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德性—礼—政治”模式——进步儒学视角下的政治哲学

今天,儒家哲学应当是"有根的全球哲学":植根于儒家传统,并从全球的其他哲学传统受到激励。进步儒学即是通往儒家政治哲学的这样一条进路的一个例子。它的基本理论结构像一只三脚凳,乃是德性—礼—政治的相互关系。所有三个维度皆植根于传统,但所有三个维度以及这些维度相互联系的方式,却已经在回应新的情境与挑战中经历了新的发展。伦理的德性是进步儒学最基础的目标,但是,要使德性的获得成为可能,个人的德性就必须"坎陷自身",并遵从政治的规则(例如法律)。同理,人类社会中,对于伦理规范与政治规范之实现来说,礼的规范也是必要的。因此,所有三个维度都是至关重要的,都是理解儒家政治哲学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生命儒学”与儒学之“三学并建”

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儒学形上学的走向成为一个"尴尬"的问题:儒学形上学源于对佛教尤其是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回应而建构,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在20世纪似乎已走入了穷途末路而"终结"。面对这种"尴尬"局面,儒学形上学到底应该如何取舍?是继续前行,拟或回归原始儒学,还是另择新路?这样一些问题成为儒学之未来发展所不可绕过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河北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点近现代哲学方向的师生先后三次进行专题座谈,并在座谈的基础上各自形成论文。其中,有三篇文章观点虽异,但又紧密关联,实是"一组"文章,现经修改发表于此。此笔谈之开展,意在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同时亦请同仁参与讨论,并批评指正。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五四”与儒学

20世纪初,中西文化的碰撞,对儒学的态度演变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观念的对立,"五四"人批判以宗法等级制度为其核心的儒学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自由、平等精神相悖,试图用民主、科学在中国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及学术思想,认为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没有存在价值,割裂了传统文化的发展。反思"五四",牟求儒学的新发展,应继承、发展"五四"的批判精神,实现对传统文化破与立的结合,推动它的现代转型。     

去“形而上学化”,回归生活儒学

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儒学形上学的走向成为一个"尴尬"的问题:儒学形上学源于对佛教尤其是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回应而建构,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在20世纪似乎已走入了穷途末路而"终结"。面对这种"尴尬"局面,儒学形上学到底应该如何取舍?是继续前行,拟或回归原始儒学,还是另择新路?这样一些问题成为儒学之未来发展所不可绕过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河北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点近现代哲学方向的师生先后三次进行专题座谈,并在座谈的基础上各自形成论文。其中,有三篇文章观点虽异,但又紧密关联,实是"一组"文章,现经修改发表于此。此笔谈之开展,意在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同时亦请同仁参与讨论,并批评指正。     

儒学的现代"名分"问题刍议

儒学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属于"谱系儒学","儒学"一词的含义只是"儒家之学"的意思,没有学理性的指涉;而在现代学术中,儒学却被称为"哲学"、"伦理学"或"宗教",并在这样的"名分"下被研究.但是,究实而论,儒学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范式上都与所谓的哲学、伦理学或宗教相去甚远.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将儒学称为"哲学"、"伦理学"或"宗教"就不是很"名正言顺",而且更严重的是,将儒学当作哲学、伦理学或宗教来研究大大地遮蔽了儒学的独特性.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对待儒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将儒学看作是可以用来建立新的哲学、伦理学或宗教的"思想资源",而不应直接将其看作是哲学、伦理学或宗教本身,这就好像我们应该将煤看作是电的资源而不应直接将其看作是电本身一样.     

论西汉儒学的政治化努力

所谓西汉中期起"儒学独尊"的说法并不准确。汉代主流的思维方式是阴阳观,并以黄老学"天—地—人"哲学体系代表当时最合理的政治理性。原始儒学以人性为出发点,主要为政治道德说教,是社会伦理学,而不是政治哲学,更缺乏治理制度与举措。原始儒学借鉴道家的哲学范畴发展自己的形上学。汉代整合宗族力量的需求,使儒学找到成为主导政治哲学的切入点。儒学政治化是漫长的过程。汉政府先确立了利用儒学的方针,而后才有董仲舒应诏陈策。儒生在武帝朝基本被排除在决策圈外。汉代儒学政治化的主要措施包括:改造黄老哲学建立神学天道观;阐发与窜改古书;培养儒学人格的官吏;附会阴阳与尊卑的关系;阐述三纲六纪。儒学神学化的努力最终失败。     

儒学的传承与开新——以熊十力释"理"为例

熊十力对"理"的诠释,反映了他从儒学开出新外王的强烈而虔诚的愿望和理念,也展示了他在哲学上的卓越创造力.熊十力认为"理"应具有的本体之性有三--实有、至足、创生,三种本体之性又可以内在地推演出三种"末用义"--科学、民主和权宜,从而理论上实现了"儒学开出外王"之理想.在学术意义上,熊十力对"理"的诠释,不仅是对宋明儒"理"观念的综结和超越,而且彰显、发扬了"理"的积极元素,尝试性地开出了儒学的新统.对于儒学乃至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而言,所有这些都极富启示性意义.     

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学传统的突破

以《新民说》为主线,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及其与儒学传统的关系进行了分梳和评析。作者认为,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和群治思想突破了儒学传统的民本思想,符合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潮流。但在伦理道德观方面仍保留了相当多的儒学传统,既有所继承,同时又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梁启超提出,一方面通过"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另一方面通过"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这种将两种文化的长处兼容并蓄的文化创新观念,即便在今天仍有启迪意义。     

熊十力与儒学哲学化的向度扭转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在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中增强与西学的对话能力和互动生成。论题侧重分析其在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转型诸层面的理论特点,以期反观现代儒学哲学化进程中的熊十力及其哲学贡献。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蒋庆的“政治儒学”

近年来,儒学复兴运动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已经成为事实。基于现代新儒家致思方向之偏误,蒋庆主张儒学制度化,走＂政治儒学＂之路,并对其发展脉络、基本特征与历史形态作了深入研究。作为当前儒学复兴思潮之一种,＂政治儒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儒学研究路向的新展开。不过,总的看来,＂政治儒学＂学理上不够圆通,也没有现实可能性,并非...     

