防疫.尽管这次赈济活动有健全的组织和制度,但由于投入太少,成效甚微.这场水灾救济的失败,既加重了当时中国的农业恐慌,也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在救灾方面的无力和无能.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对民国与当前我国救灾体制的“社会化”思考

民国时期是我国救灾"社会化"最为生动、壮观的历史时期,近代新式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社会力量的生长和自觉精神的建树、近代大众传媒和交通事业的发展、政府行政力量的"让渡"等,都是促成救灾"社会化"的重要条件。民国时期社会化救灾的成功之处可为当前我国救灾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借鉴。以史察今、以今鉴史,完善我国当前救灾体制的可行途径之一即"社会化"。     

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社会化救济机制探讨

在现代社会,损害分散已经逐渐成为弥补侵权责任机制固有缺陷的解决路径,人们开始在侵权责任法域之外探索对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权益的保护方法,通过社会化救济的途径,可以达到更好地保护受害人权益的目的。构建我国社会化救济机制,对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多种机制协调配合的社会化救济体系大有裨益。     

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的构建

环境侵权具有特殊性,如加害人的不确定性、侵害对象的社会广泛性以及因损害后果的发生通常借助于环境要素这一媒介,故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失的同时,也导致社会治理环境成本提高等.仅依靠无过错责任原则追究加害人的责任将无法对受害人进行及时、有效的救济.所以,通过建立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对损害进行赔偿救济,成为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将环境侵权产生的损害视为社会损害,通过设立环境责任保险、环境损害赔偿基金以及其他配套措施等制度,给予受害人及时、有效的救济.     

尚玉意识在《诗经·国风》中的表现方式

玉以其特有的珍异润朗、光洁清澈赢得了人们的钟爱和礼赞 ,因而在广大群体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尚玉意识。尚玉意识自古有之 ,在距今 2 50 0余年的《诗经·国风》中就有大量反映尚玉意识的篇章 ,其表现方式大致有三种 :即玉作饰物 ,玉作信 (礼 )物 ,玉作美洁物的喻体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rates of overeducation in Europ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actors determining variations in spatial rates of overeducation. A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has been implemented on a sample of region-yearly data drawn from the EU Survey on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 (EU-SILC) and several institutional and macroeconomic features captured from other data-sets. Potential determinants of overeducation rates include factors such as labour market risk, financial aid to university students, excess labour demand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We find significant effects both for labour market structural imbalances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e research supports the findings of micro based studies which have found that overeduc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an assignm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bour market.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民主理论研究

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价值诉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几十年的革命和改革一步步确立其民主政治的过程。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体现和形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及理性升华的民主政治理论,又进一步推进着中国的民主进程不断地前进。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人手,以民主政治理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在这一背景下的发展脉络和主题。     

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

本文通过对中国周边的中亚地区的三个早期铜器发展序列的分析,了解到亚洲地区早期铜器的一般发展规律以及本地发展与外来传入的区别;并收集了欧亚草原早期金属器的相关地区的资料,明确了这些铜器的年代;最后以此为基础审视中国最早并且集中的齐家文化金属器,对这些金属器可能的发展阶段以及来源做出有根据的推测。论文根据金属器的形态研究认为,中国早期金属器在形态方面很多都是外来的,但是没有解决中国金属器的制作能力是否也是外来的,这有待考古与冶金史更好的结合。     

西部地区资源开发中的矛盾及求解——从发展合理性的视角

在西部地区资源开发中存在资源开发的质与量、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资源开发的发展与代价、资源开发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等几对现实矛盾.发展合理性是审视和解析这些矛盾的合理视角,确立和实现质的标准、科技进步、合理需求、合理代价中的发展、代内代际的和谐关系是化解这些矛盾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我国就业领域反基因歧视之法治困境

随着我国基因歧视现象从"可能"成为"现实",如何从法律层面有效规制就业领域中的基因歧视问题是当下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新挑战。反基因歧视是对基因检测技术滥用的矫正,它在有效规制基因技术所引发的负面社会效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最大限度实现就业领域反基因歧视的目标,必须从推动反基因歧视信念的普及、确立"间接歧视"的侵权认定标准以及健全基因歧视例外制度等方面着手。     

明末云南的"沙普之乱"

明朝末年,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统治日益腐朽.地方民族统治者与中央派驻官员之间,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继武定土司吾必奎叛乱后,安南土司沙源之子沙定洲与普名声之妻万氏发动了震惊云南的"沙普之乱",给云南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大西军借沐府焦夫人弟的名义进入云南,平定了沙定洲的叛乱,稳定了云南的社会秩序,推动了云南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从平等原则谈婚姻家庭中的男女平等

平等原则是民法中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男女平等是平等原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平等有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之分,现行《婚姻法》没有就男女在婚姻家庭中的权利予以区别性的对待,没有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应进一步规范体现性别差异的法律,实现男女两性的实质平等。     

新疆县域经济中的农业产业化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大中型城市的迅速崛起和县级市的建立 ,新疆县域经济占全疆经济总量的份额明显下降 ,目前县域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疆的 2 /5 ,而县域面积仍占全疆 4/5以上 ,县域人口仍占全疆 3 /5以上。如何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 ,尽快实现强县富民的目标 ,不仅关系到全疆经济的发展 ,而且影响到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农业产业化则是优化县域经济结构 ,实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振兴县域经济的有效途径之一。一、新疆县域农业产业化模式探讨(一 )发展模式与发展动力的关系分析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是发展模式的重要内容。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