“后新儒学”对传统儒学实践观的省察

通过对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哲学的反思,"后新儒学"认为当今儒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其实践观的转变。传统的实践观内缩于心性修养和道德形而上的探求,主要偏向于道德的维度。"后新儒学"融摄马克思主义和船山哲学,提出以社会历史生活为总归的新的实践观,此种实践观旨在克服儒家传统实践观的缺陷,真正进入生活世界。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当代新儒学之新三统论

牟宗三先生在深切反省中国文化与哲学传统之下，认为要回应当前的时代课题，要建立新的三统以为中国文化与哲学往前发展的重要方向。牟先生的三统是道统、政统与学统。道统是重建中国哲学与儒学之正统地位，牟先生以两层存有论重建和发展先秦和宋明儒学之心性论，建立内圣之学为哲学之原型。政统与学统是新外王之道。牟先生改造传统之内圣直接开出外王的方式，由良知明觉之自我坎陷开出民主政治与科学知识之建构。这是三统并建的开展。本文申论牟先生及当代新儒学诸位先生在反省及重建传统文化所感受到时代课题中何以必要开出新三统之义理。进而反省汉代公羊学之通三统之说，与宋明儒建立之道统之意义，以见出新三统的重要价值。同时亦略陈述对当前若干学者所提的三统之论述，并加以批判的检讨，以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时代使命所在。     

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儒学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是一个历久而常新的话题。探索儒学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要分层次和分学派。从形上超越、政治伦理、日用习俗三个层次和"理学"、"心学"两大派别结合起来,儒学在未来社会中在政治伦理与社会调控、日用习俗与公民教育等方面能起积极的作用。     

面向生活本身——“儒学生活向度”的另类阐释

就近期学者广泛探讨的儒学的定位、儒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文章追溯儒学的思想历程和历史定位,认为探讨＂何谓儒学＂,必须回到儒学之生活向度本身。儒学还原到本质就是生活。儒学的生活向度是儒家思想发生方式的哲学根源。     

从“儒学热”看儒学的现代转化之路

文章通过对"儒学热"的反思和批判,指出儒学在实现现代转化的道路上应该注意以下五点:第一,既要立足于现实需要发展自身又要避免媚俗,尤其要避免以功利目的为导向;第二,既要面向大众普及儒学,又要进行扎实的学术研究,走世俗化与学术化并行的道路;第三,既要借用政治支持发展自身又要有自知之明,与政治保持适当的疏离;第四,儒学要增强自我批判意识,不断进行融合创新。第五,儒学传播者和研究者要增强道德修养,以避免因个人品行问题使儒学蒙羞。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简评陈明的“文化儒学”

与蒋庆、盛洪与康晓光汲汲于儒学的政治路向不同,陈明以"即用见体"为立论基底,以"公民宗教"为现实进路,力图从文化角度来重建儒学理论体系。所谓"即用见体",是指处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们通过创造性活动,把生命存在的内在可能性完满地表达、呈现出来,进而构建新的生活形式和新的生命形态。陈明以"即用证体"和"即用建体"来构建儒学理论体系,超越了"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对举模式。通过批判国教说,陈明提出了"公民宗教"作为实践"即用见体"的现实进路,强调其社会基础和对个体生命之思想体系的完善;认为儒教的实际功用、现实境遇和研究现状为"公民宗教"提供了可能;进而认为儒家的"生生之德"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的善"可使"公民宗教"与宪政实现对接。陈明之"文化儒学"将国人的文化认同、身心安顿与文化重建联系起来,更具开放性和灵活性,极大地拓展了儒学研究的思维路向,但也面临着挺立与完善"文化儒学"的本体形态和宗教进路的现实困境等难题。总体上,陈明"文化儒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大陆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     

近代儒学凋敝下“君子儒”形象的重构——以张之洞“文格”与“人格”为视阈

儒教凋敝是近代中国哲学范式转型的重要表现。大略分析其话语可知,西方哲学的观念、问题、方法等对传统中学的不断侵蚀、今古文经学之辨、汉儒宋儒之争,以及"经世致用"思潮的揭橥与发展,使得孔学"君子儒"形象在晚清儒臣张之洞身上发生了改变,这是近代儒学困境下士大夫寻求人格理念与哲学修养新变的典型个案。通观张氏力辟公羊、调和汉宋、学兼中西、体用结合、经世务实等治学为政实践,其为人、为学、为官皆映现了传统哲学之衰败及转型。     

“结盟康党”与“贼儒合流”——“大陆新儒家”反思

儒学,可谓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舛难之学,时至今日,"大陆新儒家"出,儒学又开始了新的舛难。在反思的意义上,本文所指称的"大陆新儒家",概指"康党"。"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为思想纲领,把对岸的港台新儒家视为"心性儒学",而把"大陆新儒学"标榜为"政治儒学",使其机会主义的功利化政治价值取向愈发彰显。应当认为,以"新康有为主义""结盟康党","贼儒合流"而步康有为后尘,给当代的儒学复兴带来了毁败之舛难。职是之故,反思批判"结盟康党"而"贼儒合流"的"政治儒学"及其儒学宗教化,实乃应然之学术工作。